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件奢侈品。村里买得起手表的人家也不多。现在他妻子已不在人世,做丈夫的决定送她一只好手表作为陪葬。
他于是借了钱,买来了手表。他将手表戴在断了气的妻子手腕上,就把她连枕头被子一起被放进棺材里。由于北大荒冬天天气奇冷,地冻三尺,当地人无法掘土安葬,只有待到来年开春。丈夫的同事帮忙钉上棺盖,把棺材抬到村南一处一个叫小南山的地方,当下算是把后事处理完了。
晚上,年轻人来安慰大哥,两人喝起了白酒。一两瓶下肚,大哥对兄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心中的悲伤,说来说去便说到了那只手表。说完他倒头睡了,年轻人却合不上眼:他也正需要一只手表,也是不够钱买。他想到了棺材里的手表,但马上就自责:大哥把心里话都掏给他,他却想偷嫂子的陪葬,人怎么能这么下作?……
前半夜,年轻人在炕上辗转反侧,后半夜他下了决心,从床上爬起来,拿了几件工具,直奔小南山。他边撬棺木,边向里面的女人陪不是。
“嫂子!你原谅我吧!你已经死了,戴着手表也没有用,你就当把这块表送给我吧。我真的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我会给你烧纸钱,烧很多很多的纸钱,你在阴间用得着哩……”
他边喃喃自语,边打开棺盖,看到了躺在里面脸白得像一张纸似的女人,她的眼睛居然睁着!突然,她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伸出手,手心里正是那只手表,在月色下闪着寒光。
“手表在这儿,你拿去吧!”她说。
年轻人惊吓得当场晕厥过去,女人跑回了村。其实,前天晚上她只是一种假死,村里没医生,别人看着她觉得她是死了,而实际上她的生命还在,小南山的冷空气一激,她又苏醒了过来。无巧不成书,这时年轻人来了。要不然,零下40度,她当晚就得冻死。
她回到家,把丈夫摇醒,告诉他事情经过。丈夫立即赶到小南山,年轻人还在棺材边不省人事。他把他背了回来。
年轻人醒来后,无地自容。他向兄嫂道歉,请求他们的宽恕。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那对夫妻却一个劲儿谢他的救命之恩。他们一定要年轻人收下手表,作个谢礼。年轻人坚决不肯,脸羞惭得像猪肝的颜色。但最后他拗不过大哥,还是收下了手表。从此以后,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情同骨肉。
虽然村里的人爱说这个故事,我想证实一下谁见过这几个人物,却是谁也说不出个究竟。“这批老兵在850农场建起来以后就都撤走了,他们去了新的地方开荒建新农场去了。”这批人走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马。他们是老复员军人的兄弟姐妹,亲戚乡里。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人口稠密的省份,像山东和四川。
新人马扎下根来成为农场工人,他们不再是普通农民,而是职工,不论旱涝每个月挣32块钱,那可是铁饭碗!尽管严寒刺骨,蚊蚋猖獗,风湿病成灾,虎林热(一种致命的地方病)蔓延……他们还是乐意呆在这里。这些艰难困苦比起铁饭碗来真算不得什么。
铁饭碗真那么结实么?未必。在某些情况下,铁饭碗也会砸烂,或应该说也会给端走。
比如说1959年饥荒席卷中国,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女职工都奉命辞退工作,“减轻国家负担”。当时上面对她们说只要形势一有好转,就立刻招回她们,于是女工都同意了。其实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是女的,也无计可施。第二年饥荒仍然持续,但过了第三年,形势好转了,女工复职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原来领导早就觉得女职工是个负担,自然灾害成了个让她们离职的借口。就这样,妇女的地位从原来的农场职工变成了家属。作为家属,她们只能做临时工。于同样的活儿,工资却只能拿28元一个月。她们还没有劳保,不能报医疗费,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也不可能指望加工资。这个地区约有10多万这样的妇女,我们来的时候她们对当地干部怨气冲天。
除了妇女,另一批被称为盲流的人地位也比较低下。盲流指的是在三年饥饿时期从家乡出来逃荒的。他们来到北大荒,开始做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挣的钱比妇女还要少。即便如此,他们有口饭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年后饥荒过去,盲流从原籍拿到户口。男性盲流造册成了农场职工,女性盲流便依旧例作了家属。他们于是定居下来,凉水泉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原来是盲流。
花儿的家庭就是这样,她比我小1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年方十六,干农活已是的一把好手。她长得结实,干活却十分灵巧,弯下腰来用一把锋利的小镰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割麦子,动作娴熟而有韵律,看上去跟玩儿似的。她一阵风般就割到前面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
