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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先生不断向媒体灌输，说我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我非常小心，不作回应，否则事情会更糟。这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针对个人。当一个记者问我对受到的攻击怎么看，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事情会解决的。”我说。
李耀明把常青公司合同抬出来反击，说姚明已经承诺了别的公司，所以我的干预是发疯。他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手上有常青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合同约定常青公司取得姚明全部收入的1/3。一个大问题是合同的签名方只有常青公司和姚明，没有其他人。现在我知道了，X先生原来打算东方队拿1/3，姚明拿剩下的1/3，但这都是口头上说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X先生只是竭力宣扬，常青公司和姚明之间有合约。
于是我找到东方俱乐部的总经理白李，对他施加压力。“你们绝对不会分文不要就放姚明走，”我说，“合约上没有你的签字，你们又没有和姚明签合同。那么你们怎么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呢？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约定不能公开呢？若没有，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把俱乐部最值钱的资产拱手送人了。”我一直觉得白李是个好人，我确信他不完全知道协商进行的情况和常青公司合同的内容，他最关心的是电视台的经营。
他说：“不可能。俱乐部签了名的，X先生告诉我说有俱乐部的签名。”
“我有复印件，”我说，“你自己看。”
他变了脸色，沉默了大约5分钟。他盯着合同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含糊地说，“我会让X先生离开谈判。”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后面的经过也不是一帆风顺，但那是最重要的一步。后面不管发生什么，我代表姚明谈判的事情确定下来了。
白李（东方俱乐部总经理）：直到章明基给我看合同，我才知道常青公司合同协商的细节。中间人拿1/3的收入在中国生意中也并不希奇，但很明显，那份合同有问题。我还觉得为我们协商的人比较短视，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没看到对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更大的好处……。
姚明芝加哥的测试结束后，我遇到一个上海市长的代表，她很明白地说，市长和政府都认为，姚明去NBA的时间到了，中国篮球对他而言，舞台已经不够大。陈良宇那时是上海市长，现在是市委书记。他认为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不能只进不出，要让上海人也走出去，被世界了解。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队法律总顾问）：我接到许多电话，也许那些人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告诉我如果章明基和约翰作姚明的经纪人的话，东方队永远不会放人。电话来自美国不同的经纪人，还有我认识的与东方队有关系的在休斯顿的中国人。我决定，如果姚明想要章明基和约翰参与的话，我就听他们的。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和约翰跟火箭队谈完之后，又有两个障碍浮出水面。一是王治郅，第一个被允许去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他刚结束和达拉斯小牛的新人年，那时在谈留在美国准备世锦赛，而不是回国和国家队一起训练。那时，王治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他违背中国篮协的意是个不小的事。第二个障碍是给单人项目运动员写的规定。说运动员转会到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体育协会和其它的国家级体育组织，其余的和教练和俱乐部分成。中国篮协拿出那条规定当谈判的筹码。他们没说指望姚明付那么多，但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谈判工具。
……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中国给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中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的，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体育官员而言，极为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和自由化的进程，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
我们知道必须和东方队达成协议，中国篮协才会跟我们谈，而且火箭给了我们一个期限，就是选秀3天前拿到姚明的放行令，不然他们就要将选择权和别队交换了。
“就是这样了，我们钻进了死胡同，没时间了。”
第九章 CBA总冠军
