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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四十岁的张春桥，比二十六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我逐版查阅着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向我提供了张春桥“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我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
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七月十九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声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
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何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北京消息”：毛泽东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毛泽东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何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稿飞快地送到毛泽东手中。那时候，毛泽东又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怎样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这股劲头作为东风，在一九五八年来个大跃进，而柯庆施的报告恰恰符合了在西子湖畔沉思着的毛泽东的心意。
领袖的思想，立即化为《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的元旦社论。社论的题目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这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柯庆施又一次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
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样批评“反冒进”，吹嘘要“乘风破浪”之外，还进了一段“名言”：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竟传遍四面八方。于是，何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
柯庆施深得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沉溺于歌功颂德，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
这年五月，柯庆施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年十月，柯庆施被选为上海市市长——继陈毅之后，成为解放以来第二任上海市市长。于是，柯庆施兼上海党政首脑于一身，声望倍增。再没有人敢叫他“柯怪”、“烂板凳”、“柯大鼻于”了，也不大叫“庆施同志”了。就从这个时候起，并不老的柯庆施，被人们恭恭敬敬地称为“何老”——其实，当时他不过五十六岁而已！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子曰：“四十而不惑”。四十一岁的张春桥，比十九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一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蓦地，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重头文章。自然，再不会写“吴松”，也不会署“常轨”，而是签上“张春桥”大名。
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发表。那时懈放》创刊不久；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办了《解放》半月刊，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创刊。
柯庆施嘱，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因此，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刊于《解放》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张春桥受宠若惊了。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一连串赞语，怎不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是张春桥苦苦奋斗多年才终于一鸣惊人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张春桥思想”的核心。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成名作”的基本观点。
欲知张春桥其人，不可不读他的“成名作”。现把他的“成名作”摘录于下：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岗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岗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帐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