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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她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已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亡，战士们让她来指挥。他们击败了敌军。红军称她为“女司令员”。她无意安居下来生儿育女。长征结束后，她就埋头学习，希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于珍做的辣椒汤。“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对李德这么说。李德则喜欢醋溜肉和酸白菜，为此李德极不愿听毛泽东这句话。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二十四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十五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青女人。她的名字从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几乎在同时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八岁，她立志献身于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类的青年人蔑视中国的旧习俗。他们嘲笑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与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 （很多人后来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 ）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并开始相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结了婚。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并照了结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两口之外，前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字，这两个字包含著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的命运最为悲惨。向警予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点杀害了她。蔡和森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给国民党，国民党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没有他们两个朋友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宣布他们“试婚”。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开慧生了三个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一九五零年在朝鲜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子结了婚。据某些人说，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生的。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一九三零年十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酷刑。当时岸英可能也在场。她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杀害。她们两人的死是没有相互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有关系。开慧的殉难则与一九三零年九月毛奉第三国际之命对长沙发动一次未遂的进攻直接有关。在毛的军队被赶出长沙后，国民党省长下令在长沙逮捕和处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杨开慧便是其中之一。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毛泽东的几个儿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师也曾经照看过他们。孩子们被带到上海，进入一所由共产党秘密监护的学校。但是学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们赶到街头。毛泽东的几个孩子颠沛流离，靠乞讨和卖报为生。他们露宿在街头巷尾和破旧的庙宇里，在庙宇门口贴上一张纸标说：“我们能讲故事——一个故事一分钱。”孩子们最后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九五七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并冈山相遇。她是个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她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妹妹贺怡，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毛泽东和贺于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儿子小毛，后来留给贺怡和泽覃抚养。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孩子——直没有找到。一九五零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时，死于车祸。
贺予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宪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他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井冈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险。
象这样的事迹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多次与其他男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零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边界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疟疾，在这里的一座山上养病。这个女孩出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详，也许是龙岩县的古田。
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南的根据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一恢复健康，就迅速转移。孩子交给当地农民照料。据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寻找过这个女孩，但没有找到。时值漳州一仗，战斗就发生在毛泽东遗留孩子地区的南面。毛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博连璋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免遭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贺子珍。贺在休养连，毛在干部团。两人虽相距不远，却无法见面。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三十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象走向阴间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象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 ！这些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长征开始时，她二十七岁。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职业是掏粪，并把粪便卖给农民。十一岁时，她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充当童养媳。十四岁时，她逃了出来，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杀之前，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待了四年，与博古结了婚。在去苏联前她已在苏区工作了一年。
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 在第二梯队的是休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临的队伍瘫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五十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五里路。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四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就象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七骑兵队前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懈的人们灌输革命热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征募到。”许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入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多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予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中存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二岁时，谈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们，她仍充满敬意。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五十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
中国没有比蔡畅一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是一个殷实地主朱剑凡捐助开办的。李锐说：“朱在今天会被称为‘民主人士’。”他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 他的女儿朱仲丽后来与受了伤的王稼祥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