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所有这些使姚明可能成为NBA明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与中国篮协的谈判分几个阶段，但关键一点，是关于姚明是不是能当选状元秀。篮协的目标有两点：一是确保姚明当上状元秀，或者如果他没当上，不能归之于篮协的责任。二是不作任何承诺，以免自己在跟火箭或是姚之队的最后协商中被束缚手脚。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们前去与东方队会面，看见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火箭形状的建筑物内，我认为那是吉兆。我们在上海停留几天，跟大家见面而已，然后就去北京，见了中国篮协的秘书长信兰诚。北京的见面比上海公事公办。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我们问能不能去看，跟他谈话。整个北京之行最大的惊奇，是姚明对我们走过来，用完美的英语问我们，“我没像大多数NBA球员那样打过4年大学篮球，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会落后很多呢？”我们没进行太多谈判，只是去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姚明。没有人做任何承诺，但跟我们谈的每个人都觉得他去NBA的时间到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篮协觉得关于姚明什么时候去、怎样去NBA应由他们来决定。NBA在世界篮球界的影响，让中国篮协担心它会主导条款的制定。我个人认为，此担心不无道理。NBA的一支球队以35万美元为上限，要买断一名外国球员的合同，这样即专横又不切实际。这会迫使外国球队把入NBA的转会费用转嫁到球员身上。比如，在职业足球界，球队可以通过向另一支球队支付转会费，以取得其合同其未满的球员。欧洲职业球队的转会费常常达到几千万英镑（或美元），这些钱无需球员支付。中国体育界官员熟知这样的范例，因此认为35万美元的上限是不公平合理的。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跟中国篮协的谈判，一切又象从零开始。他们不想跟我及章明基谈，只跟陆皓谈。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说无法跟我们谈，因为在处理王治郅的事情。不用说，这让人沮丧、精神紧张，因为只有在中国篮协向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篮球的管理机构）签署放行令后，姚明才能自有与NBA签约。火箭队当然也会理所当然地小心行事，不会用首选权去挑一位不能签约球员。所以他们告诉章明基和我，如果选秀前三天，中国篮协还未向FIBA提交放行令，他们就会首选权与别人交换了。我们明白，这样做等于表明事情出了岔子，又会使其它球队也不愿选姚明。在这种情况下，天知道姚明会在选秀中落到哪个队。篮协终于将注意力转到我们，但我很紧张，因为他们只是说说“后天争取跟你们见面”之类的话。最后中国篮协有人告诉陆皓和姚明妈妈，准备好通知国际篮球联合会，告知姚明被放行了。那是选秀前4天，也是火箭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太好了，事成了。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听说篮协未准备好签放行令。我们从云端一下跌落，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得到的解释是，在看了FIBA的放行表格时，发现了措辞上的问题。表格里表明，姚明没有义务在中国打职业球赛，但篮协非要说表格里的意思是，姚明没有义务打中国的任何球赛，但事实上他有义务——为国家队、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打球。
第二天，我们担心得不得了。没有时间了，他们不肯签字。
到那时我经历的挫败和失望已经很多了，再多一点我也不会被打垮。我想，谈判在最后时刻进进退退，是因为虽然中国篮协很多人想帮我，但不是人人都支持。少数人没有考虑怎样对我有利、对中国篮球有利，只想显示手中掌握着权力，做出对自己有好处的决定。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会损害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几天，我重复火箭选姚明的条件，中国篮协保证放行的条件。选秀前两天，戈德堡还在说，“照目前情况，我们不能选姚明。”那可是选秀的前两天！
白天我跟中国篮协解释火箭队的立场，晚上帮火箭理解中国篮协的言论。我帮戈德堡起草他发给中国篮协的信。我也给中国篮协提建议，怎样告诉火箭队姚明能去NBA，让对方安心。他们无法承担由于他们的原因，导致姚明当不了状元秀的责任，但作为政府机构，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外国机构说“好”，然后食言。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起草一份声明，让火箭放心地选姚明，同时，又保护他们在进一步谈判中的利益。休斯顿也有两个需要——保证如果他们选姚明的话，他能打这个赛季；同时不能让步太多，以免赛季中姚明被招回国。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法律总顾问）：我去见前国务卿、我的法律合伙人詹姆斯·贝克，这一切就开始了。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总统、首相的照片，给人深刻的影响。“你已经看过报纸了，”我说，“我现在要和中国人谈判了，给我些建议吧。”
“他们很强硬，”他说，他给了我些一般性的建议。然后说，“读读我这本书。”那是一本《外交政治学》。詹姆斯对此事的参与也仅止于此。老布什更只是写了封推荐信而已。我与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总是置于幕后，虽然我某些时候会考虑利用一下，但我从不需要把这些全抖出来。
