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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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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五年九月以后,居正在百感俱集的当中,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机构的合并,第二是各省田亩的清丈。
  明代对于河、漕的事务,最初分属于两个机构,河道总督专管黄河,漕运总督专管漕运。其后漕运总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属河道总督。但是从淮安到茶城,借河为漕,河道总督底职权,只能管到这一段的黄河,对于河南以上的黄河,其实没有管到,当时也没有整理黄河上游的主张。因此河、漕两个机构,永在摩擦的当中。这是一向的事实。万历四、五年间,河道总督傅希挚更和漕运总督吴桂芳不断地争执。五年九月,调山东巡抚李世达为河道总督。调河道总督傅希挚为陕西巡抚。居正以为有了办法,但是随即发现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十月中,再把世达调开,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升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语误。兼理河、漕在五年、进工部尚书在六年。明《万历实录》、《明史稿》及《明史·吴桂芳传》语皆合。)河、漕两个机构,到此正式合并。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给桂芳说:治河之役,朝廷以付托于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摇惑,虑任事之致怨。古人临事而惧,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为兢兢?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孤浅劣无他肠,唯一念任贤保善之心,则有植诸性而不可渝者。若诚贤者也,诚志于国家者也,必多方引荐,始终保全,虽因此冒险蒙谤,亦无闷焉。顾近一、二当事者,其始未尝不锐,至中路反为人所摇,自乖其说,或草率以塞责,或自障于垂成。此岂庙堂不为主持而流谤之果足为害耶?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愿公审固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使孤得请而归,后来之事,诚不可知;若犹未也,则公可无虑矣。(书牍十《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人任事》)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随后再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
  明代以前,国家岁入,以赋役为大宗,赋是田赋,役是丁役。要整顿国家底收人,便要从调查田地和户口人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毕战问孟子,请他指示井地的办法。孟子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这几句话,固然透露他对于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话。当时推有把田地、丁口,调查清楚以后,人民底担负才能平均,不至于有一部分逃避责任,另一部分加重担负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调查;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调查的时候,中间经过九十八年的休养生息,贵州又经开辟,无论丁口和田地方面,都应当有巨额的增加,但是实得的只有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田土调查在弘治十五年。《明史·食货志》载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嘉靖八年霍韬言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其言皆误。盖嘉靖间修《会典》设以六百余万顷为四百余万顷。今以万历本《会典》考之,应作六。)这里的结论不是丁口、田地底减少而只是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了。豪门的家奴,两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底义务,于是便有卖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贾四方,举家舟居,调查户口的也就无从着手。至于田地,也有拨归王府的,也有隐托豪宗的;再不然,在治安有问题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征收。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一切的责任又加到其余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万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请调查户口、田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一概从实丈量,限三载竣事。(《明史纪事本末》作万历五年十一月,《明史·食货志》作万历六年,《明纪》作万历七年十一月。按万历本《明会典》卷十七有万历六年田土实数。盖疏请在五年,而开始调查则在六年。)这一件事业的完成,在居正归葬以后,姑且不谈。万历九年,萧廪为陕西巡抚,尽管诏书严催调查隐田,萧廪吩咐部下只要和旧额相等,无须多报。(《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史册流传,以为美谈。其实对于少数人的宽容,恰恰增加多数人的担负,这一点最简单的政治常识,当时人没有看到,反而认为居正底主张,过于苛刻,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怪事。
