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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热闹非凡，就像开了锅。
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谁赢谁的一只脚就踏人甲A了。双方拼得很激烈。开场才十来分钟，我们的守门员冯永安便在禁区里扑倒对方的罗马尼亚前锋，被罚了个点球。失球后我们攻势如潮，围着对方球门猛攻，也有不少机会，但是最终还是0比1输了。
难道真的给“风水先生”算准了？难道真的是扳不过天命？比赛结束后，我静静地坐在教练席上一动也没动，我有点绝望了，并开始为自己的那句话而后悔。
场外，狂热的河南球迷兴高采烈。他们喊起了“徐根宝完蛋喽！”
我望了望天，心想，老天这回真的灭我了。一群记者围了上来，他们问什么我也没听清楚，只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冲甲A没希望了。”
讲出这句话后，心里忽然像是解脱了，一身轻松。好多球迷围着我，请我签字时，我都很和气地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听到有人说：“这可是徐根宝的绝版签名啊。”我苦笑了一下。我离开球场时，望着迟迟不愿意离场的球迷，客气地挥了挥手。这时听到看台上球迷在喊“徐根宝笨蛋！”。
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
当我向休息室走去时，碰上我们俱乐部副总经理刘秋红。她挺高兴地对我说：“徐指导你知道吗？沈阳海狮队输绘天津万科队了，深圳平安队也打平了，我们还有希望啊！”
听了这话后，我心头一动，便急着算起账来：沈阳海狮队输，深圳平安队平，河南建业赢，尽管我们今天输了，但这轮比赛的结束后，积分形势为：河南建业队32分，松日队28分，沈阳海狮队29分，深圳平安队33分。今年甲B上4支队，武汉雅琪已经稳出线，这4个队中要上3个队。最后还有两场比赛，4家都还存在冲甲A的希望，原来我们还没有“死”啊！
我刚才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时，并不知道其他队的情况，因此说了“冲甲A无望”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松日队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别人手中。后面两场比赛，我们必须小心。
倒数第二轮比赛：我们赢了火车头，河南建业队主场平浦东队，沈阳海狮队赢深圳金鹏队，深圳平安队也赢了。这一轮比赛之后的形势是：松日队31分，河南建业队33分，沈阳海狮队32分，深圳平安队36分。最后一场比赛前，深圳平安队已经稳出线。这样，我们和沈阳海狮、河南建业3家抢两个名额，当时形势最有利的是河南建业队。
河南建业队自从赢了我们后形势非常有利，在剩下的两场中只要赢一场便可稳稳出线。他们主场对浦东队，赛前河南社会各界原以为稳赢了，还准备赛后召开庆功会，领导都出席观看，球场爆满。浦东队当时只有26分，如果输了这场球，也有降级的危险，因此也要死拼。比赛结果，谁也没有赢。河南队提前一轮冲入甲A的希望破灭了。
从赛后的报纸上看，这场比赛双方拼得十分厉害，河南队3名外援1人被红牌罚下，两人各得两张黄牌，最后一场3名外援一个也不能上。
尽管河南队打平了，但这轮结束，3个队中形势最不利的还是我们。如果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河南建业队和沈阳海狮队只要获胜，我们即使赢了人家30比0，也一样没有希望。而沈阳海狮队的对手是已经出线的深圳平安队，河南建业队的对手是保级无忧的上海豫园队。
一般来说，打到这个份上我们已经完了。对于平安和豫园这两个队来说，这最后一轮的比赛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谁也不会去硬挤。
好像是老天有意安排，深圳平安是我们松日所在的广东球队，而上海豫园则是我家乡的球队。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我们主场输给河南建业队后，舆论一片大哗，指责我说大话，活该。但大部分人都为我惋惜。
有好意的记者，如羊城晚报的苏少泉写了篇短评，题目叫《根宝你慢些走》。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徐教练在当初提出这口号时，是不是不当松日队教练，还是不当教练了。如果不当松日队教练，那其他教练也能当。如果说不当教练的话，这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国内像根宝这样有理论有实践经验、有强烈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又精力旺盛的教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一次晋级不成，把理想和多年事业埋葬，不利于事业，也不合徐根宝的性格。”我还接到许多好心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劝我不要就这样告别足坛，等待东山再起。
对这些好心的劝告，我从心里感激，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想好了，如果这次失败了，就彻底告别足坛。比赛还有最后一轮，我知道我的退出已经到了倒计时，但我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我决不会放弃一丝努力。即使“死”了，也要做到问心无愧，心中无憾。
