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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邻居，但我父母从不和他们来往。是外事纪律不允许，还是当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总之我童年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孤独的种子早早在我心里生了根，日后那幼苗破土而出，长势凶猛，任我怎样奋力锄砍仍枝繁叶茂，终成参天大树。多少年，我曾为此烦恼、自责。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树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绿荫下逍遥自得，修身养性，远离尘世的去来纷争，忘却那错综复杂的人情恩怨。
其实撇开孤独不论，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父母和二姨都爱我，我也爱他们，特别是二姨。那时二姨已年近半百，鬓边有几缕银丝夹杂在满头黑发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边瞧她梳头、抹头油，她的头油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头油她便开始盘头，发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个细细的小网，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朴。二姨说，自打她出嫁，她就梳这样的发式，已经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传统。在我记忆中，似乎总是一袭棉布旗袍，有时银灰色有时深蓝色，因她亲手剪裁，极其合体。在瑞士5年，她对欧洲的时装无动于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这也还是我父母送给她的礼物。
像大多数旧式女子一样，二姨没上过一天学。她来我家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她却有一肚子故事，讲也讲不完。有些故事是她听戏剧听来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传下来的。我从二姨的这些故事中得知远隔重洋的中国是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那儿农民和他们的老牛亲如一家；书生们要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可以招驸马；皇帝出行要用黄土铺路；一般人家逢年过节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贤孙有苍天保佑，做了坏事要遭报应。
我百听不厌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记得真切，二姨怎样绘声绘色讲这个故事：“从前呀，大山里住着一只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里住着娘儿俩：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里见了这个小姑娘，看上了她。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刮得到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村里人眼睛都睁不开，这会儿功夫，老猴子精卷起小姑娘，腾云驾雾，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窝。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给它，小姑娘不答应，说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气了，他把小姑娘关在山洞里，不让她出来。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妈妈找到了山洞里头，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风一路追了来的。娘儿俩见面，抱头痛哭一场。做娘的然后教女儿等老猴子精回来后如此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来。
“不一会儿老猴子精驾着云回来了。它一走进洞来，就四下闻了又闻，说：”怎地有生人味儿？可别让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开口道：”别胡说，今儿是我妈来看咱们来了。你不是眼睛红红的老爱流泪吗？我妈她可是有个秘方，专治你的烂眼呢！
“老猴子精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它的两只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红又烂，总也治不好。于是它急忙间小姑娘：”你妈呢？她在哪儿？快叫她出来？我不吃她，我让她给我看病！
“听到这儿，小姑娘的妈妈就走出来了。她一路来时采了不少树胶，现在放进一口大镬里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后把胶涂在长长的裹脚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两只眼睛都闭牢，上药时可不能睁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缠个严严实实。
“‘你得就这么闭着眼，三天三夜一动也不许动，要是你不听话，你的眼睛就别指望治好啦！’说完后，娘儿俩手拉手赶紧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里。三天后，老猴子精想睁眼了，它哪里还睁得开？树胶早干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么也撕不开，它的眼睛彻底没治了。从此，小姑娘和她妈妈在一起高高兴兴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每次听起来，二姨的声音总让我感到危险降临，吓得大气不敢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没事儿，二姨在身边呢！她用两只手臂把我搂住，我相信二姨爱我一如小姑娘的妈妈爱自己的女儿，二姨也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妈妈毫不逊色。将来不论遇到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给救出来。
儿时岁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尔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绵绵时节，路面上蚯蚓爬出爬进，我不敢伸脚往下踩。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欢这种感觉！父亲当年三十才出头，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两下便超过其他行人，还不时地将我左右晃动，我挺怕，死命搂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东西，除了蚯蚓，还有很多。大人们在家冲厕所都得事先发出警报免我受惊，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厨房才敢将菜下到热油中炒。小公园里的滑梯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上到顶的，对秋千也退避三舍；翘翘板还能尝试，但也只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让我的脚离地太远。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对面马路法国面包房出炉的还要多。
雪霁的冬日，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屋后一个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袄，母亲则穿墨绿色的羊绒长大衣，新下的雪松松软软，地上留下母亲和我一大一小两行脚印。我们经过一棵树，红透了的苹果还挂在枝头，树叶却落光了。玲珑的小鸟啄着这些果实在玩儿，母亲向鸟儿打一唿哨，鸟儿竞也喳喳作答。我们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开始滑动，凉风扑面，我紧闭双唇，敛住呼吸。害怕的眼泪不由自主淌了一脸。
二姨说我4岁那年我们真的有过一次大难临头。“5月的一天，”二姨说，“你爸你妈带了我们去山上的湖里划船，那天天气真没得说，有太阳，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个儿飘呀飘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块警告牌，写着下游是瀑布。他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劲往回划。但这时已经很难了，湖面已经变窄，像条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妈也起来帮着划。太阳慢慢下了山，周围看不到一条船，我们都怕极了。
“我紧紧抱着你，心想要是我们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块儿了。那一刻，我真后悔离开家乡北京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要是咱们死在这儿，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会儿，你妈也沉不住气了，她不停地骂你爸，你爸后来也不耐烦，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但他们嘴上吵架，手上还是同心协力拼命加劲把船往回划。”
“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掉下去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你这傻丫头！一艘汽艇来把我们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个时候很害怕么？”
“你倒没有，”二姨说，“你那时呼呼大睡呢，我没把你弄醒。”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关头，我是唯一一个不感到害怕的。我倒乐意听到这个结果。后来我父母带我去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公园，餐馆，戏院等等。这些地方我都爱去，倒不见得是我长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时别人喜欢我。多年后我们谈起往事，母亲也认为当时的我人见人爱。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候特别乖，”她说起来不由得生了气，“想不到回国以后你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无言以对。到了7岁，我的脾气的确开始变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的。我们一家包了火车的一个软卧包厢，爸爸。妈妈、二姨和我各睡一个卧铺，我的弟弟小炼还不满一岁，睡在二姨铺下的摇篮里。白天，我整天贴着车窗看风景，欧洲繁华的大城市一个个离我而去，冲上前来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亚和满洲里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有黄色的花，蓝色的湖，六月飘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尽头。旅途用了整整半个月，火车最后在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嘎然停下。
我们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爷爷早一年已死于肺癌，现在奶奶成了一家之主。其实即使爷爷在世时，奶奶也早已是这个大家庭实际上的当家人了。
3 奶奶的故事变成了恶梦
在我记忆里，奶奶的家一直是1956年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一大家人——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儿孙女——都住在这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奶奶家的旧貌已荡然无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户自称“革命群众”的人家未任何人许可，强行搬了进来。他们把患糖尿病卧床不起的奶奶赶到了一间连一扇小窗都没有的储藏室去住，在旧社会，那是连下人都不会住的房间。5年多时间奶奶就一人躺在那儿，直到最终孤独地离开人世。
而那六家人却大模大样瓜分了奶奶的家。一住进来，他们就砍倒了奶奶种的牡丹红，铲了姑姑栽的月季，把游廊封了堆杂物，在院子中间搭起简易厨房，信手拈来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水泥、半截子的砖、三合板、油毛毡。整个院子丑陋得不堪入目。
时光倒流到1956年我们刚从瑞士回国那会儿，奶奶家仍未失其古典美。院落中，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平房前面有廊子，晴天可在此纳凉，雨天则赏雨景。廊子两头连着游廊，游廊的横梁上的花鸟山水，还是太爷爷活着的时候请高手画的。岁月的刻蚀已使雕梁画柱大褪其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