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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我是大约150名申请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参加选区选拔委员会初试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这是令人满意的，但这似乎还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这种场合，最为人知的人有时反倒不如树敌最少的人。随着比较弱的那些候选人被淘汰，如果他们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你的对手，那么很可能在跨越最后一道障碍时败下阵来，甚至我们的马还没有放出来。
根据安排，我们最后四个人——3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协会执行理事会的挑选。我知道我将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会遇到强烈的反对意见，这将是值得一搏的战斗。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我自信地认为我了解这个选区。我确信我能够对付即使根深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详细地读过我所能搞到的所有报纸和有关资料。我认真熟悉讲稿直到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而我已经掌握了不拿讲稿讲话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应具有最佳的心理状态——自信但不自负。我决定遵照唐纳德的指导，穿黑色外衣。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运珍珠，也别上了达特福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我的胸针。
但是有一件很背运的事。与执行理事会见面的那天——7月14日，星期一，丹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参加。实际上，整个选拔过程进行得很快，丹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个月左右，推销其公司的产品。这时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个地方”。而其他候选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当我在7月的那个炎热的夜晚进入已经挤满了人的会议室、在协会主席身边就座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
但只要我站起来讲话，一切紧张感都荡然无存。像往常一样，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绍我的主要观点，而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坐下时，场上爆发出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不出所料，麻烦从提问时开始。
一个孩子尚幼的母亲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对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怎么？我照例说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样，总有一部分听众难以被说服。毫无疑问，由于可怜的丹尼斯不在场，他们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并不需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当时在场。
提问完毕，我又与其他候选人及其夫人们坐到一起。大家过分客气地谈论着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种场合好像总是这样。我们中的最后一个表演结束后，好像是无休止的等待。然后，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结果。他是对我讲话的。没有时间感到放松和高兴，甚至疲倦。现在，我得回到屋里接受执行理事会的祝贺。
后来我才知道确切的结果。第一轮投票中，我获35张，与我最接近的对手获34张。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第二轮投票。在这一轮中，我和我的对手分别获46和43张。一般来讲，下一步应该是为了做做样子，或者表示没有任何恶意，执行理事会应一致投票选我为候选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对我做候选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继承的是一个需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协会。这就意味着我要把那些未掩饰对我不满意的人争取过来。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须向在格兰瑟姆的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丹尼斯是完全联系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这些会令他高兴的事。不久前，我留给他写信，谈了我当候选人的前景，但是他从未收到那封信。又过了几天，他从约翰内斯堡途经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前往拉各斯，在转机的时候拿起一份别人丢下的伦敦《旗帜晚报》。他在翻阅各版时发现了这个惊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选拔为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我好像总是给他惊奇。