3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适应了体力活儿,到了割豆于时,我咬紧牙关,决定跟花儿比个高低。4个小时下来,我们几乎同时割完了长长的一条垄。花儿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的汗,冲我笑了。我也咧着嘴还她一个微笑,尽管我的腰像已经断成了十八截。打这以后,我们肩并肩在地里干活,成了一对好朋友。
既是伙伴,我便也常常上她家去玩儿。我喜欢她家的每一个人。她父亲老季是个能工巧匠,会于木工活儿,也会于瓦工活儿。她母亲,我们管她叫季大娘,虽不识字,心地却极为善良。旧社会他俩都是苦出身。花儿的弟弟那时还很小。
后来我听村里人传说老季在他家乡山东曾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几乎不相信这一传闻,党员身分在1968年是一种殊荣。我做梦都想入党,但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儿。若是党支书,那更是村里的一把手!老季怎么肯放弃这一切的一切,跑到北大荒来当个盲流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我带着这个疑团问花儿,开始她支支吾吾,避而不答。但我穷追不舍,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最后还是说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她家乡很多人饿死了,包括她的祖母、一个小姨、还有她的堂兄妹。他们吃完了第二春的粮种,吃了家里的老黄狗、小花猫,然后吃树皮,树也死了,最后挖草根吃。还活着的人只能外出逃荒,但上头又有指示,不准逃荒。留下来无疑是死路一条,不管是党支书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活下去,必须走。于是他们来到北大荒,至少这儿能填饱肚子。
这段故事令我更加难置信!我甚至为她的故事夜不成寐:直到那时,我对政府文件和报纸上的宣传从未产生过怀疑,报上说饥荒时期中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我父母和其他身居京城的人也都相信这种说法。现在突然花儿告诉我,饥荒时期她的家乡饿死好多人,其中就有她自己家的亲人!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矛盾,不能并存,必有一方在说谎,那么骗人的是党还是花儿?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花儿说的是实话。她父母又不是地主,他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正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的教育:党居然也会说谎,而且是一个弥天大谎。
另一件事花儿开始时也不愿讲。有一次她警告我:“你一个人晚上别去小南山,那儿有鬼。”
“有鬼?怎么会?”
“有个后生死了埋在那儿,都说晚上他常出来缠人。”
“有这事儿?他是干什么的?”
“喔,别刨根问底儿了。俺爹俺娘不让提他哩。”
看得出花儿很害怕,这愈发激起来我的好奇心。我求她跟我讲讲这个后生的事,但花儿不肯。
“俺不讲,俺怕鬼!”
“得了!你知道世界上没有鬼这回事儿!告诉我他是谁吧。”
“讲鬼的人会招来晦气,他听你讲起他了,就会来找你。”
“不关你事,是我要你讲的,如果他来找,就会来找我。这总行了吧?快说说他的故事。”
“反正他是个劳改犯,右派还是什么的,俺也闹不清。前几年这疙瘩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看守不让俺们走近他们。”
“这当然,那又怎么了呢?”
“嗯,有一年大夏天,在玉米地里,这个后生把看守弄人了,不知是顶嘴了呢还是干活没干好,左不过是这路事。看守把他五花大绑,撂在地头上,让他在日头底下晒着,罚他。其他劳改犯吃午饭去了,吃完了饭他们就又锄地去了,往回锄,一垄锄到头儿,天也黑了。劳改犯回村吃晚饭,看守也跟着他们回去,压根儿忘了地头上还有个人。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看守才想起他来,他们回地头找他,发现他人还在那儿,不过早断了气儿了。一准是头天晚上让蚊子咬死了,听说挺吓人,孩子儿都不让去看,他们当天就地把他埋了。后来,劳改犯和看守都走了。现在谁也说不准他埋哪儿了,反正在小南山儿。他死得惨,死后冤魂不散,晚上出来迷人。好多都人亲耳听见过他在那儿哭,俺们都不敢提他,你可别告俺爹俺说了这事。”
一个人被蚊子活活咬死?对那些没去过北大荒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听到这件事时,已经在那儿呆了几个月,我不由浑身打了个冷战,什么也没说。
北大荒的蚊子,在我看来,和我在北京见到的那种秀气的小生物根本是两个物种。北大荒的蚊子又大又黑,凶猛无比,嗜血成性。它们在这个巨大的沼泽地里数百万计地繁殖。白天它们还不太活跃,即便如此,它们都会透过我的厚厚的工装叮我,使我的皮肤上肿起像杏干似的大包,一个星期都消不下去。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是毒蚊子。
夏秋之际,有时我们从田里收工晚一点,太阳一下山,尽管全身都裹着劳动服,头上还包了层尼龙丝巾,而且两手不拿东西,饶是这样,也抵挡不了这些蚊子的袭击。成百只蚊子在空中飞舞,像一团乌云,追着我咬,嗡嗡声酷似电影里日军轰炸机发出的声音。
想想那个后生的遭遇,巴,手脚被绑不能动弹,被遗弃在沼泽地边上,太阳下山后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孤身一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听任这些恶蚊来叮咬、吸血,直至死去。虽然过去我竭尽所能设想过千百种严刑拷打和死于非命的场景,这种死法仍教我不寒而栗!
