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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31日被释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声中开始奋笔疾书，连与儿女的亲热都不逞顾及，更不顾自己身体的痛苦，只是伏案写作。1974年，终于成稿，受到萧乾等人的鼓励和关怀，几经修改，将《前夜》易名《叛女》，由萧乾、姜椿芳作序，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数年前，我是一口气读完《叛女》（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至今那种兴奋和新鲜感都没有消失。小说是传奇的，又是传统的。作者凭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文学的本来认识及美学素质走进创作过程，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也没想去耍弄什么招数，但她成功了。萧乾说：“一部小说，不论长短，从主题到结构和内容，都只能通过作者本人的体验和认识去构思。土建有标准设计，有预制件。我希望永远不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搞什么标准设计，也切不可用预制件。”（《叛女·序》）我十分赞同这个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文学艺术作品只应该有优秀佳作，而不应有什么“样板”。如果创作有了“蓝本”，就不再称其创作，最多是一个低能的模仿。小说不一定就该是《红楼梦》、《水浒传》、《战争与和平》、《子夜》，只要有自己动人的形象、生活的脉搏、成功的艺术创造，就是好的作品。姜椿芳在《我看〈叛女〉》文中说：“文学作品是不嫌一再描写同一题材的，问题是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是文学作品应当表现的内容。”重要的是，要写深，写得新，写得巧，写得好。一个作家的成功，一是在于本人生活的厚度，二是在于思想的高度，三是在于作家的艺术概括力和语言的表现力。邢院生具备了这些，于是才有了《叛女》这样的小说。
《叛女》卷前有作者三行题辞：
献给
为了新生叛逆没落，
为了光明叛逆黑暗，
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们。
献辞是作者的寄托，十分令人深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昨天走来，没有叛逆就没有新生、光明和希望。历史在叛逆中创造和演进，社会在叛逆中获得正义和真理。但《叛女》不是政治教科书，是使人能从中得到教益的感人艺术。
古今中外许多传世名作，多具有作者自叙传的成分，或个人的生活经验。《叛女》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描写出身于清末两江总督家庭的贵族姑娘润格的爱情遭遇，以及后来她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革命的经历。润格容貌美丽，聪明睿智，心地善良，多才多艺，但她在名门望族之家得不到自由，到处是野蛮和禁锢，她的一切都得不到保护和施展。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她需要更加辽阔的天地和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吃喝嫖赌、醉生梦死的丈夫和一个专横暴虐、阴险毒辣的婆婆。从托家到奎家，从一个火坑到另一个牢笼，龌龊、卑鄙、荒淫、腐败窒息着她。她对现实的反抗是放走了被禁锢十年的疯女——丫头秋菊。当她确知自己是老爷强奸了逃荒女白颖所生时，便毅然弃家出走。但走投无路，只好以卖艺为生。润格没有随波逐流，执著地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直到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革命者江放相遇、相爱、结合后，才从茫茫黑夜里看出了光明。《叛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及“九·一八”事变为背景，不仅写了润格的辛酸史、奋斗史、反抗史，还塑造了义和团失败后的红灯照姑娘奇侠、参加革命的艺人路拾遗等女性形象，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是挣扎着寻求正义和真理的一群，再现了中国历史的一面。
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末之后，描写旗人贵族荣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历史递进中，描写旗人贵族的演变、升沉，与中国现代革命水乳相融者，并不多见。《叛女》及其姐妹篇在这一文学领域填补了空白。
我有幸在作者的《动荡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前读到了原稿《女伶》是《叛女》的续篇，主要人物润格、江放、江风等都没有改变，它既有连续性，又有独立性。故事起伏跌宕，颇能引人入胜。
