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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一小会，姑姑又说：“有时我真想还不如让她一了百了。5年来，陪伴她的惟有孤独和疾病，这种日子5个月我都受不了，邻居从不帮忙，他们不帮忙也罢，有一次一个以前的老佣人让女儿来帮忙，邻居都要汇报到居委会，找她们麻烦，以后她也不敢再来了。这些邻居就想叫你奶奶早点死，因为她活着，他们就觉得不自在。她是这儿的房主，这些人根本没有征得她同意，强行把她赶出去，自己搬了进来。一共6家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
“你是说奶奶脑子不清楚了吗？你能肯定么？”
“哟，你没听她讲那些故事？你说呢？不觉得它们有点匪夷所思么？”
“她有没有跟你提到一把剑？”
“什么剑？”
“一把名叫饮碧的剑。”
“没听说。”
“那么井呢？”
“也没听说过什么井。”
听到这里，我放心了，而且一阵高兴：奶奶跟我讲的事从来没向第二个人提及，连姑姑都无从得知。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她说的故事兴许怪诞，但我喜欢它！还不曾有另一个故事这般打动我的心。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有些真的成分在里边。但我也不能自圆其说。我没法跟姑姑解释，她是医生，只相信显微镜下看得见的东西：病毒、细菌、组织、细胞等等。抽象的东西，如命运、前世、天堂，甚至“气”，她都会归在迷信一类。于是我没有再继续谈这个话题。
我离开北京不久，奶奶就谢世了。她是9月死的，死在那间没窗的储藏室里，死前她终于没有机会和父亲、叔叔见上最后一面。没准她真见到他们了？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没准她的天目一直追随着他们，没准也一直瞧着我哩？
20 悔恨
我从北京回到村里，不知为什么，觉得凉水泉样样不对劲，我像是突然换了一副眼睛。也许如四季膻递，在我离开的这阵子这个地方真的起了变化？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夏天嘎然到了尽头，每一样东西都沾上了秋的气息：花儿从野地里消失了，落木萧萧，风的刀口也磨快了。虫鸣凄厉，仿佛知道自己的大限将临。
迎接我的头条新闻便是老眯子被强奸了，调去了一个偏僻的村子。陈丢了职位，他总是躲着我，也许他自己也感到难为情？
我被任命为猪号的班长，安排自己和其他人干活，于是不再做关于陈的梦。毕竟，这不叫爱情，我很快把他给忘了。忘了老眯于则不太容易，有时我们心自问，如果我不带头值夜，今天她是否会安然无恙呢？现在她前途黯淡，虽然没人会想到来责备我，我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对此事负责呢？
如果老眯子事件只在我心中搅起些微澜，那么，另一场路人皆知的“九一三”事件则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回头看看，这成了我们这代中很多人一生的转折点。
“九一三”是指“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企图暗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事件，结局是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这件事使我极为震惊，并随之对“文革”的实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而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是一群目光如炬、高尚无私的人？我此前一直如是相信。亦或它竟是一场自上而下、最后弥漫全国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受了大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权术家利用了。林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能想到毛主席亲自提拔、党章中已经确认的接班人会是这样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家？如果林彪是如此，那么其他像他一样在文化革命中青云直上的人呢？
至于那些政治家们炮制的理论和口号，也许只是他们攫取权力、击败对手的工具，而我却一直对之高度重视，活学活用。林彪和他的追随者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当权派则坚持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这一指导思想永远不会改变。”
林彪死后，新闻媒体继续教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但在凉水泉，订报刊的人数骤降，从1969年的近200份降到了1972年的不到10份。严指导员对此颇为不满，他召集会议专门强调订报的重要性。但只要他不给掏钱，我们才不理他的茬。谁舍得把辛苦得来的血汗钱花在这些空谈和可憎的谎言上，这些话我们都能倒背如流了。
报上的谎言之一是说所有知青下乡都是出于自愿，其实不然。许多人是迫不得已。和我在养猪场一块儿干活的一个哈尔滨来的知青女孩对我说了她的经历。
1969年她来凉水泉时才15岁，长得又瘦又小，人们叫她小猴子。两年后她来猪场顶了老眯子的位置。农历新年快到来时，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家什么也没给她寄。除夕夜，见她很忧郁的样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边，与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这使她脸上浮起些许惨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释为什么她家没给她寄东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身体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
“我是老大，从读小学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归我干：买东西，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买煤，带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爸每个月才挣70来块钱，他请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毕业时，爸爸到学校找领导说了我们家的困难，请求领导让我留城。但领导发话了：今年分配有统一的政策：长子长女都必须下乡。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许留城。就这么回事。这个政策还有个名儿，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爸回来跟我一说，我们都很为妈妈担心，怕她听了这个消息受刺激，又要发病。我们就瞒着她，一直瞒到最后一个晚上才告诉她。
“我妈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挺平静。她说她会给我做茶叶蛋，让我带了在火车上吃。见她这样，我和爸爸都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妈还是发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乱语。当然，也不会有茶叶蛋了。爸爸抽不开身到车站送我，我自己打了背包，就这么来了。
“后来我爸给我写信，说我妈的病好一点儿的时候，她想起了答应给我煮茶叶蛋的事，她很后悔自己在我走那天发病。打这以后，我爸说，只要她精神病一发作，就煮茶叶蛋，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煮了，然后拿到火车站，送给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
说到这里，小猴子声泪俱下。这真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我也陪着落泪了。到了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么英雄？又何必假装我比她站得高，看得远？现在我们不都一样了——自愿来的和被迫来的，我们都陷在这沼泽里！从目前的宣传看来，北京一些领导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这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上，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运动必须成功。我们变成了他们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他们错了也得死硬撑着，否则就会给对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政策谈何容易！这太残酷了！想想。巴，他们的赌注是中国几百万青年的前途，而我们的命运又紧系着几千万父母和亲朋的心。谁知道在这个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泪下潸然。而政治家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在乎权位是否牢固。
