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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儿。一针一针，和着心跳的节奏，做针线时心总是平的。我倒是有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能缝出各种针脚，我却几乎不用，偶尔借给从国内来的朋友，但多数时候，它坐在阁楼上招灰。
二姨和她丈夫住的房子很普通：灰色的砖墙，小小的院落，三间北房，一个厨房。房顶的瓦隙长出了一蓬蓬的草，雨天常常会渗漏。窗上没有玻璃，用高丽纸糊着。不管怎么说，这房子归二姨丈夫所有，这一项简直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不用交租。二姨还能在小院中种几畦菜，养几只鸡。二姨勤俭持家，几年下来，她居然还为孩子的教育攒下一小笔钱。别人家孩子去上学，她决不会让自己孩子呆在家里变成文盲，这是二姨的志气。
二姨的儿子长到6岁、女儿3岁时，一夜间国民政府要迁都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二姨一家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丈夫要失业，他上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中央政府也搬了，僧多粥少，故都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会便宜。再者，二姨和她丈夫谁也没离开过北京，他们想都不敢想将要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没了老邻居，街道和店铺又都那么陌生。举目无亲，缓急有点事谁给帮忙？“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既没钱又没权的人，有人愿意帮你才怪呢。
二姨的丈夫愁眉苦脸，似乎一下子老了20岁，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二姨也没了主心骨，她想到家庭面临的窘境，只会急得伤心落泪。最后丈夫决定还是留在北京另找工作，却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就在他失业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吃山空。二姨攒下的那一小笔钱很快就用完了，继而是卖家具。二姨的细软，计有几只银镯子和玉耳环，加上几身体面点儿的衣服，悉数迸了当铺，再也没能赎得回来。紧接着他们便不得不向亲戚和熟人告贷，过不了多久，这些亲戚熟人开始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不是富得流油，可不能把钱扔在水里只图听个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在这节骨眼上，二姨的丈夫又病倒了。这时他们家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请大夫给丈夫治病呢？只几星期，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年仅25岁的寡妇，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一间一贫如洗的空屋。
这对二姨来说无异当头一棒，上天招走了她的男人，从今往后谁来支撑这个家？谁来养活孩子？二姨日夜饮泣，也想一走了之。千百年来，殉夫赴死对于未亡人不失为一条光荣的出路，使二姨为之心动。但她还是放不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怎么活呢？他们既已失估，母亲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倚靠。她理应守在孩子身边，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
此时二姨要养育孩子，一个办法便是再嫁。这当然脸面上不大光彩，却是切实可行的。二姨还年轻漂亮，父母公婆都不会责难，因他们也无力帮她。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决意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直到二姨在74岁去世，她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第二个男人。
一次我读完一本爱情小说，忍不住问她：“二姨，你很爱你的丈夫吗？”
“你说什么？尽瞎说八道。我压根儿都不记得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再嫁？”
“我不想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指桑骂槐，我受不了这些。何况我也怕再嫁的丈夫对我的孩子不好，打骂他们，给他们吃残羹剩饭，穿芦花絮的棉袄，就像我给你讲的京剧《鞭打芦花》那狠心的后娘一样。这种故事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敢冒这个险。”
这就是二姨为丈夫守了50年寡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二姨根本就不爱她的丈夫。“他真窝囊！遇上些难处，他一个大男人，半点办法都想不出，就这么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熬日子。过了多少年！看看你的四姨五姨，她们过得多松心滋润。我还爱他？做梦吧！谁会爱这样的男人？”二姨说这番话时一脸不忿，好像她丈夫之死也是他的过错，是他没能耐的证明。
正因为男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二姨决定靠自己。她必须想法谋生，挣钱养家，抚育儿女，她不能像那不争气的父亲一样让子女没着没落。
从那时起，二姨开始为别人做裁缝。虽然她的手艺没得说，但仍得克服羞怯，主动找客户。慢慢地她学会了与陌生人周旋。揽活的时候，她得十二分小心，因为她的身分是寡妇。男人可能想占她的便宜，而女人则总要对她捕风捉影。但她又不能闲呆在家，她得靠主顾们过日子。生活中左右为难的事多了，可二姨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么些年，她的门前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她终于使街坊们相信她是一位满身志气的贞洁自爱的女性。
二姨做裁缝生意的价钱合情合理，交货准时，最吹毛求疵的客户对她的手工也难挑出毛病。日复一日，她在街坊有口皆碑，主顾日多。
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小的成功，命运给了二姨重重的一击，但她没有趴下，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她爬起来，站稳脚跟，不再依赖丈夫的力量，或是乞求亲戚的施舍，这些看人脸色的事实在让她感到难堪，她完全可以靠十个手指养活自己和孩子。
二姨第一次上奶奶家便是去做裁缝的，我曾祖父去世时，二姨来帮着奶奶家的裁缝一起赶制孝衣。那时候，大户人家的服孝期得持续七七四十九天，这段时间内，家里上上下下都得戴孝：白衣、白帽、白鞋。不惟如此，连峙慢、窗帘、桌布、椅套、床单等等都清一色是白的。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针线活，二姨没日没夜地做，她的实诚、本分和手艺给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大度和善良也赢得了二姨的敬爱，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后母亲怀上我，奶奶要找帮手时，老二姨一推荐二姨，奶奶当下就同意，两人一拍即合。
二姨这次赶做孝衣收入甚丰，但类似机会千载难逢。老北京多的是穷人，做不起新衣裳的人家比舍得大把花钱做丧事的不知要多几许。再说，大户人家自有专用的裁缝，除非遇上急事，是不会去找二姨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二姨没有做新衣服的客源，只能为普通人改改旧衣服，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改旧衣服的活儿也找不到，二姨就得帮人洗衣服勉强度日。
传统方式洗衣其实非常辛苦，数年后二姨向我娓娓道来，倒显得别有一番情趣。二姨用一个大筐装满了脏衣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