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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行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放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奉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见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居正九月二十五日得讣,这道不许守制的上谕,也在九月发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间之事,没有回旋的余地。本来居正夺情的事情太严重了,居正身后,经过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这个很长的阶段,一般人因为后来神宗对于居正的反感,无从追求正确的结论;等到神宗死后,讨论可以自由的时候,夺情底经过已经成为长远的过去,时日不清楚了,事实不清楚了,伪造的根据,曲解的现实,到处作祟。于是夺情的是非,遂成为一个谜。
据说第一个主张夺情的是户部侍郎李幼孜,冯保主张夺情,居正也有意夺情,因此造成夺情的局势。其实幼孜第一个提出这个呼声,只提出时代底要求,而造成这个时代要求的,却是居正本人。
自从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来,这五年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把握,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北边的俺答屈服了,土蛮虽然没有屈服,但是不断地溃败,解除了东北方的威胁;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这一切是谁底大功?居正去了,这个局面,交付那一个?徐阶七十五岁了,高拱更和冯保结下生死大仇,都谈不到回朝,在野的还有那一个干练的大臣?吕调阳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自己没有大的抱负;张四维也许还有些才气,但是资历太差,而且也没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给谁?居正固然有三个主人,但是慈圣太后和冯保,都说不到自己掌握政权,明代根本没有太后临朝和宦官执政(王振、汪直、刘瑾、以及后来之魏忠贤、皆未直接掌握政权。)的前例;至于神宗,这时才十五岁,慈圣太后还把他当小孩看待呢,更说不到自己负责。一切的形势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这一个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
其次大学士丁忧起复,不是没有故事的。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优,十月起复。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四年八月杨溥丁忧,随即起复。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宪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这都是故事。五人之中,惟有李贤是首辅,而李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成化二年,宪宗已经二十一岁,即使李贤丁忧,也还和现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这一切,慈圣太后、神宗、冯保,连同居正也都看到。
不许守制的上谕下来了,居正再行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但是语气并不十分坚定,他甚至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賵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无疑地,居正是在考虑应否守制的问题了。十月初二日奉圣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见上)
奉旨以后,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复奉圣旨:
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见奏疏六《再乞守制疏》)
神宗甚至和吕调阳、张四维说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守制的请求,已经成为僵局,居正只得再从旁面提出,他说:仰窥皇上之心,不过以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见臣鞠躬尽瘁,颇称意指,将谓国家之事,有非臣不办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识,不甚相远,顾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轶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同卷三《乞守制疏》)
神宗底圣旨又下了,他说:
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见前)
这道圣旨,由内阁传下,神宗再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谕旨:谕元辅: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见同卷《谢降谕慰留疏》)
这时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都上疏,请留居正了。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居正,连忙和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丁忧守制,”维柏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迁就不得的。”张瀚底宗旨决定了,索性给他一个不理。吏部司官们和尚书说,请他复奏,张瀚只是一味地装糊涂。他说:大学土奔丧,应当加恩;这是礼部底事,和吏部有什么相干!
皇帝夺情的诏书屡次下来了,官员们正在纷纷请留居正,张瀚只是捶着胸膛叹息,他认为从此以后,纲常扫地,对于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谕,始终置之不理。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上疏弹劾张瀚、何维柏,其结果张瀚勒令致仕,维柏罚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夺情的局势既成,居正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只有承认了。他说:
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同卷《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
他提出五个条件,(一)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二)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红袍玉带为吉服,故言青衣角带。)(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条件提出以后,奉圣旨:“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见前疏)
居正夺情之事,虽然是局势造成的,但是造成这个局势的,何尝不是居正?张瀚勒令致仕的时候,居正还没有承认在阁办事,但是他已经推荐王国光继任吏部尚书了。他和国光说:“铨衡重任,非公不足以当之。比时孤方乞归,然不敢以去国之故,而忘谋国之心,故敢以公进。然公之忠亮,实素简于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以为用舍也。”(书牍九《答太宰王疏庵》)在苫甴昏迷的当中,居正何尝有一日忘去政权?居正称道伊尹,(文集十一《杂著》)也许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点,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热中政权的一个解释。
从居正十九年没有看见文明一面的事实看来,父子之间的感情,委实已经生疏了。居正和文明中间,无论在志趣上,在事业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场所。十九年的日月,三千里的距离,在父子之间,造成最大的隔阂。居正当然知道丁忧只是二十七个月的请假,在这个时间以后,随时可以起复。但是起复只是一个理论。徐阶致仕了,陈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其余没有一个再看到北京的城阙。政权正和年光一样,是不轻易回转的。居正自从二十三岁举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政治奋斗,才取得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恋呢?
明朝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把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翰林院后辈和内阁僚属都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一次他们穿红袍到内阁来了,大家向次辅吕调阳道贺。调阳是一个老实人,他虽然没有把座位移到左边,但是居然接受大众底道贺。一切增加居正底恚忿。他认识自己还没有去位,人情已经变了,将来当真去位,那还了得!夏言、严嵩对于当日的政权,都曾经支付血腥的代价;以后徐阶、高拱,也都经过最大的危险。现在会不会需要自己偿还这一笔血债!
留恋、畏惧,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占有居正底胸中。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他舍不得当时的国家。在自己当国的五年三个月中间,整个明朝,已经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富强的国家;自己去位以后,会不会重行回到困顿中去?这一切,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代价未免太大了。居正觉得李幼孜底语句还在自己耳朵里响着: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这样他才决定辞俸守制的办法。万历八年他在奏疏中说过:
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奏疏九《辞考满加恩疏》)
居正辞俸守制,但是神宗没有让他枵腹从公的道理,所以万历五年十月传旨: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见奏疏六《谢内府供给疏》)
居正曾和顺天巡抚陈道基谈起当日的心境:
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书牍九《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
“辞俸守制”是居正发见的名辞,但是一般人目光中,只看到他不奔丧,不守制,怙权贪位。居正曾经谈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这句话更引起他们底反感。《论语》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那一个不曾读过?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丧更行缩短的时候,孔子生了大气,《论语》里还记着: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底逻辑,认定小孩在出身以后的三年中,全靠父母底爱护,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后,应当守制三年,报答父母底恩爱。现在居正照旧入阁办事,还说什么守制,照旧赐酒赐饭,还说什么辞俸?一切只是名辞底簸弄,还谈什么圣贤道理?最可恨的是负着言论责任的御史、给事中,现在不但不曾弹劾,反而陈请慰留,甘心成为权门底鹰犬!一般人正痛恨着。
万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发见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色采,象一道几丈长的白虹,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异。不错,荀子曾经说过:“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天论》)但是荀子底话,一般人不一定读过,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非常的大变。彗星出见以后,神宗下诏修省。修省是一种反省的工作,皇帝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第一个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说: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讦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速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中行隆庆五年进士,是居正底门生,上疏以后,进谒老师,连同底稿也递上了。
“这一道奏疏,”居正愕然地问道,“已经奏上了吗?”“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的,”中行说。
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居正另外一个门生,隆庆五年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