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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部抗日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所说的，《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在艺术手法上，《生死场》也别具一格，虽然它有上述的不足，却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上面说过，《生死场》完稿后，曾经送到国民党中宣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在鲁迅先生的安慰与鼓励下，1935年1月，萧红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六》，5月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在写作《商市街》的前后，又写出《过夜》、《初冬》等散文。短篇小说《小六》向读者讲述一个贫苦的孩子小六的故事，从这篇小说的题材看，萧红仍然沿着她早期开辟的创作道路，严肃地前进着。小六和双亲过着穷困的生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经常用殴打妻子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小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情黯淡而绝望。萧红的字里行间，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怀着敏感的同情。连鲁迅都称赞这篇小说“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商市街》是一部自传型的抒情散文集。在写作这部抒情散文集的时候，她和萧军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接济下，已经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回忆起了与萧军在哈尔滨时期度过的那段穷困艰苦但是趣味盎然的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内容全都是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锐、细腻的心理，重新感受这种生活的种种细枝末节所带给她的苦痛和欢乐。她以一种十分动人的坦城的态度，叙述了她对于饥饿、寒冷、贫穷的感受与忍耐，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所感觉到的孤独、愤恨和无聊，以及她可悲的处境在自己精神上刻下的伤痕和影响。她在描绘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是用内心感受来表现，因而常常揪紧读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她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这篇散文中，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于可以吃吗？草褥子中以吃吗？”这类令人胆寒的疑问，这种构思，真是奇特又有新意。在此前后写作的散文《过夜》和《初冬》，也是萧红过去生活的实录，写的是她与萧军在邂逅之前，度过的那段孤苦流浪的日子。她回忆了那段痛苦的境遇，以及她在那段难堪的生活经历中感觉到的孤苦与寂寞。这些自传性的、抒情性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写得最为成功的篇章。
鲁迅先生不仅支持萧红出版著作，待这些作品出版之后，还把萧红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介绍给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正如许广平后来在《追忆萧红》一文里所记述的那样：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 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 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 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 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 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 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 司的赵家壁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 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国外。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 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 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 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 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 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 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 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 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步入了上海的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马房之夜》是萧红所作的短篇小说中唯一没有收进集子的作品，但却是最早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它在1936年5月发表于上海的《作家》杂志，1937年就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11月的《文艺》杂志上，1941年又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署名尼姆·威尔士）与另一位姓名不详的人（署名是缩写）翻译成英语，发表在9月号的《亚细亚》月刊上。这也是较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1935和1936年这两年，对萧红来说，是创作上丰收的两年，也是她异常快乐的两年。但是，欢乐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1936年初，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萧红的情绪开始变坏，她在写作散文和小说之余，开始像记日记一样地写了一组名为《苦杯》的组诗。这组诗共十一首，因为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诗像她的许多散文一样，写的都是作者内心的感受，如泣如诉，把她当时那种失望、苦痛、郁闷、烦恼的心情，记录得清清楚楚。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于1936年夏天只身东渡日本。临行前，7月15日，发着烧的鲁迅先生，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房烧菜。这一次相聚，就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的精神仍然不好，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坏。她开始失眠，发烧，头痛，肚子痛，骨节酸痛，疲乏，心绪不宁。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写作，写出了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红的果园》、《牛车上》，以及散文《孤独的生活》与《家族以外的人》。《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写的是萧红童年时代的熟人有二伯，此人是她家的远亲，又是她家的老雇工。虽然萧红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常常不够鲜明，但是，从这篇散文中看到，萧红似乎又是一个描写性格的能手。她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怯懦又固执、懒惰，处境既可笑又可怜，有点类似阿Q又与阿Q有明显不同的北方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为何能够塑造得栩栩如生？为什么萧红写这类作品时如此流畅，使你感觉不到像她写《生死场》或其他小说时带有的那种“吃力感”？