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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有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的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吟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起了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歌里，毛主席爱人民，他一定能听见，这可是我们的肺腑之音。
也许他真听见了，凌晨5点，东方将明，像奇迹般他突然走出天安门，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握手。广场顿成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叫“毛主席万岁！”我身边的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热泪奔涌，视线模糊，看不真切。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了，我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
于是我们热切地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他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我们挥手。这下我可看清楚了，他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我们一模一样。我热血沸腾，和广场上百万人一起雀跃欢呼，那一刻，小我不复存在，一切人我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我像一滴水终于汇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我不再孤独。
当晚，我们自发地在一零一中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却仍感到精力充沛，别人也毫无倦色。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我又一路骑车回家，跟父母分享这巨大的幸福。这些日子他们也不怕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了。事实上，他们还叮嘱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要叫醒他们，告诉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见到毛主席极大地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第二天，我们几个红卫兵伙伴在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如果我们热爱毛主席，光叫口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得采取点儿行动。可是采取什么行动呢？到了这会儿，一零一中的老师都已批过了一轮，有的进了牛棚，连老校长王一之也被拉下了马，因为她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有牵连。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饭馆里的食客见一彪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不由一阵紧张。到了8月，人们开始害怕这些呼风唤雨、到处制造红色恐怖的年轻人了。饭店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在我们身上。
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我一边说，有几个顾客一边开始变色，额头都渗出汗来了。他们点了大多菜，现在他们得在红卫兵众目睽睽之下吃完所有的饭菜，这可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儿。不过顾客们没人敢跟我们争辩。顶撞一群霹雳火似的红卫兵，那他真是活腻了。于是他们个个埋头猛吃，肯定有人为此得了消化不良，但我觉得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在饭馆儿摆谱，点了饭菜吃不完，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下给我们逮住，让他们丢丢丑，下次接受教训！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帐、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抄家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也没往深里分析，只道：“我们在饭馆儿闹革命，不也有很多事干么？”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芋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