他在那样的场合又能怎样?在地上打滚?那只有更糟。一出汗,会招来更多的蚊子。叫喊?诅咒?求神?祈祷?什么都不管用了,整个人类都弃他于不顾,天聋地哑,他惟有独自饮泣,哭他的苦难,哭他的命运。
他死之前想了什么?也许他回忆起爱过的人,回忆起父母妻儿,他们在梦中是否听见他绝望的哭声呢?难道他们也抛开他了么?与犯罪分子划清界线,就像当年的婶婶一样?是人总不该落得这么个死法!右派也不该!杀人犯也不该!
也许当地人说得对,他会变成一头鬼。他受了如此冤屈,在地下身心不得安宁。他必不断哭泣,呼号,让这个地方同样不得安宁。他是不是要找个替死的,好让他去复仇,但是找谁复仇呢?找蚊子?找看守?找那些送他来这儿的人?找出卖他的朋友?低毁他的同事?背弃他的家人?这个年轻人是罪犯,不是英雄,但是一如壮士,他踏上的也是一条永无回归之日的苦难里程。我真为他难过,为他悲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这么想下去会走火入魔的。难道他的鬼魂真就附在我身上了么?
17 做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知青下乡的运动过去17年了,许多人谈起此事依旧怨气冲天,他们把这场前后持续10年、有200万年轻人卷入的运动称之为“荒谬的错误”,或至少是“蹉跎岁月”。这么说大抵错不到哪儿去,然而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到美国几年后,我对这场运动的愤懑逐渐平息,甚至庆幸我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
在农场我学会了阉猪崽,砌耐用的火炕和打好烧的火墙,用木铲扬场,使镰刀割豆……我并不是说在农场学到的农活把式现在对我还有多大用,但是知道自己会干这些活儿,而且还能干得颇出色,我便打心眼儿里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会在评终身职时睡不着觉,我不仅仅会教书,还会做农民和工人的活儿,如果我不能用头脑和笔杆糊口,我还能用肌肉和筋骨养活我和儿子。
北大荒的年头教会我如何在极紧的预算下从容地生活,现在我便不必整天为挣额外的。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的那部分钱发愁。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有时间做我最想做的事,如沉溺于文学中,写我现在写的故事。不然的话,生活在没有铁饭碗的外国,恐怕我得力挣更多的钱而从事一份不感兴趣的职业。
当然,在1968年,我不可能看到今天。我感激北大荒有别的原因:我的失眠症不治而愈。到850农场后两个月,只要午休还剩5分钟时间我都可以打个盹,另外9个同屋就挤在我旁边,有人听收音机,有人洗衣服,有人聊天,有人哼小调,有人在磨刀石上磨镰刀……一眨眼的工夫,我便睡着了。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用的处方只是大剂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北大荒的夏天,白昼奇长。3点钟天就蒙蒙亮了,一般在11点吃午饭(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都使用北京时间,东北11点吃午饭,西北则要到下午两三点),晚上8点过后太阳才落山。麦收季节,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了,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起床后一小时,我们已经在田头了,午饭歇晌的时间很短,为抢时间,通常有人将饭菜送来,我们就在地头上扒拉几口。午饭后接着干,一直于到太阳快下山为止。
晚饭后,如果打谷场有活儿堆着,晚上还得接茬干。我们先得沿打谷场上风一侧点几大堆篝火,然后将湿草扔在火上,弄出许多浓烟,以达到驱赶蚊子的效果。这样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出来干活,几乎要干到半夜。
由于紧张的劳作,我又面临另一个麻烦:入睡是毫无问题了,但早上起床要花极大的毅力。我倒不为这个抱怨,农场里的知青早上起床个个都很困难,我想我正常得很。
我治好了失眠,睡在我边上的一个女青年却得了梦游的怪病。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稍有点儿受惊,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梦游的人把别人的头砍了下来,还念念有词说地里的西瓜熟了。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就这么多。这个梦游的女孩会不会也把我们的脑袋砍下来呢?她当然不会。
梦游的女孩姓曹,她从我们嘴里听到自己梦游的事,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好一阵不说话,随后便默默垂泪。看她哭成这样我们都于心不忍,我尤其希望自己能帮她点什么。自从她分到我边上的铺位来,她就对我很友好,像个宽厚的大姐。我喜欢她,信任她,部分原因是她和我都曾住在同一个机关大院,而且她也是一零一中的学生。她不像我的其他同学,从没有咄咄逼人的时候。现在我看得出她很害怕,比我们所有人对这件事都紧张。
农场里没有医生懂得怎么治这种病,领导于是使出旧招:把她调到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也许他们以为这么一折腾她就会丢下原来的病,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一样。但这个方法不顶用,大豆收获季节过后,我们听说她的病情有增无减,于是我们有4个女生跳上一台拖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