  万历六年到了,大婚改在二月,筹备的程序,着着进行。正月间司礼监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奉圣母慈谕:“这大礼,还著元辅一行,以重其事。”又说:“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大婚便得钦定问名纳采使两人:按当时的资望,正使当然是英国公张溶,副使便是居正。慈圣皇太后赐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袭,吩咐自正月十九日起,吉服办事。不料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认为居正有服,不宜参加吉礼,请求改命。神宗随即谕示居正:昨李涞说,大婚礼不宜命先生供事。这厮却不知出自圣母面谕朕说,先生尽忠尽不的孝。重其事,才命上公元辅执事行礼。先生岂敢以臣下私情,违误朝廷大事。先朝夺情起复的,未闻不朝参居官食禄,今先生都辞了,乃这大礼亦不与,可乎?看来今小人包藏祸心的还有,每遇一事,即借言离间。朕今已鉴明了,本要重处他,因时下喜事将近,姑且记着,从容处他。先生只遵圣母慈谕要紧,明日起暂从吉服,勿得因此辄事陈辞。(见奏疏六《请别遣大臣以重大礼疏》)
  这是正月十八日的事,经过一度疏辞以后,居正暂从吉服,照常办事。
  穆宗逝世以后,慈圣皇太后一向住在乾清宫,对于神宗,尽监护的责任。现在大婚期近,皇太后退居慈宁宫,一面谕示神宗: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这个便可以祈天永命,虽虞舜大孝,不过如此。尔敬承之,勿违。(见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
  同时慈圣太后赐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袭、彩段八表里、银二百两,又颁慈谕: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著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谕。(见奏疏六《谢皇太后慈谕疏》)
  慈圣太后把监护的责任,完全移交居正。居正对于神宗,是担当国事的大臣,同时也是朝夕照管的监护人。直到神宗大婚以后,居正底双重职责,依然存在。奉到慈谕以后,居正疏称:兹奉诰谕,以慈驾还宫,虑看管之少疏,恐圣德之有累,委臣以师保之责,勉臣以匡弼之忠,宠锡骈蕃,开谕恳切。臣捧读未竟,涕泗横流。念臣昔承先帝顾托之重,既矢以为国忘家,捐躯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掳忠荩,图报国恩。但内禁外廷,地势自隔;臣谟母训,听纳悬殊:尚冀我圣母念祖宗基业之重,天位保守之难,凡所以拥护圣躬,开导圣学者,尤望时加训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纯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于进尽忠言,弼成圣政,则臣分义所宜自尽者,虽微慈谕,犹当思勉,况奉教督谆谆,敢不罄竭愚衷,对扬休命,臣诚不胜感激祈望之至。(奏疏六《谢皇太后慈谕疏》)
  大婚典礼正在进行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底捷报到了。土蛮约同泰宁卫速把亥进犯辽东开原,大营扎在劈山,辽东总兵李成梁得到消息,随即出寨二百里,进捣劈山,斩敌四百三十,这便是所谓“劈山大捷”。捷报到了,神宗奏知慈圣皇太后,太后对神宗说:“赖天地祖宗默祐,此时正尔行嘉礼之际,有此大捷,乃国家之庆,我心甚喜。元辅运筹庙谟,二辅同心协赞,才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张先生,这是明效。”
  “圣母慈谕的是,‘神宗恭敬地答复。(见《辽东大捷辞免加恩疏》。对话用原文。)
  在大捷声中,神宗婚礼举行了,所娶的王皇后,后来谥为孝端皇后。大捷和大婚,对于辅臣,都有照例的赏赐,经过谦辞以后,居正两次各受银一百两,彩段六表里,对于升荫,仍坚辞未受。
  现在是居正力援前疏,请求给假归家葬父的时候了,但是神宗还是不允,上谕说:卿受遗先帝,辅朕冲年,殚忠宣劳,勋猷茂著。兹朕嘉礼初成,复奉圣母慈谕惓惓,以朕属卿,养德保躬,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礼官营葬,今又何必亲行?宜遵先后谕旨,勉留匡弼,用安朕与圣母之心,乃为大忠至孝,所请不允。(见奏疏七《乞归葬疏》)
  居正再行上疏,辞旨非常迫切,他说:夫尽忠所以尽孝,而死者不可复生,臣岂不知今日之归,无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为之造葬,送终之礼,已为极至,臣今虽去,亦复何加,但区区乌鸟私情,唯欲一见父棺,送之归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择于四月十六日,如蒙圣慈垂怜,早赐俞允,给臣数月之假,俟尊上两宫圣母徽号礼成,即星驰回籍,一视窀穸,因而省问臣母,以慰衰颜。傥荷圣母与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无病,臣即扶侍同来。臣私念既遂,志意获纾,自此以后,当一心一虑,服勤终身,死无所憾。是今虽暂旷于数月,而后乃毕力于终身,皇上亦何惜此数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终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怜,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谓臣畏流俗之非议,忘顾托之重任,孤负国恩,欲求解脱,则九庙神灵,鉴臣之罪,必加诛殛,人亦将不食其余矣。(奏疏七《再乞归葬疏》)
