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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刘真在一个师里任文工队队长。部队入朝作战后，上级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艺术水平，派她到东北鲁艺文学院学习。她来到哈尔滨，在戏剧文学系进修。这时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刊登在《东北文艺》上。这篇小说完示出刘真生活的厚度和创作才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它获得了1953年儿童文学三等奖。宋庆龄、邓颖超亲自发给她奖品，使刘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后，刘真被鲁艺推荐到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在这里，每一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辅导。刘真的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儿童文学作家严文并。刘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大姐》、《我和小荣》都是经严老师看过，多次提出意见，再经过刘真多次修改写成的。提起严文井，刘真说：“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难得的好老师。他读了我写的每篇文章，都一点一滴详细的提出意见。总是告诉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见，变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后，再改动作品。他从来不动手改我一个字，他说：'创作不能代替，这样才能把你锻炼得更会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风格'。实践证明，他说的多么对呀！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等等。那时，刘真连个被告都不如，她没有站在她这一面的读者，也没有为作品辩护的权利。与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真此时眼泪向谁洒？她的痛苦连对母亲都无法说清楚。
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刘真回想起自己的历史，回想起许多一笔一划教她识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么怀念那时的同志关系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时的同志关系写出来，这就是刘真创作《长长的流水》的最初动机。
1963年夏天，周扬同志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他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同志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
捆绑在刘真身上的绳索松开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车，到边疆云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云南是美丽长春的花园，千百年的大青树，色彩斑斓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动热情的语言，“像涌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刘真搁浅的小船，又扬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密密的大森林》、《对，我是景颇族》、《豆》三篇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写出《旅行日记》、《贵州山中一小城）、《边疆之夜》、《纺纱姑娘》、《大山里的歌声》、《两姐妹》、《边疆来信》、《过年的一天》、《回忆》等表现边疆风貌和少数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从边疆回来后，经过反复酝酿，重写了十五遍，改动了无数次，终于写成《长长的流水》。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说，它是受到童年时候的大同志的宝贵的启发，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读者的帮助，特别是严文井老师的指导而写成的。《长长的流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赞扬，这篇小说写得亲切、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达的是革命时代，革命生活所独有的情感力量。
“艺术作品，各有各的风格，它代表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作风。《长长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写到自然环境的时候。这也不是生编硬造可以造出来的，这决定于当时的那种真实的环境，给予作者的真实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见的山间流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使童年的我，感到过无比的美丽、新奇。在那里，好像月亮星星也变了样子，更美了。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的。”
不管是写人，写自然，离开了生活实感，文艺作品就没有生命。刘真的全部创作都证明了她的这段话。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刘真被揪了回来，与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间、梁斌等一起被批斗。
在那些苦难的日日夜夜，刘真的痛苦比任何时期都重，她被污辱，打耳光，把头往墙上撞，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即使这样，她的信仰没有被焚毁，仍然坚强不屈，向党写了一份反对陈伯达的材料。结果可想而知，她险些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山刺玫》（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英雄的乐章》（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儿童文学《三座峰的骆驼》、《童年纪事）（1985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刘真儿童文学选》（中国青年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8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及中篇小说《万狗庄）（1984年《长城》）文学双月刊、《没有窗帘的家》（1986年《长城》）、《大家都很好的故事》（《长城》）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收入她的《春大姐》，“儿童文学卷”收了《长长的流水》、《我和小荣》，“散文卷”收入《大雁飞来了》等两篇，“报告文学卷”收录《一片叶子》。多家选集中收选了她的作品，多篇作品分别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河北振兴奖。还有散文及报告文学已分别结集等待出版。
刘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她个性成长的经历十分耐人寻味。九岁便成了一名士兵，没有机会享受任何正规教育，残酷的战争铸就她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情感方式，以革命为名义的奋斗锻造她无私无畏的处世态度，而集体生活氛围又培养了她直率坦诚、热烈单纯的道德品格。责任感、创作欲，加之她特有的表现天才，使她成为一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她的文像她的人，不复杂、不难读，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折射着自己踩过的足迹，透着惊人的真善美的力量。然而，刘真的秉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和平年代，并没使她过上和平生活，她有过许多的不幸的遭遇。八十年代后，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刘真却又一次重新带上了“枷锁”。她的一篇题为《好一朵蔷薇花——“特号产品”王发英》一文（刊于《女子文学》1985年总第12期），引来了烧身官司，在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之前，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6日第5版读者来信栏以大半版篇幅刊登了河北读者王发英来信，题为《作家刘真在〈女子文学〉撰文侮辱、诽谤我》，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态度：“从读者反映的情况和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包括有的作家），为了某种需要，利用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刊物，打着写真人真事的幌子，进行着违背文艺创作原则，违背宪法、法律，甚至是犯罪的活动。……”还专发了记者的调查汇报。这一下，刘真陷入了深深的苦痛。她给笔者的信中写道：“从北京到我的故乡烟台，许多人来信对我破口大骂，说我几十年来用作品欺骗了他们，说我是骗子。说把你判无期徒刑、判枪毙、千刀万剐了你，也解下了我们对你的仇恨。……在邯郸我的住处外街道上、理发店拒绝为我剪头发；走在大街小胡同，常有砖头瓦片向我头上飞来……”那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刘真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办了离休手续，决定远飞他乡。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
从1990年赴澳大利亚一晃五年，刘真仍在写作，其中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发表在深圳的《黄河春秋》杂志上。在她已写就的作品中，有小说、纪实小说，还有回忆录。她说，今后只要活一天就写一天。1994年岁末，笔者又接到刘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说：“出来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国、故乡和乡亲们，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大路小路，和每一道墙壁的砖缝都在想，都思念……”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真在《童年纪事》“开场白”里的一段话：“作家的劳动，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岖，刘真走了过来，并向明天走去。她不停地开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创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艰险的纤夫，拉着长长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节……
1980年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改
葛翠琳
阎纯德
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这块沃土上，葛翠琳已经辛勤耕耘了40多年。她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一位成绩卓著者。她的创作历程，同中国那些为好几代中国少年儿童所热爱的作家们一样，用爱的乳汁哺育了小读者对真善美的热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建造起人类亲情、民族情、爱国情的圣殿。
葛翠琳是一位换而不舍的追求者，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了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她的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一是文学活动，二者组成葛翠琳完美的功德形象。
一
葛翠琳于1930年2月25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偏僻的小村葛庄。曾用名葛翠林、葛琳、婴林，她用本名和葛翠林、葛林三者作为笔名发表和出版作品。
葛翠琳在《星光闪烁》里说：“我的童年是贫困的，没有穿过一件合身的衣裳，没有见过一种从商店里买的玩具；我的童年是寂寞的，大人为了让孩子吃饱，日夜操劳东奔西走，没有精力顾及孩子；我的童年又是幸运的，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给我们读许多作家的文章，把我们幼小的心灵带进一个美好的境地，使我们了解了广阔的世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