9。上海来电，全力支持根宝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市领导陈良宇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
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
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莫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
谈完后，我当天就返回广州。在飞机上，心情开始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后来有人指责我回上海搬救兵，有幕后交易，但我很坦然，大家都凭本事比赛，这符合足球的精神，在这种微妙的时候，号召不打假球反倒让人觉得很丢人现眼，你说这怪不怪。回到广州后，我把我在上海的谈话向广州市领导、市体委领导作了汇报。广州市领导听了很高兴，说根宝做了上海的工作，我们是不是也通过广东省体委和深圳市体委，也把平安的工作做好？我们可以告诉平安说，如果你们赢了，我们也给予重奖，希望最后一场不要打假球，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兄弟队，认真去打。
从我心里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上海。尽管深圳平安是广东的队，广东的队应该拉自己兄弟一把，但我感觉上仍然认为上海更可靠。结果也正如我所料，平安队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很轻松地输给了沈阳海狮队。沈阳海狮队就此晋级甲A。我们的最后一轮比赛，是在主场韶关体育场对已经降级的天津队。我在准备会上说：“大家要超脱，不要患得患失。打仗要死人，而足球比赛死不了人。失败了，没有关系，大不了我不当教练。超脱决不是逃脱。最后一场大家都豁出去了！”
在去体育场的路上，尽管我相信这一场我们能够拿下来，但我更清楚我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豫园队手里的。汽车在半路碰上松日惧乐部的3个女同志，我让车停下来请她们上，但她们怎么也不肯，还开玩笑地说女的上来你就不怕倒运？那时报上正好刊登大连金州一家宾馆的女经理状告足球报一记者，说他在文章中散布女性在某种场合出现会给球队带来霉运。她们为了“避邪”，不愿意上。我说这可是你们自己不愿意上的，到时候可别说我不让你们上啊。
10。“谢天谢地谢人”
比赛开始后，我们上半时就以3比0领先，稳拿3分是没有问题了。中场休息时，我接到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球迷从深圳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上半时深圳1比2输海狮”。我知道，那边已经靠不住了。但我没有告诉队员。一会儿，一位记者接到了上海打来的手机，告诉我说上海的比分0比0，河南建业队和豫园队都没有进球。
16点18分，我们与天津万科队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我们拿了3分。上海的比赛还没有完，体育场的所有球迷没有一个离场，他们都静静地站在看台上等待消息。我走到了场内，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判。这时，记者和球迷把我团团围住，伸在我面前的话筒有近10个。
“还有3分钟”，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告诉我。她拿着电话问我，“此时你怎么想？”我能想什么呢？我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凝固了，激动、期盼、恐惧许许多多含糊不清的感觉紧紧地揪住我的心，让我几乎快窒息了。我便说你别急，等上海比赛结果出来后再说。
这时体育场内的情形，至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看台上的广播员直接与上海方面通电话，每半分钟报一下：“现在是0比0”、“现在还是0比0”，“现在仍是0比0”……每报一次，观众席上便是一声欢呼。
这3分钟过得非常慢，仿佛是一生的等待。突然，我的大脑像触电一样，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90年带国奥队去泰国时，有一次朋友让我去抽签，结果我抽了个“上上签”，有人还给了我四句话，说我是“小船过滩，道路艰难，程前有路，贵人相助”。“贵人相助”，对，今天一定会有贵人相助，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女记者不断地问我，徐指导，比赛还没有结束，你现在怎么想？
由于有了突然而来的“精神支柱”，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听天由命吧。尽管我已经感觉到这次冲甲A没有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表情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即使我冲上了甲A，还是靠人家帮忙的！
大家耐心等待。就像是等待火箭发射点火一样。“5、4、3、2、1”，忽然，女记者尖叫了起来，几乎同时，球场的广播也响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上海的比赛结束了，0比0，豫园队与河南建业队打平！主席台和看台上所有的人都跳起来了，我的周围也一片欢腾，欢庆的人群中将我紧紧地包围了。记者们伸过话筒问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突然来了灵感，一宇一顿说了6个字：“谢天谢地谢人。”
