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簦嘌浴袄褚迳诟蛔恪薄W约尉敢岳矗惫哒曰叱桑魱K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仆窃以为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难治也。何也?政之贿,惟惩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依法为私,割上为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能几万顷而国不贫!故仆今约己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通欠,严治侵渔揽纳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官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设安攘之策,倡节俭之风,兴礼义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为相,由、求佐之,恐亦无以逾此矣。今议者率日:“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凡此皆奸人鼓说以摇上,可以惑愚暗之人,不可以欺明达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细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闾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将尸而祝之,何以逃亡为?公博综载籍,究观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乎?故凡为此言者,皆奸人鼓说以摇上者也。愿公坚持初意,毋惑流言。异时宰相不为国家忠虑,徇情容私,甚者辇千万金入其室,即为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居正对于江南的大地主,印象太坏了。他还记得徐阶和他谈起的话,异时每闻存翁言,“其乡人最无天理”。及近时前后,官于此土者,每呼为鬼国,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创之”。他说:“盖谓朝廷之政令,不能行于此地,而人情狡诈,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故也。”(书牍七《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但是他对于他底办法,具有信心;他不怕时人底攻击,而且也相信终会得到大众底谅解。他说:吴中事势已极,理必有变。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纪之不可干,上下分义之不可逾,汰其太甚,而无至于【足炙】盭横决,而不可收拾,则吴尚宜尸祝公以报德,而可以为怨乎!婴儿不剃头则肠痛,不【扌副】痤则浸疾,然剃头、【扌副】痤,固不能止婴儿之不啼也。近来彼中人,不独侧目于丈,且推本于仆,造为横议,欲以摇撼国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来,故不得不一创之。今上意已定,正论不摇,丈宜自审画,无为山鬼所惑。(书牍七《答应天巡抚宋阳山》)
居正的时代,国库底主要收人是田赋,惟有对田赋有把握,才谈到整理财政,才谈到富国。隆庆五年已经有过征赋不及八分,有司停俸的诏令。(《明史》卷—二七《萧彦传》)神宗登极以后,下诏: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一概豁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换一句讲,便是隆庆五年以后的积欠,一概追缴,同时还得追缴以前三年的七成积欠。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事态确实有些严重了。从书生底立场看,一切只觉得操切,但是除了整理田赋以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弥补岁入、岁出底巨大的差额?
元年,户部尚书王国光奏称:
国初天下州县存留夏税、秋粮,可一千二百万石,其时议主宽大,岁用外计赢银百万有余。使有司岁征无缺,则州县积贮自丰,水旱盗贼,不能为灾患。今一遘兵荒,辄留京储,发内帑。由有司视存留甚缓,苟事催科,则谓扰民,弊遂至此。请行天下抚、按官,督所司具报出入存留逋负之数,臣部得通融会计,以其余济边:有司催征不力者,悉以新令从事。(《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
这是一个整理地方财政的计划。王国光主张由地方当局整理田赋收入,除去规定截留作为地方经费者以外,一概呈报中央,再由户部统筹,作为国防的经费。这一个计划底提出、批准和实行,当然都有居正在内。经过嘉靖、隆庆两朝虚耗以后,从神宗登位起,直至万历十年,国家称为富庶,(《明史》卷—二二《张学颜传》)不能不认为居正底大功。
万历元年,六部的人事发生了两次变动。九月间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不久逝世。杨博底去位,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居正说过:
自余登朝,则见故少师太宰杨公,心窃向慕之,公亦与余为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遍历诸镇,躬履戎行,练习兵事。余每从公问今中国所以制御夷狄之策,及九塞险易,将士能否,公悉为余道所以,如指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画兵事,盖得之公为多。(文集五《吏部尚书襄毅杨公墓志铭》)
杨博逝世以后,延推吏部尚书,候补人第一名、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二名、工部尚书朱衡,第三名、南京工部尚书张瀚。守礼资望最好,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但是居正认定张瀚清贞简靖,独用张瀚。本来第三名称为陪推,照例是用不到的。因此张瀚对于居正,真是感激,在人才进退的方面,不免受内阁底影响。
礼部尚书陆树声因为对于内阁感到不愉快,请求致仕,居正托树声底弟弟树德去挽留,但是树声去志坚决,只得由他去了。居正自己到树声家中,要他椎荐替人,树声推荐南京礼部侍郎万士和。十二月间,礼部尚书也换了人。
在边疆方面,最重要的变动是宣大总督底更换。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对付俺答封贡,王崇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崇古需要休息了,居正提出方逢时。一次在文华殿上,神宗问道:“宣大重镇,为什么要取回王总督?”