《女怜》的背景仍然十分广阔，润格的故事和性格，就是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环境中发展的。她在丈夫江放因军阀内部矛盾被捕后，便把女儿江风寄养在地下革命者杨维林和欧阳墨竹夫妇的诊所里，而自己以女伶身分，浪迹天涯，帮助革命。江放出狱，润格母女回到北平，在梨园生活中，与日本豢养的汉奸黄子廉、奎啸虎及其党羽巧妙周旋，刺探情报。孤女柳文如不忍“女相师”金倩虐待而服毒自杀遇救后“投奔”大汉奸黄子廉之妻王国玉，日寇血洗甫京，杨维林罹难，欧阳墨竹到北平，阴差阳错地成为黄家的提琴家庭教师，江风与黄子廉之子黄伯云关系的变化，黄子廉向江风求婚等，这些凄楚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逼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构成社会生活的大展厅。润格前夫之子奎纲的出现，是对人性的深刻解剖。最后，奎纲“探监认母”，旨在诱供；在特务组织“不许良心抬头”的“纪律'，与母子情的激烈斗争中，他的脑子里万马奔腾，心在怒吼，一双大手掐住了”恶魔“，就这样润格惨死在神经错乱的亲生儿子的手下。
这个结束也许残酷，或许突然得不在读者预料之中。但这个结尾，从艺术的角度看，是巧妙的，不落俗套。这个处理，很是显示了作者不凡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邢院生的《动荡三部曲》的梦想，是要以润格及女儿江风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为线索，经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的烽火，直到中国大地的解放，展示人的命运。三部曲已经出版了《叛女》和《女伶》，而梦还没有圆，最后的一部《伶什》还没有出版。1989年5月18日，她打电话给我：“明天，我要随一个代表团到洛杉矾，他们是忙公务，我是旅游探亲，看儿子少杰，然后转赴香港、日本冲绳、夏威夷，再到德国看儿于澄宇和女儿奇志……”临上飞机，她没忘带上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伶仃》的原稿。到了美国，情况有变，身不由己，只好在那里闲居。她是个永远闲不住的人，她找过工作，护理过一个半身不遂的女病人，最后还是呆在家里改写、加工她的小说——边改边抄，四个月后《伶仃》定稿了。梦圆了，她觉得自己好像已是江郎才尽，于是又寄梦想于未来：“我想下一部书将由少杰和奇志他们从文化大革命续起。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也够丰富多采的了，不比我们这一代人逊色。我的两个孙子早能背诵唐诗了，也许他们也能继承祖母的未竟篇章。”
人的命运，有时自己也主宰不了。邢院生本来是去美国探亲和旅游的，万万没有想到，竟在四季如春、风景秀丽的洛杉矾定居起来。神使鬼差，美国对她不薄，每月能领510美元的养老金，5美元买个医疗保险；数年后养老金还可以翻番。也许这也算天上掉馅饼，可人是精神“动物”，由于语言不通，那种孤独和寂寞难以言状。1993年3月15日她来信说：“……常和猫说说话，有时也自言自语。由于神经类型稳定而没疯；说来说去，我还是愿意参与北京的热闹。”虽然寂寞，除修改好长篇小说，还写些散文，诸如《别人买地我发财》、《牙医收费名堂多》、《我的另一半》、《老人和猫》等，以真名和“爱丽丝”的署名，发表在《世界日报》上。
1993年，《伶仃》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时序上，《伶仃》接续《女伶》，但它又是完全独立的一部小说。润格惨死在亲生儿子之手之后，女儿江风孤苦无援。大汉奸黄子廉时时想霸占她，为了对付黄子廉，江风只好与自己并不相爱的古复生匆匆结婚。江风的性格是润格的延续。围绕江风的命运，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的众生相：古复生是江风父亲朋友的儿子，与江风曾产生过爱情的银行家方仲理、革命烈士的后代柳文如、受黑暗势力迫害的林蓓嘉、汉奸的儿子却与汉奸不走一条路又与江风相爱而又不能爱的黄伯云、进步的和反动的大学生、正义善良的刘三奶奶，以及汉奸的妻子王国玉及其女儿们等等。这众多的人物，都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联合演出一个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江风最后在向黄子廉复仇时，她的手枪没有打中真正的敌人，而自己则落入魔掌。最终，在共产党组织的营救下方获新生。
小说收来得太匆促，也显一般化，没有跳出东方式的“团圆”模式，这是小说的一个失败。但邢院生的“动荡三部曲”可以改编成很好的电视连续剧，相信会征眼观众。
从《叛女》到《女伶》，作为叛逆形象出现的润格，始终是一位热爱正义、真理，追求光明的女性，出于爱国及对邪恶、黑暗的仇恨，她帮助革命者做些事情，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她是一位血肉饱满的形象。润格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女性，在监狱里，她没屈服于敌人的酷刑。但作者又不去正面写，比如《女伶》三十一章，写奎啸虎对润格施刑后，手提一根沾满鲜血的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门，气急败坏，喘着粗气，那首《何日君再来》，唱针被卡在唱片上的伤痕处，一再重复着“再来，再来，再来……”，就是滑不过去。奎啸虎一肚子邪气，把鞭子摔在地上，骂道：“他妈的，什么再来，再来，别来了！”听差把皮鞭捡起来，“把它挂在墙上，和墙上的一排按质量、粗细而分类的皮鞭、钢鞭排上队。”那气氛，奎啸虎的心情，都表现得十分生动、逼真。“没多大意思，打了半天，连个屁都没放，活像打在一块石头上，毫无反应，一声不吭地就昏过去了，倒把那几个哥儿们累得呼呼直喘，这有什么劲。”这是奎啸虎说的。黄子廉也说：“这个人真邪行，简直是一支坏了的温度计，什么温度也不能让水银柱上升，永远是零点。”这种技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不直写，却比直写更有表现力量。