球迷纷纷围了上来，许多双手伸过来，拉着我的衣服，有的递上本子要我签名。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名状，不得不跑步冲出人群，向休息室奔去。
休息室里非常安静。队员们都静静地坐着，没有升人甲A的狂喜，就像经过了一场练习比赛，毫无感觉。高洪波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更是有点苦涩。他本来认为，松日队冲甲A是没有问题的，想不到最后还是要靠别人帮忙……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站在休息室里看着大家，没有出声。外面球迷的欢呼声不断传了进来，与屋内的情景形成相当大的反差。我们都呆呆地沉默了很久，直到有人来叫我去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位球员悄悄地对一个记者说：“徐教练的命真硬啊。”
我活着从地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很多祝贺的电话，其中还有我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高丰文。（本章全）
第六章 大连的天气，是冷了些
1。王健林请我去万达
经历了那“最长的3分钟”，经历了那尴尬的“谢天谢地谢人”，我虽然带领松日冲上了甲A，但结果却不是那么圆满。朋友们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当初不是两副担子一肩挑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靠人家帮忙那么狼狈的“下场”了。
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我也确确实实地感到，要把两样都管好，也太累了。我与松日俱乐部的合同是两年，在冲上甲A后我对潘苏通说，第二年我不干主教练，但我可以留在俱乐部，并把班子组好。潘苏通说，如果你真的不当主教练的话，那我请外国教练了。我说，如果我留在队里，你最好是用中国教练，包括培养一些年轻教练，如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而且在这期间，广州市体委也在考虑请周穗安、陈熙荣，李应发、商端华也打电话毛遂自荐。
潘苏通开始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你留在队里，就由商瑞华、高洪波、李红兵、乐敬忠等搞队。”我把这些也向市体委区书记、辛主任等作了汇报。在这期间，这个教练班子实际上已经工作了近两周，还从李勇带的二队那里调了一批年轻队员。这两个星期训练和管理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不当主教练，潘苏通和市体委领导总有点不放心。他们还是想把维尔纳请回来。
德国人维尔纳1996年曾经执教过松日队，因为成绩不理想，没打完一半就把他辞了。但是潘苏通对维尔纳的印象却非常好。他一直认为，当时松日队的成绩不好，并不都是主教练的问题。维尔纳离开松日队，与潘苏通一直有联系。
我曾经与两个外国教练合作过，一个是施拉普那，一个是鲁迪。经过两次与外国教练合作的经历后，我感觉是，我这个人很难与外国教练进行长期合作。尽管与施拉普那的短暂合作是满意的，但长期合作是不行的，因而我还是离开了他。我离开申花，也是因为我不愿意干扰外国教练。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我与潘苏通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请外教，我是一定要走的。
后来，潘苏通和市体委都认为这个班子的组合不合适，还是决定请外教。这样，我就萌生了去意。
也就在这期间，我清楚记得是12月28日的上午，我忽然接到大连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平打来的电话。我当时并不认识他，不知他从哪里搞到我的手机号码。他在电话里说：“徐指导，我是万达集团办公室主任黄乎，我们董事长王健林想与你讲几句话。”
在这之前，尽管我知道王健林，但并不认识他，好像也没有见过面。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徐教练，你下阶段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正在帮松日组班子，虽提出不当主教练，但要把班子组好，我与松日的合同是两年。”
王健林也是心直口快：“你不当主教练就别在那里干了，到我这儿来当教练吧。”听了这话，我既有点惊讶但也有点心理准备。因为在联赛结束时候，万达集团打电话给我，不用多说什么，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我心想，这事难成。便说：“王总，谢谢你，我这儿合同没有完呢。”王健林也没有急于让我表态，只是说：“你再考虑考虑吧。”
挂了电话后，我没对任何人去讲。因为我想这事不太可能。
1月16日，我从上海飞回广州，晚上我们几个干部在天河大厦吃宵夜，在座的还有大厦总经理赤玉乾。正吃到一半时手机响了，又是黄乎打来的。他说：“徐教练，你等一等，王董（指王健林）找你说几句话。”
王健林在电话里开口就问：“根宝，上次与你谈的事怎么样了？”我给他问住了，半天说不出来话来。因为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时我正忙于组班子，根本没有考虑这事，也没有多想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