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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份份《扫雷》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
《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
《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
《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最令人震惊的是，“扫雷纵队”以二十多期简报，五万多字，向张春桥密告了“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简报中甚至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将军受尽张春桥的排斥、打击，忽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廖政国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写下七律一首明志：
征战何止千百次，
此次进京最无底。
人生自古谁无死，
愿留正气飘天地。
过度的忧虑，随之而来的是癌症伴生。廖政国将军离开了人世……
游雪涛一手伸进上海警备区，一手伸进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他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便是编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他把原华东局的九十七名干部列为“黑线人物”，一个个贴上标签，诸如“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敌情”：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
“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
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义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中，是这样的：
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
“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
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怀仁堂的论战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返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访了。
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
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管自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面前，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边，谭震林的两侧坐着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余秋里。
那边，张春桥的两侧坐着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王力。本来，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
两军对垒，阵线竟是那样的分明。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对面的那一帮子人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劝住“大谭”，拿下他手中大衣。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于部挨整。
‘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引者注：指当时康生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
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手持那份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老帅们的状。张春桥知道，只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才能压得住那班老帅、老将军、老干部。
江青没有去，张春桥领着头。毛泽东抽着烟，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张春桥那添油加醋的汇报。毛泽东毕竟熟知他的老战友们的脾气，只是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他不愿于，让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当记录员。他俩立即记下这句“最高指示”。
当张春桥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深深地激怒了。
两支笔沙沙地同时记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
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别说陈丕显不在话下，那谭震林、陈毅也马上被赶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这一天——二月十七日，当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日“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比噏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工、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