这会儿，北大荒的农场已经更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变成了36团。军官们也来了，进驻场部，那儿好歹有电，有暖气，有医院，有综合商店，有礼堂，可以放电影，还有火车站。他们只是偶然下到村里来，指导一场运动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军官来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三连）指导麦收，几个月时间，他都让我们早上4点钟就起床，围着打谷场跑步，一直跑到我们几乎要晕过去为止。跑完步后我们接着下地干活，他则回到村里。他整天干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当兵的无权过问当官的事，只是我们从没见他和我们干过一次活儿。
另一军官是冬天下来的，看我们还没收完苞米，他命令我们夜里到苞米地去“突击”。行动于午夜12点整开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月光。我们背负沉重的竹筐，摸黑消灭“敌人”。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在雪地里挣扎前进，滑倒无数次。黎明时分，看看我们的战斗成果，才知道大失水准，好多“敌人哨兵”还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们不得不从头再干一遍。
我对“亲人”解放军又怨又恨，他们对农场管理一无所知，而他们手中有权，我们就得听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场进入负债经营，周总理每年亲自冲销几亿元的坏帐。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军队干部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和他们相比，以前的赵指导员真是“小巫”一个了。而这次谁也不敢再喷有烦言，若想攻击“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现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万马齐暗之中，有一次我们却斗胆出了一回声。
1972年早春，猪号的一位当地青年小李操作饲料粉碎机时出了一起事故。这机器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运转时，我们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断塞进机器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机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东西伸进去立即会被咬断，在几秒钟内嚼得粉碎。可是因为猪号只有这一台粉碎机，而猪总得有饲料来喂，我们也就一直用着。事实上农场的其它机器也一样险象环生。
那天，小李的白线手套不知怎么和豆杆缠在了一起，他还没意识到，手套就被机器卷了进去，右手也跟着进去了。他感到剧疼，抽回手臂，只见自己半截手腕的白骨露在外边，整只手不见了！血从伤口处喷出。
每个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我们心狂跳，脸发白，冲过去把小李扶到赤脚医生那儿。赤脚医生哪见过这种阵势，也骇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勉力将小李的伤口包扎上，叫我们快送他上医院。医院在团部（以前的场部），离这儿30公里，村里没车，只有拖拉机。
拖拉机手很快在拖拉机后挂了一节车斗，我们20多人把李弄上车，一起坐了进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们胡乱往车上扔了几条被子，拖拉机就开走了。
一出村，风格外冷，像小刀一样打在脸上。我们拥住伤员，设法用身体挡住寒流，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小李全身战抖，止不住一阵接一阵地呻吟，泪水从他惨白的脸上滚下。拖拉机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像蜗牛爬，照这个速度我们3小时也到不了医院。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机陷在雪坑里怎么办？
正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有人眼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辆吉普正向我们开来，“老天有眼！”吉普可开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们跳下拖拉机，站在路中间拦车。
吉普停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长——一个40来岁的矮胖子——坐在里面。他满脸不快，我们向他解释事发突然：一位战士的手切断了，他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请求团长搭我们的拖拉机进村，让伤员坐吉普去医院。
听完我们的话，团长眉心拧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请他无论如何下车看一下小李的伤势。我想他只要亲眼看见小李痛苦的模样，一定马上让出吉普的。这还用怀疑么？
在我们再三再四的请求下，团长终于挪出吉普，察看了一眼小李的伤情。看过之后，他竟然重新爬上吉普，没好气地对我们说：“就用拖拉机拉他去医院好了，我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别再啰嗦，就照我说的做！”说完，招呼司机上车。
吉普扬长而去，掀起一团雪雾。我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看到小李的伤势，看到小李的痛楚，他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们的恳求，把一位负伤的战士扔在雪地里？他的心是铁石做的么？还是根本没有心肝？“急事”，见鬼。巴！他骗不了我们。我们清楚得很，在这种穷乡僻壤，能有什么急事？天寒地冻，他只是不愿意坐在又慢又颠的拖拉机上。而这人竟然是我们的团长！一位“最可爱的人”！一个陌生人也不至于如此冷酷！
一时间我们义愤填膺，剩下的路程大家噙着眼泪咒骂这位团长，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他简直就不是人！
“绝对不是人！只披一张人皮，里面是畜生下水！
“有朝一日叫天打五雷轰！
“他要有儿子，也是个没屁眼儿的！
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的、本地的、流行的骂人话都搬了出来，第二天回到村里，想想还生气，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但渐渐我的怒气平息后，反思一下这件事，我渐渐看清了我们的处境。
不论叫我们“兵团战士”还是“知识青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中国独独不缺的就是农民。1960年，天知道究竟多少农民死于饥饿。几百万？几千万？但中国还是有好几亿农民。一个农民，不但他的肢体不足惜，连他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我们是“蚁民”，我们的生命是“蚁命”，谁造出这些词来真可谓洞察事物的本质。
你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你讨厌被人当作蚁民，没有尊严，没有同情，没有价值。但是你自愿下乡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放弃特权么？你在日记里抄了一段英雄话语：“我愿做一片绿叶，映衬着红花；我愿做一块基石，支撑着大厦。”难道你改变主意了么？
仔细思量，我依然情愿做一片绿叶，让别人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人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