因为这个有二伯是萧红自小与之朝夕相伴的一个家人，他与萧红童年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关系密切，这一老一小之间感情很好，萧红成名之后，对他仍然怀有眷恋的温情，所以能在一篇散文里，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题材虽与散文《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写的也是一个老雇工的遭遇，但是这个小说人物的性格，就远不如那个散文人物的性格鲜明。而《红的果园》和《牛车上》，似乎也仍存在着萧红早期小说中那种结构不够完整的缺点。由上述两篇优秀散文与三篇不甚成功的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在萧红回到祖国之后，于1937年5月出版。而当萧红正在东京写作上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的另一本由过去写成的十三篇散文与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合集《桥》，已于1936年11月在上海出版。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写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启程，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于1月3日在东京写完组诗《沙粒》。这组诗共有三十六首，像组诗《苦杯》一样，写的也是她本人的孤独与郁闷的心境，所不同的只是组诗《沙粒》在萧红回国后不久，就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了。除去《沙粒》之外，萧红还发表了诗作《拜墓诗——为鲁迅先生》。萧红一生写诗不多，而以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见长，但是从她的为数不多的诗作里，可以看出萧红的诗像她的散文一样，也带着明显的自传性与抒情性，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萧红自己，把《苦杯》、《沙粒》、《拜墓诗》以及《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春曲》组诗（共六首）、《一粒土泥》等共六十首诗，抄写成《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珍藏起来。此手稿本原来存放在许广平先生手里，后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博物馆，直到1980年，才由鲁迅博物馆的同志将它公布于世。
回到祖国之后，萧红的心绪仍然不见好转，她无法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先在老友李洁吾夫妇家里借住了几天，后又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女子公寓。只身在京，她仍感到孤独与寂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没的。”（《萧红致萧军信》）
1937年5月12日，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说他身体欠佳，请求萧红束装回沪。萧红接到这封信后，就立即离京返沪了。这一次，萧红同样没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中就经常飞满狂啸着的日本轰炸机，地面上也经常出现狂吼着的日本机关枪。她就在这种环境中，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这是两篇记述性的散文，前者记录了她与萧军在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乡的情景；后者记录了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的罪行。写法一般，比起她的某些优秀散文来，略显逊色。
10月份，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家里。在武汉，她与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创办了《七月》。她为《七月》写作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二章）》、《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写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两本自传体小说的评论，从这篇文章里看出：这位擅长写作抒情散文的女作家，是极不擅长写作评论文章的。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相继从武汉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
2月，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萧军准备与学校一齐撤退，必要时和学生一块儿打游击；萧红则主张仍然从事写作。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萧军留在了临汾，而萧红则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取道风陵渡，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该剧3月16日开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丁玲、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人在西安活动的情况，并介绍了《突击》的剧情以及《突击》演出的情况。
二
1938年的初夏，萧红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分手。萧红离开了同居六年的萧军，与端木蕻良双双回到了武汉，举行婚礼。返回武汉之后，萧红写作了散文《无题》、《寄东北流亡者》，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等等。
9月，日军又逼近武汉。这时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她撤离武汉西行，先住在四川江津罗烽、白朗的家里，生下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之后，又离开江津，到达重庆。先住在歌乐山上一座名叫云顶寺的旅馆里，后搬入重庆郊区北碚复旦大学教员宿舍。在此期间，写作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等）和其他题材的散文，如《我之读世界语》、《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孩子的讲演》、《逃难》、《旷野的呼喊》、《黄河》、《莲花池》、《山下》等等。这七篇短篇小说，从艺术技巧方面看，与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长进。从题材方面看，倒是可以看出，萧红仍然是沿着同情劳动人民的这条道路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萧红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像《逃难》这样的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何南生，他本是一个懒汉加懦夫，却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英雄的模样，一方面背地里哀叹“到时候可怎么办哪”，一方面公开发表“与此地共存亡”的激昂慷慨的讲演。这七篇后来结成短篇小说集《朦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她那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因此，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沉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难以消除的悲痛。她下决心要描绘鲁迅先生的形象与音容。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于鲁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与感激。她还运用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充分地施展女性作者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萧红曾经常出入于鲁迅先生的家中，她用自己的笔，把读者轻轻地领进鲁迅家敞开的大门，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朴素的生活。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生活起居的习惯，鲁迅先生饮食的爱好、衣着的怪癖、工作的劳累、临终前的病容，以及许广平先生的操劳，海婴的顽皮，甚至描绘了两位年老保姆与日本医生的面影，她还细致地描绘了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的姿态，以及她与鲁迅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