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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追赶猪儿时，便会一展歌喉：民歌、外国歌曲。样板戏……其他人也在放声歌唱，我老远就能听到飘过来的歌声。不知别人为什么唱，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只要我唱出美妙的歌声，猪儿就不乱跑了，也不再互相争斗，它们竞会安静下来竖耳倾听，还一左一右甩动尾巴，像是为我在打拍子。这使我相信猪很聪明，懂得欣赏音乐。
我在养第一群猪时，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有一只猪看上去很可爱，长了一对低垂的耳朵，腆着大肚子，我管它叫小资本家；另一头猪高挑而有威严，我叫它王子。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这只小母猪模样俊俏，活泼风骚。林妹妹一度病得很厉害，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似弱柳扶风。它抬起头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时，我真觉得它通足人性，因而对它充满爱怜。陈认为它的病没治了，想把它杀掉，而我却不肯放弃，盼着有一天我们能把它的无名病痛治愈。信不信由你，我的猪听懂它们的名字。我叫一声林妹妹，它果然就病骨支离地晃了过来，知道我唤它定是有好东西给它。慢慢地我藏起一些我认为对治它的病有帮助的药，它居然全吃了下去。陈和猪场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我大受鼓舞，又试了几味药，其中有一种见效了——我也弄不清是哪一种，总之，尽管小说中的林妹妹没能熬过风刀霜剑，我的林妹妹却病体康复如初了。
北大荒常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几天，甚至几星期。遇到这种天气，猪儿们只能呆在圈里，饥寒交迫，凄凄惶惶。它们把圈弄得一团糟，泥水中搅和着屎尿和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这种时候喂猪真是苦差事。我一脚插进猪圈，立刻就被挤得动弹不得，上百头猪围拢来，每只猪都抢着吃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得把猪先赶开，把盛满猪食的桶挑进去，将猪食倒在槽里。猪栏长宽各有几十米，槽在猪圈中间，我摇摇晃晃，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时能冲得过，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槽里；有时冲不过，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
泥尚可洗掉，更糟的是有时栅栏上的木板落下，带钉子的木板藏在泥里，不露锋芒。母猪发情时，常常把围栏撞坏，倘若一脚踩在钉子上，那才是一番恐怖的经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尝到这种滋味，防不胜防。一瞬间，尖利的钉子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我试图把脚从泥里拔起，但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却把我向下压，等得不耐烦的猪又会把它们的巨嘴加在猪食桶上……
之后，其他人会帮我挤伤口，再将它洗干净。第二天我的脚准会肿起来，钉于上有锈，泥又这么脏，难免感染。我只好请病假躺着，几天下不了地。那时请假总是很难为情的。幸运的是，尽管我有过若干次这样的遭遇，我竟没有得破伤风。
1969年10月，我养的第一批猪长成了。一天从佳木斯开来一辆大卡车，该我的猪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了。那天早起下了场雨，圈里泥泞不堪。肉食加工厂的工人开始抓猪，我的猪警觉起来，它们在栏里撒蹄于飞奔，尖声怪叫，踢起一团团泥浆。工人在后面追，气急败坏，满身满手都是泥，他们骂骂咧咧，收住脚步。
看着这一幕，我叫工人们离开猪圈，然后一只一只叫着猪儿的名字。我的猪停了下来，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一时间，它们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已经感到大难临头，直觉告诉它们不能相信人类。但它们还是慢慢向我走来，一直跟着我走上跳板，走进卡车的车厢里。林妹妹、娜塔莎、王子、小资本家……我所有的猪都在这儿。工人们高兴坏了，冲我鼓掌，他们谢过我，闩上车门，卡车开走了。
猪圈空了，我的心也空了，胃胀鼓鼓的。我晚饭也没吃，一头扎上了床。
“你怎么啦？生病了么？”
“没病。”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没事儿。”
如果我告诉人家我爱着我养的猪儿，我的心在为它们哭泣，没人会理解，只会把我当笑柄。我怎么才能使人们相信猪既不懒惰也不愚蠢？它们真的有智慧哩！它们还有感情！看它们在最后一刻都信任我，而我却背叛了它们，成了杀它们的一个帮凶！我开始后悔我做的事，我恨自己。
我的猪儿们此刻在哪儿呢？也许正被人赶进屠宰场，它们正拼命号叫，求我去拯救它们，把它们领出那台森然的机器，那台机器正等着扒它们的皮，碎它们的肉，把它们制成猪肉罐头。支援世界革命？去他的！
