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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务头于戴笠还叫我约住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凭藉着“复兴社”之桥，“华蒂社中坚”张春桥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万秋的怀抱。
崔万秋是从张若谷手中接任《大晚报》的《火炬》副刊的。张若谷的前车之鉴，使崔万秋倍加小心。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曾发表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曾为杨村人大鸣不平，斥责鲁迅对杨村人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柳丝”何人？杨村人的化名！鲁迅写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锋芒直刺杨村人，顺便也给张若谷带了一笔。因为杨村人在《文化列车》杂志一九三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九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
鲁迅针锋相对地答曰：“先生似乎是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可怜，自诩为“小说作家”、《火炬》主笔的张若谷，竟然连挨鲁迅之“嘘”，还不够资格！
崔万秋自自知比张若谷还不如。他对鲁迅笔锋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张若谷的覆辙。
然而，鲁迅雄踞上海文坛，高举“左联”大旗，却又是崔万秋的眼中钉。
崔万秋想找个打手。哦，张春桥来了，正是求之不得……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自然，崔万秋深知，对鲁迅正面强攻，说不定会掀翻《大晚报》上的“火炬”。
比较妥切的办法，是打拐弯球；批田军、批《八月的乡村》。田军是鲁迅扶植的，《八月的乡村》是鲁迅作序的。批四军、批《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是批鲁迅——却不是直接展开笔战。
张春桥成了崔万秋的打手。他，当然不敢用真名，最初，张春桥化名“水晶”，在上海杂志公司所办的《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出版）上发表。这是张春桥射出的第一支冷前：
八月的乡村（田军作）
这是本悄悄地出版的书，我现在公开地来谈它，不也大可不必么？我想，纯粹的读书人的立场客观地来说几句读后感，先生原谅吗？
《八月的乡村》告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靡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
可是我认为美中不足的，一是司令陈柱底个性不大显明，二是萧队长那末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刻画得不够力，三是李七嫂之受日军蹂躏后，竟能够马上执枪从众，尤其是一个聪明的朝鲜女安娜，懂得下命令、裹伤口、教唱歌，给大家讲种种有意识的言论，事实，却会因为萧同志（也许是他吧）而要求“回上海”。我不是说她们不会转变（到底是没落的知识分子），我说的只是毫无线索地突然转变得那末快而已。法捷耶夫在《我的创作经验》里说：
“例如昨天某人还是一个懒家伙，但今日已变成一个突击队员了。艺术家的任务，就在表明，这个人怎样由落后转而加入突击队。为什么要这样呢？”
本书的作者就犯了这末的一个毛病——“把主人公内在阅历表现得很薄弱”，“很少观察人们的改造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希望作者在“一定还在写，写，写——”的时候，能够谦虚地参考一下法捷耶夫底《我的创作经验》一文。
张春桥摆出一副“小说专家”的架势，颐指气使的派头，在那里“指点”田军，把《八月的乡村》说得一塌糊涂。
不过，《书报展望》只是上海杂志公司为了推销书报所印行的杂志，印数不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有限。所以，“水晶”的这支冷箭，尚未引起鲁迅的注意。
在崔万秋的策动下，张春桥再狠射一箭：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冒出了一篇寒光闪闪的文章，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作者是谁？
署名“狄克”。
虽说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狄姓。然而，“狄克”却是取义于英文“Dictator”
——独裁者的字头“Dic”，足见他对法西斯蒂的崇拜。
文章一开头，便引述了一段“语录”：
“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约瑟夫。”
“约瑟夫”何许人？斯大林也。这个“狄克”一上阵，便“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却吓唬别人”。
好在文章不长，况且今日的读者很难见到半个世纪前的《大晚报》，故全文照录于下，也可以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当年的“狄克”笔法：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大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动作者，对于他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
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他已经在自做了！假如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①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用写另外一部，②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③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唉，“狄克”十九岁时写的文章，以“语录”开头，以许许多多带惊叹口的口号结束，后来“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竟与他如出一辙！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狄克”之谜，本来唯有张春桥知，崔万秋知。崔万秋自然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天机。万万料想不到，道出“狄克”底细的，竟是张春桥自己！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狄克在《大晚报》上向鲁迅放了一炮之后，鲁迅当即“拜读”了狄克的“大作”。鲁迅横眉冷对狄克，于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鲁迅把文章交给了设在新钟书店里的《夜莺》月刊编辑部。《夜莺》编辑当即把鲁迅的这一讨狄檄文，排入五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上。
《夜莺》月刊是委托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按照上海杂志公司的规定，委托发行的杂志在印出样本（清样）之后，应该马上送一份给该公司，以便老板了解内容，预估销路。
老板看毕，着人把样本送还《夜莺》编辑部。
送样本者何人？张春桥也。
《夜莺》编辑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样本，忽然发现印着鲁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页已被撕去。
“谁撕的？”编辑问。
“我！”张春桥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为什么要撕掉鲁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来仔细看看。”
“为什么要仔细看看？？”
“鲁迅在骂我！”从张春桥嘴里，终于蹦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狄克？！”编辑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瘦骨伶仃、戴着圆形近视眼镜片、山东口音的青年。
张春桥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在激动的时候说走了嘴，泄露了天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么样呢？”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于是，《夜莺》编辑部知道了狄克之谜。
于是，鲁迅知道了狄克是谁。
于是，魏金技、于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艺界暗暗传来。传入了《辛报》编辑姚苏凤耳中。
姚苏凤是苏州人，曾是鸳鸯蝴蝶派之人，当过《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编，后来日渐进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 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名字。
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本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
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这本书是唯一透露狄克之迹的书，成为三十多年后上海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
第二章 晋察冀岁月
“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年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一九五○年亲笔真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关成志、林福生介始入党。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二九年二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
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门，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引者注：今上海山阴路）
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