次月上旬，正式通过我为候选人的会议是我在整个芬奇利选区协会全体人员面前表现我自己的第一次机会。这次我又穿了一套纯黑色外套，戴一顶黑色帽子。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为我做了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她的介绍极尽赞誉之词，几乎让人尴尬。 她后来成为我的强大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报》，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我的一种优势）。我进入会议大厅时，大家热烈鼓掌。我利用此次机会比较详尽地谈了国际及国内事务。我竭尽全力，因为我知道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是唯一当选的候选人，但这次会议并不像通常那样只是个形式。仍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我作候选人，主要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伙人。她们希望重新选拔候选人：而我决心扭转这一困难局面。对回答大厅内人们提出的3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困难。如保守党在这种场合的一贯做法，他们给我的欢迎是没说的。但与报纸的报道相反，最后仍有几人拒绝投票正式选我为候选人。因此，我是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的，而不是那个神奇的词：一致通过。因此，离开会场时，我既知道我已稳获候选人资格，也确信协会的绝大多数人将支持我，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些人是执意要与我为难。
我给当时担任保守党议会督导员的特德·希思写信，告诉他我面临的问题。他曾是达特福德邻近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利用了我的个人关系，在我正式当选候选人以后、议会选举之前，我请来了一些著名的人物来替我讲话，其中有伊恩·麦克劳德、基恩·约瑟夫、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我未来的政治生涯与这些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尼斯参与我的竞选活动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帮助我，他虽然来晚了，但还是让我很高兴。伯蒂·布拉奇一直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过去，人们对芬奇利的选举活动有一种绅士般的超脱感。这既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所容许的。我希望努力工作、竞选，就好像芬奇利是一个获胜希望不大的选区一样，也期望其他人也同我一样努力。从这时起，我一周去选区两三次，经常到选区的每个小区去游说争取支持，然后到当地的某个酒馆或某人的家里认识一些保守党的积极分子，一起喝点饮料。
我当上芬奇利的候选人的时候，芬奇利的自由党人已经十分投入地开展竞选工作了，这引起许多保守党人的担忧。自由党总是善于组织竟选活动，他们在地方政府选举中的工作更是有力。几年前，在芬奇利，因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出了一件丑闻。有几位保守党人卷入了这件丑闻。自由党就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提起此事。我自己从来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想法，我们党因为这一丑闻而名誉受到损害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同时，我也想到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党未能争取可能支持保守党的人都来投我们的票。因此，我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我们欢迎新党员，特别是犹太人加入我们的基层组织，当时没有想到，后来一些犹太人成了我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当时我们未能充分地争取潜在的保守党选民的选票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无论会引起多少人的不悦，加强基层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我作出巨大努力去加强选区内保守党青年组织的工作：因为，我确信只有把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吸引过来，我们才能有把握对付十分活跃的自由党的挑战。到1959年9月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选区的党的组织工作情况已大为改善，我开始感到比较放心。
我也预感保守党将获得大选胜利。5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形势好像对保守党取得选举胜利越来越有利。在芬奇利，我们正在做好最后的准备。实际上，宣布大选时，我和丹尼斯及我们的双胞胎正在怀特岛度假。我们立刻赶回伦敦。虽然在竞选活动中仍会遇到苏伊士问题及解除房租控制的问题，但是竞选的主要问题是哪个党更可能实现并保持繁荣。这一直是我与其他候选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犹太教堂中辩论的主要话题。这可是对我们有利的领域。因为，如我们所宣称的那样，保守党执政时，生活更好。芬奇利及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另外除繁荣感外，大家也意识到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一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在美国、苏联或是欧洲大陆问题上，发挥卓越作用的政治家。
1959年10月我在芬奇利参加的第一个投票日开始了。后来我在芬奇利度过的9个投票日中的所做所为与这一次基本相同。投票开始后不久，我先在我的家所在的选区投票，1959年是奥尔平顿，后来是切尔西、威斯敏斯特。然后，同丹尼斯驱车去芬奇利。我访问每一个投票站及委员会办公室。中午可能与伯蒂。布拉奇或其他人在一家旅馆共进午餐。我只付我自己的帐，没有任何灵活性，避免别人指责我“招待”选民。保守党中央总部早已向所有候选人灌输了如果那样做的可怕后果。5点以后，我就不再访问委员会办公室，因为委员会会派出工作人员去召集我们的支持者投票，我只是到一两个投票站露露面而已。等到投票结束后，我和丹尼斯到布拉奇的家中吃点东西，访问选区的办公室，获取些最新的轶闻趣事，然后去观看计票现况。这次计票是在克里斯特公学，后来的9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厅进行的。