离选秀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明白，与东方队和中国篮协的谈判都无法如期结束。但是，不知道姚明能不能被放行，我们能不能首选他。因此，选秀的前一天，我们送了一份声明请中国篮协签署，以取得国际篮联的批准。其中一句是这么说的：“在此确认：姚明没有受到任何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球员合同的制约，无须在上海东方队及中国篮协其它球队打球。”
我得到回复：“受到你们要求签署FIBA放行令的信件后，我们立刻把你们的信转给了上海东方队并请他们尽快回复。我们得老实地告诉你们，东方队仍然与姚明有当前的、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同。NBA选秀将近，我们仍然希望姚明能被火箭队选中。我们此前关于姚明的讨论是有效的、建设性的并富有诚意的。”
我又发了一封信给陈主席说，“得不到放行令，别指望姚明成为选秀状元。”我很快得到白李得回信：如果休斯顿火箭队首选姚明的话，我会跟陈主席商量，就不需要谈判新的条款了。选秀当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了陈主席的传真。马上我就给章明基打了电话。
“上面说什么？”章明基问。
“不知道，上面是中文。”
我让章明基翻译，同时又让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他们分别看了后，都说这基本上是重复了白李的信，我们知道事情再不会出现其它枝节了。上面有我需要的那一句话吗？没有。足足三页纸里，找不到那一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双方差距终于弥合了。
第十章 记者的包围
我的第一场常规赛事，真的是好紧张。因为地点在印第安那波里斯，就更加紧张了。印第安那波里斯体育馆非常大，空间里响彻着观众的喊叫。天，这是什么地方？
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等我终于要踏上去休斯顿的行程时候，我却受伤了。出发前往美国的前一周，在亚运会上对抗韩国的决赛中，我在篮下靠近底线做动作的时候，踩到别人的脚上，左足弓受伤。我所有的的伤都是这样——没什么大动作，只是踏错了一步。不仅脚痛，还有心痛——那场比赛我们输了。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教练王非——输了比赛，还丢了工作。
现在我到了休斯顿向队友们展示我的球技，但我无法打常规比赛。并不是哪里折断或者扭伤，但有脚伤时，跑、跳，做其他动作都会感觉到疼。我习惯用右手，所以重心在左脚上，拉开做右手上篮，跳跃钩射，等等。好象鞋中有块石头，只要我一做动作就能感觉到。
火箭知道了我的脚伤，但我不知道姚之队是否知道，没关系，我等了这么久才穿上火箭的球衣，即使是训练球衣，我不想再等了。
训练的上半节，电视摄像机和记者都来了，但15分钟后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只看到我做伸展和热身，也没发现我的脚伤。训练结束媒体回来时，鲁迪和球员们对于我的球技说了许多赞美之词，但其实我只训练了大约3/4的时间，脚就又开始疼了。我在二队，所以没有立马就跟斯蒂夫和卡蒂诺·莫布里打。第一次训练与我一起打球的人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因为他两天后就被解约了。
训练后，他们为持季票的球迷办了一个聚会，是午餐聚会和高尔夫。斯蒂夫·弗朗西斯开着他的通用悍马（Hummer）把我从训练场带去高尔夫球场。我从未打过高尔夫，没时间。路上我和斯蒂夫第一次交谈。
“你有女朋友吗？”他问。
我说，“有啊。”
“当心了，”他说，“他们都想要你的钱。”
欢迎来到NBA，我想，我刚学到了第一课。
后来我告诉斯蒂夫我女朋友给我的红绳结，就是我左手腕上，戴久了现在已经松了，我就常常撸到胳膊上。大家常常问起。“在中国，”我告诉斯蒂夫，“一个绳结代表一个女朋友。你的话，我想需要10个吧。”
他觉得很好笑，跟斯蒂夫相处得好对我很重要，我觉得他是球队老大，我想跟他好好相处——跟他处好了，和其他人也就不会有问题。我真的不想有球队以外的人弄出什么事来。媒体将焦点对准我，让我特别担心。我很害怕队友因此对我另眼相待。
三周后，我的脚好些，疼痛停止后，打球好多了。那就是我对肖恩·布雷德利和达拉斯小牛的大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我打得不好，脚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我是新人，又从中国来，感觉不自如。第二年我感觉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年每场比赛前，我都很紧张，睡不着。热身时拼命跑。助理教练们会跟我说，“放松些，我们要打48分钟，你得保存体力。”但我不知如何控制，我那么紧张，每件事只想做得快点。然后我投入比赛，只过了五分钟我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的第一场常规赛事，我真的是好紧张。因为地点在印第安那波里斯，我就更紧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印第安那波里斯体育馆非常大，我在那打过世锦赛，但看世锦赛的人不多。我在火箭队打第一场比赛，再次来到了这里，却完全不同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那么多噪音。更衣室和通向大厅的通道又很窄，一切都那么近。然后你走进那么巨大的体育馆，空间非常宽敞。打世锦赛的时候不成问题，因为人不多。但这次我和球队跑进球场时，偌大空间里响彻着观众的喊叫。天！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第一场比赛发生了什么。第一节我没上场，第二节上了。有一个争球，我们拿到了，但又丢了，只好迅速回防。对方把球给他们的中锋，他跟我形成一对一，我犯规了，非常愚蠢。后来也没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