润格从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与社会、时代融为一体，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谓完善，非指越来越高大，而是说越来越真实、生动、具有灵魂。润格深知得罪黄子廉后患无穷。但当他欺侮到头上，企图娶她的女儿小风为妾时，个人的安危且不说，连对“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顾及，也许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没有把。理智“强加给她，而是让”人性“自然发展。她可以像母章鱼一样护崽，直到饿死，像斑头雁一样，拔光身上的羽毛，为风雪中的儿女筑窝。润格终于因此而走进深渊。最后，黄子廉要用挫磨灵魂的办法对付她，把与她分离十多年的亲生儿子奎纲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见面，撩起润格往昔的记忆：小纲被人抢走时蹬掉的那只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枪，一直是她走南闯北随身携带的纪念物，总觉得那上面有儿子的体温，总觉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纲，而是小纲。当她发现奎纲想方设法想知道路拾遗的秘密身分时，她清醒了，警觉了，面前的奎纲不再是自己的儿子。对润格来说，有时母子情高于一切，有时则相反。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逻辑。”后悔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潜移默化地给了我不少影响。贪图安逸，沉缅于小家庭的温暖。我能反抗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却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应该和复杂的环境妥协。“润格被奎纲追问后这样说，”小风的爸爸告诉我列宁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我怕狼，所以没有勇气到森林里去，这就是我的后悔。“当时，是命运不容她背过脸去，就只好面对现实。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觉悟太晚，并说：”如果天假以年，我决不苟延残喘，我要跟他们挤命……“这是润格的绝命宣言。至此，这位艺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除了润格，作者还在《女伶》里塑造了杨维林、江放、欧阳墨竹、黎明、刘三、刘三奶奶、高妈、江风、黄子廉、奎啸虎、王国玉、黄伯云、黄美云、黄秀云、黄柔云，以及吉林等众多的人物形象，这其中刘三、高妈、江风、黄子廉、王国玉、奎啸虎等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有的人物着墨不多，只几次出场，其性格便跃然纸上。黄伯云原来是一个狗仗人势的恶少，后来却成了黄子廉的逆子，其变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写像奎啸虎这样十恶不赦的大汉奸时，还写了他人性深处隐蔽的东西。润格重刑后，他想到润格是一个文弱女子，动这么大的刑，受这么大的罪，太不应该：“黄子廉和她有什么血海深仇？也犯不上这样……”他对黄某的做法很反感。这样写，如同给一位贫血者输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实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识。小说里荡漾着历史、文学、艺术、科学、风俗、民俗以及人们陌生的关于旗人和梨园生活的奇异色彩。老北京的习俗、语言脍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胡同里。作者的知识之广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么关于葡萄的历史、成人节、女孩节、耶稣的传说、营养学、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联名对、诗词歌赋等等，真是包罗万象，好像一部知识小百科。她的小说写作，似乎不拘一格，没有师承，凭着自己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进入创作过程。但她的小说并不是知识的仓库，而是将知识自然地扌契入字里行间、人物的言谈话语里，像生活本体那样。
邢院生的小说中，有着精彩的描写，细腻、准确、生动，说老太太止住哭声“像是收音机关了电钮，连点余音也没有了”；把烟灯飘出的缕缕青烟，比作“上天的云梯”；在黄伯云眼里，“江风弯弯的眉毛下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湖水，诚实得什么也不保留，坦率的语言使她显得更美丽了。”对润格坐牢那段描写，更显示出作者不凡的手笔：
太阳从地下室牢房铁窗上照射进来，灰尘在一缕光束中跳舞，墙上抹着一道道棕色的血痕，一只花壳小甲虫顺着墙角，慢慢往上爬行。蜘蛛吐着纵横交错的经纬，在屋顶的旮旯里织了一个大网，得意洋洋地坐在蛛网中间，穿过网眼看着这间小小的牢房，以为整个世界都在它的网罗之下了。
刚刚长出两条细腿的小青蛙，从牢房的铁窗上，一失足跌下来，误入囹圄。小青蛙奋力向上跳跃，哪里能跳得出去呢？！每次雨后，这些不速之客带着它的同伴，从草坪上的窗户缝隙跳进来，闯进这个“禁区”就插翅难逃了。每次都是润格轻轻地抓住它们的的腿，站在凳子上，把它们从窗缝里送出去。它们一触到草地，就欢蹦乱跳地唱起歌来，池塘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