试试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可以为我开解？我的猪儿们，你们前世作孽，今生不幸为猪，命中注定被人喂大，就要拉去宰了。或早或晚，无可逃避。村里现在是连种猪老了都宰来吃。这么说你们早死也不失为好事。可以早日投胎，下一世，做一羽鸟，做一尾鱼，哪怕做一条虫，一只蚂蚁，再也不要做猪！做什么都比做猪强！我从哪里得来这些命运和转世的怪念头的？当然是从老乡那儿得来的。我知道这属于迷信，但这么想想似乎开释了很多。
这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照料猪群，但我再也不会称呼它们“我的猪儿”，也无心给它们起名字了。让它们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非明智之举。猪到底不是宠物，养它们就是为了吃猪肉、猪肝、猪心、猪肚、猪耳、猪舌、猪蹄、猪血、猪骨、猪皮……相信猪又懒又蠢的人才是明白人，知道得越多，对我越没好处。
如果说在猪号工作的第一年还有几分新鲜，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母猪秋天怀胎，冬天产仔，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把它们喂大，到了秋天卡车来把它们拉走，母猪又怀上了，新的一轮开始。
虽然这一循环周期亘古不变，我们还是设法做得精益求精。在报上读到糖化猪饲料，我们也动手试做。我们在猪圈里搭起木地板，让猪睡在上面，冬暖夏凉。我们还大力消灭了猪肺疫，否则一次传染会死几百头猪。我们保证每头猪都有足够的运动量，饮食均衡。从早到晚，我们不停细致观察，发现问题于它的端倪。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猪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我们这么关心猪，怎么就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一下呢？当然这么想问题真是荒唐，我马上就排遣开了。
除了制作糖化猪饲料，我们还做豆腐。豆渣用来喂猪，我们天天吃豆腐。颇似和尚尼姑的素食，他们吃斋是为了礼佛，而我们是别无选择。10月底就吃光了大白菜和洋葱，再过多一个月，连萝卜和土豆也告罄。从12月到来年6月，豆腐就是我们的副食：煮豆腐、炒豆腐、炸豆腐、酱豆腐、冻豆腐、熏豆腐、豆腐干、豆腐馅做包子。豆腐花，……一周七日，一日三餐，在饭堂工作的知青想方设法多翻点花样，可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却难为无豆腐之菜肴。到后来，我们个个都对豆腐倒了胃口，只要一提豆腐两个字，就觉得反胃，烧心，直冒酸水。
天天吃豆腐斋不算，我们还得干繁重的体力活儿，睡觉很少，几乎没有节假日，没钱，没性生活——1971年以前有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对是大忌。如果这还抵不上和尚尼姑的清心寡欲，那么冬天没有炉火就真是十足的苦行僧了。我们的煤块用完时，屋子变成了冰窖。晚上人人都穿着皮帽子缩在床上，第二天早晨醒来，帽沿一层白霜。盖三床棉被，再压一件羊皮大衣，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手脚痉挛。屋里的水缸结成冰蛇，毛巾冻得僵硬，挂在绳子上像一排冻藏鱼，要想取下来往往把它们拦腰折断。
回忆这段日子，凉水泉有如一只深山古洞，我们在里边修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荡涤我们的灵魂，憧憬的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绚丽画面。每天都长似一年，而每一年过得天天都一样。我就这么坚持了3年，如果我能像达摩大师那样面壁9年，对外部世界不加闻问，我或能修炼成佛，或得道成仙，要不就干脆发疯。谁说得准？到了1971年，我们却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休24天的探亲假，于是我在8月回到北京。
我想见的第一个人自然是二姨。一听说有探亲假，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思念她。我扑人她怀抱中的感觉，恰似梦想成真。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已长得高大结实，二姨却缩得又矮又小，但她把我搂在怀里的动作还是把我当成20年前奶奶家那个无助的女婴。我感到有些异样和尴尬，却又很受用。
“哎呀！我的亲女儿回来啦！”她一见面就大嚷一声。（“我的亲女儿”既可以理解为“我的亲爱的女儿”或“我的亲生女儿”，也可以兼指。）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融化了我的英雄面具。3年来我一刻不停地戴着这副面具。现在我回家了，作些儿女情长的娇态也无妨，没人会批评我，没人会笑话我。能放纵感情是件美妙的事！但我不想和二姨一起哭，相反，我要让她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脸，就像小时候她哄着我一样。
我打开带回来的旅行袋，一袋全是黄豆，另一袋装满红豆和绿豆，外加一小桶豆油，一包巨大的土豆，金针菜，山蘑菇，……二姨瞪大了眼睛，仿佛我是个魔术师。她的脸上泛出笑容，这些东西在北京的商店里消失已久。那时市面上连像火柴、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珍稀之物。
二姨这下开心了，我仔细端详她，岁月无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岁了，还在独自照顾小炼和小跃。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乡时同意让小炼和小跃和她一起住，我的两个弟弟都得跟着下乡，不单丧失北京户口，教育也大成问题。这会儿，小炼是16岁，小跃刚满11。他们给二姨平添了无数麻烦，让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劳累不堪，我感觉得到。她需要我帮她一把，我真想帮她一把！我曾答应为她养老。我可如何践言？