  这次神宗准奏了,但是因为不能远离居正,所以限期回京,上谕说:朕勉留卿,原为社稷大计,倚毗深至。览卿此奏,情词益迫,朕不忍固违,暂准回籍襄事。还写敕差文、武官各一员护送,葬毕,就著前差太监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来,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驰驿。该省抚、按官仍将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报。(见前疏)
  三月初,仁圣皇太后加尊号仁圣贞懿皇太后,(《明史·后妃传》作贞懿,《张文忠公全集》作懿安。)慈圣皇太后加尊号慈圣宣文皇太后。事情都停当了。居正想起回去以后,阁中只剩吕调阳、张四维两人,诚恐闻见有限,办事不易,随即疏请简用阁臣。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据说居正自念高拱和自己不和,殷士儋在宫内有奥援,都不敢推,最后决定推荐徐阶。居正已经发信给徐阶了,后来想起徐阶还朝以后,官阶和科第都在自己之上,自己葬毕回京,只有把首辅奉让;所以还把这个计划打销。(《明史·张居正传》、《明纪》卷四十。据王世贞《首辅传》张居正遣人布腹心于阶,阶诸子且信之,似为徐阶诸子之大言,居正未必有信。)揣测之词,不甚可信。居正想起在万历三年八月请求增补阁员的时候,除张四维以外,曾经陪推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因此再行上疏,内称“今臣等公同评品,堪任是职,似亦无逾于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圣明,再加审酌。”神宗随即批准,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俱着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万历六年的内阁,人才充实了,但是其实还只是居正一人。
  自强,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万历三年为吏部左侍郎,九月升礼部尚书,是一个老成干练的人物。平时自强底主张,和居正不一致,所以这次入阁,自强觉得有些出于意外,因此对于居正,十分感激。时行,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土第一,万历三年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升吏部右侍郎。这一位苏州状元,在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间,曾任八年有余的首辅,此时只是后生新进,经过居正两次推荐,所以对于居正,更是非常亲近。万历六年的内阁,一切只是居正底局面。六年七月,调阳病重回籍,十月自强病卒,于是内阁只剩居正、四维、时行三人,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
  居正回籍的日期决定在三月十三日。神宗赐路费银五百两、纻丝六表里,仁圣太后赐银三百两、纻丝六表里,慈圣太后赐银五百两、纻丝六表里。之外,神宗又给“帝赍忠良”银印一颗,另赐手谕:朕大礼甫成,倚毗先生方切,岂可一日相离?但先生情词迫切,不得已,准暂给假襄事,以尽先生孝情。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万勿迟延,致朕悬望。又先生此行,虽非久别,然国事尚宜留心,今赐先生“帝赍忠良”银记一颗,若闻朝政有阙,可即实封奏闻。(见奏疏七《谢赐敕谕并银记疏》)
  司礼监太监王臻到居正宅中,口传圣旨,着居正于三月十一日到文华殿面辞。这一天居正到文华殿,神宗在西室里坐着。居正面奏道:“臣仰荷天恩,准假归葬,又特降手谕,赐路费银两、表里及银记一颗。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躯难报。”
  “先生近前来些,”神宗吩咐道。
  居正向前挪近几步。
  “圣母与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说,“只因先生情辞恳切,恐致伤怀,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居正叩头称谢,又说:“臣之此行,万非得已。然臣身虽暂违,犬马之心实无时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爱圣躬。今大婚之后,起居食息,尤宜谨慎。这一件,是第一紧要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圣明,万分撙节保爱。又数年以来,事无大小,皇上悉以委之于臣,不复劳心;今后皇上却须自家留心,莫说臣数月之别,未必便有差误。古语说:”一日、二日万几,‘一事不谨,或贻四海之忧。自今各衙门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览,亲自裁决。有关系者,召内阁诸臣,与之商榷停当而行。“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
  “臣屡荷圣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宫门前叩谢,伏望皇上为臣转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说,一边又叮咛道,“长途保重,到家勿过哀。”
  居正感动的了不得,伏地呜咽,话也说不得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安慰他,但是神宗也呜咽了。
  居正叩头,退出西室,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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