每个候选人在学校里都分有一个房间。每个候选人可以与一部分有票能进入计票现场的支持者一起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每个房间里都有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奇迹——一台电视。这是电视第一次在竞选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电视提供的计票结果告诉我们保守党在全国的成绩如何。我时而在计票厅里看着长条桌上每个候选人的选票堆得越来越多，时而溜回我的房间去跟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结果。全国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高兴。
凌晨零点半左右，有人通知我马上要宣布芬奇利的选举结果，要求我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同选票报告员到台上就座。要是别人竞选一个有把握获胜的席位，而且知道保守党即将在全国获胜时，一定会感到信心十足，甚至沾沾自喜，而我却不会。在我从政的每个时期，无论是因为第六感觉——谁知道——还是迷信。我总是把这种心态与灾难即将到来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站在丹尼斯身边时，我表情严肃，尽量不让人看出我的内心感觉。
选票报告员开始宣布：“迪金斯·埃里克·彼得罗：13，437票。”（工党欢呼。）“斯彭斯·亨利·伊万：12，701票。”（自由党欢呼。）最后，我们听到：“撒切尔·玛格丽特·希尔达：29，697票。”我大获全胜——比第二名多得16，260张选票，比我的前任也多得近3500张票。保守党人也发出欢呼声，但我们的欢呼总是比自由党的或社会主义者的更克制些。我发表简短致辞，接受选举结果，感谢我们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丹尼斯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走下了台子——已是芬奇利的当选议员了。
我被选为芬奇利的候选人后不久，曾不经意地对我的双胞胎孩子说，一旦我成为议员，他（她）们可以到下院去喝茶。从此，他们的简单的请求是：“你还不是议员呀？妈咪，时间太长了。”我也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通向议会的路是很长的，但现在我知道再过几周，我就会在下院的绿色皮椅子上就座了。
这是第一步。
第四章 外围圈子 初试立法
第一节 终于有了一个花园
至此，我和家人舒适地住进了位于肯特郡法恩伯勒的一幢较大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当时房租上涨失控，我们担心继续租用天鹅公寓费用会高得多，因此看到《乡村生活》上的广告后就决定买下“朵马斯”这所房子。无论如何，我们感到孩子们需要一个可在那儿玩耍的花园。
我们新买的房子原先是座好房子。现在尽管结构还好，前一家房主却没能好好地维护。房子没有中央供暖，一英亩半大的花园内杂草丛生。我喜欢立即动手改造这一切，尤其对整理花园热情高涨。我从小就想有个花园，可当父母终于搬进一处带狭长的大花园的房子时，我已不在家住了。因此“朵马斯”的花园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戴上厚厚的园丁手套去铲除荆棘丛，用手推车从附近树林里运来腐叶土以改良土质，修建了几个花坛）并查阅了杜鹃花和大丽花的栽培要求。我们党在博地布拉其选区的主席正巧是个极出色的园艺师，不过尽管他教给我许多窍门，我种的玫瑰花总也赶不上他的。
“朵马斯”成了我那对孪生孩子的极乐之地。新花园、新邻居和林中散步（尽管不让他们单独去）的刺激都是他们的新体验。我们的房子是一座庄园的一部分，周围没有车辆穿越，因此对孩子们很安全。为避免他们掉入池塘，一开始我就将池塘填埋，改成了玫瑰花坛。
我开始成为议员的时候马克和卡罗尔6岁了，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惹许多麻烦的年龄。丹尼斯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国，在家的时间不能如希望的那么多。由于议会内的工作使我无法每天在孩子们睡觉前回家，我就坚持全家人每天一起用早餐。我们也利用时间很长的议会休会期和议会开会期间的周未团聚。我十分感激孩子们的保姆芭芭拉和接替她的艾贝，芭芭拉后来嫁给了指导我整理花园的一位当地的园艺师，而艾贝后来则成为我们家的好友。当时她们管着孩子们，而我总是每天傍晚6点前从议会往家里打电话，了解一下是否一切正常，孩子们这时总会告诉我又出了什么麻烦。
我从母亲那儿学到，使家庭充满家庭气息是很重要的。我特别坚持要有一个温暖的厨房作为全家的中心，厨房须足够大，使全家人都可坐在那儿用餐。虽然我喜欢到处干净、整齐，但不愿为整洁而过于简朴，一所居家的房子应该又舒适又装饰得吸引人，要做到两者的结合并不像有时想象的那么困难和费钱。我和我母亲一样喜欢红木家具。在深色的红木餐桌上没有什么比银餐具更显漂亮了，所以丹尼斯和我收藏了少量的银餐具。
古董店对我来说曾是危险的诱惑。当时古董价格已经令人吃惊地成倍上涨。尽管我小心地不看那些昂贵的大件，我还是会利用购物或政治工作的间隙去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古董或复制品家具一直是我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官们不仅好看而且实用。某个星期五在里奇蒙公园我丢失了一个蓝宝石围巾扣（宝石是丹尼斯出差去锡兰时买回的）后，我用保险赔偿买了一件古董家具作鸡尾酒柜。丹尼斯认为我应多买些首饰，而我却在生自己的气，我对他说：“至少我不至于在里奇蒙公园丢失鸡尾酒柜。”就这样我们渐渐置齐了家具。
我家中并无大多的画。除了几张照片和日后添置的几幅素描和肖像外，丹尼斯和我都认为好的画太贵了，而挂不好的则毫无意义。我开始收集瓷器。墙上挂的瓷盘和陈列柜中的瓷人为我们家增色不少。而且买单件有时显得不那么奢侈。有一次在弗林顿我姐姐穆里尔和她丈夫的农场作客时购置了我的第一套皇冠德比瓷器。还有一次，当我在芬奇利作了一晚游说后，发现我们的一位支部主席拥有一些为数不多但足以显示其无懈可击品位的瓷器收藏。从此，每当看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时，她就会告诉我。
在格兰瑟姆的童年经历使我确信，营造快乐家园的最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