说实话，这3年我仍一直没离开二姨的呵护。每逢节日，她都没少给我寄巧克力、奶粉。点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给她写信，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个节日来临之际，我却不由自主地引颈盼望。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我的生日、元巳、春节，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节日之前我的企盼总不会落空。
旧历年前，几乎所有知青都会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我总是收双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来的。几百只包裹从全国各地涌向距我们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邮递员不可能一次送这么多，村里派出马车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里外，还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事，有多想我。但是信里还是有许多事不能言及，白纸黑字，会给我们两人都惹麻烦。我回北京的当晚，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二姨便和我谈开了。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巴佬。他们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时，脸黝黑，鞋破旧。但我就不愿妄自菲薄。
岂有此理！如果不是我们志愿离开城市，哪儿有你们进北京的份儿？如果不是我们在农场累死累活种庄稼、养猪，你们都喝西北风去！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过头来想想，过去我们一零一中的学生不也和这些人一样无知愚蠢？我在这些丑恶嘴脸中仿佛照见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二姨的老邻居对我倒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的话同样令我感到无所适从。
“你找到‘门路’了吗？”他们一见面就问，语气中透着急切，“把你自己调回来。张家刚把儿子弄回来，办的是‘困退’，老两口儿年纪大了，需要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王家正给女儿办‘病退’。你还不抓紧点？叫你父母找找能帮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医生吗？弄个证明……”这些话听多了，我渐渐明白了：当我们还在农村埋头种地，外面的风气可就变了：上山下乡不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证明你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你的孩子别无选择，有门路有关系的，就能把孩子调回来。无怪乎那些新贵们视我们如粪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失败者。
这一发现使我有好几天睡不安稳。如果这些老北京的话是对的，那就太惨了，我无路可行。父母无权无势，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农村，连“因退”的借口都找不到。我寄望他们的言论是错的，毕竞他们是些小市民，以前我们看不起他们，就因为他们目光短浅。我何必太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还是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巴。
几天后我去探望父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给了我不少安慰和鼓励，虽然没什么新鲜内容，听来颇像报纸的社论：“坚持下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别犹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又是我不想听到的。
那时我父母双双下放在河北省饶阳县一个叫北歧河的小村。我感到他们也一样生活在深山古洞里。地图上这地儿离北京不算远，但我先得搭7小时的长途车，车破旧，路颠簸。到得县城，我还得坐“二等”，即雇个人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到村里，发现父母的模样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像个在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皮肤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头，皱纹爬满了前额。一件发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条短裤和一双黑布老头鞋。这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