“朝廷用人,不宜把他底力量用尽。王崇古在宣大久了,应当休息一下,他日不妨再用,”居正说。
“谁可以代王崇古?”神宗又问。
“方逢时可代,”居正答。(参书牍五《与王鉴川言兢业边事》)
这样决定了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的诏令。逢时本来是和崇古共事的,一切都很顺利。
北边的问题,暂时稳定了,但是广东、广西和四川还需要处分。处分的方法,第一便要使得地方负责官吏,感觉地位底稳定。居正和神宗也说起:“现在南北督抚,皆臣亲自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之人。皇上宜加信任,不要听浮言,加以苛求,使他们无从展布。”
“先生底话说得是,”神宗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那有不当的。”(参书牍六《答殷石汀言终功名答知遇》)
广东离北京太远,地方又太富庶了。中央鞭长莫及,吏治不能澄清,贪官愈多,民愤愈大。政治底不良,成为地方治安的大祸。嘉靖中年以后,和平、龙南一带,李文彪、谢允樟、赖清规,都称王,占据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但是政府因为受到倭寇底牵掣,始终无力应付,直到四十四年,才算稍为安定一下。隆庆年间,惠州蓝一清、赖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都起事了,整个的社会,不能安定。居正曾经说过:“嘉、隆之间,广州处处皆盗,议者谓岭表非我版图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言贼情军情民情》)形势真是非常的严重。隆庆五年八月,高拱和居正商定,调殷正茂总督两广军务,决定进兵。居正和正茂说起:“治乱国,用重典。广固乱国也,其势非用兵威以震荡之,奸宄不畏,良民无依。”(书牍四《答两广殷石汀计剿广寇》)以后募浙兵,发马价,一切都由正茂放手去做。居正当国以后,更和正茂说:广事之坏,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宽文法,假便宜乃可。近来议者纷纷,然朝廷既以阃外托公,任公自择便宜行之,期于地方安宁而已,虽弹章盈公车,终不为摇也。(书牍四《答两广殷总督》)
万历元年,潘季驯又和居正谈起,也是悬念广东的兵事。居正肯定地说:“广事近以属之殷司马,此君才略,足以办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当得荡定。”(书牍五《答潘总宪笠翁》)果然就在这一年中,将广东方面,逐步安定,只剩诸良宝、林凤未平,不幸广东军队,在进攻中,受到一些意外的挫折,居正和正茂再说:诸良宝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视之,其败固宜。一撮许残贼不能克,则诸山海逃伏之盗,必将乘势再起,将来广事,不可便谓无虞。大抵南贼,譬之蔓草,铲尽还生。从古以来经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其势然也。今当申严将令,调益生兵,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诸文武将吏有不用命者,宜照敕书,悉以军法从事,斩首以徇。了此,则诸不逞之人,皆破胆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书牍五《与殷石汀经略广贼》)
统治者下了镇压的决心,正茂当然出力,万历元年四月,潮州一带的军事成功了,只有林风和部下出海,在福建、广东的海岸线活动,最后完成他在海外发展的使命。
在广西方面,当殷正茂由广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的时候,继任的是郭应聘。这时府江瑶也起了一次大动乱。府江是从桂林到苍梧的桂江,在阳朔到昭平三、四百里这一段,两岸都是瑶山。瑶人进攻永安州、荔浦县,掳去知州杨惟、都指挥胡潮。桂江交通中断,各县城门,白天都不敢开,形势严重极了。居正一面吩咐应聘调集大军,一面说;两江寇盗,(广西有左江道右江道,故云两江)为患久矣,异时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发,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余威,(今广西古化县。隆庆四年殷正茂、郭应聘平古田)用足下之妙算,歼此狐鼠,谅不为难。但炎荒瘴病之地,屯数万之众,役不宜淹久,贵在临机速断,沈谋遄发,先并力以破其一巢,则余贼自然破胆,次第可平。若以三万之饷,与之相持于钦、岑之间,使贼跧伏溪洞,以逸待劳,非计之得者也。兵机不敢遥制,特献其瞽见如此,惟高明采择焉。(书牍四《答两广郭华溪计剿广寇》)
应聘正在调集大军六万,进讨府江瑶的当中,怀远(今三江县)的瑶人又起义了,杀知县马希武,情势也很吃紧。这时已经是隆庆六年的秋后,居正当国,更有决定的全权。他和应聘商定,先定府江瑶,一面招抚怀远,等到府江平定以后,随即进兵。冬天以后,府江已经安定,但是万历元年正月进兵怀远,又因为雨雪底关系,发生停顿。居正说:怀远之兵,既未得天时地利之便,暂宜解归,以俟大举。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县令苛急,亦未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余,祸端已构,数万人取之不克,至兵连祸结,师老财费,使朝廷廑南顾之忧,疆場有不讨之贼,彼激乱启衅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推知几识微者,可与图成,而轻躁锋锐者,适足以偾事阶乱而已。(书牍五《答巡抚郭华溪》)
但是战事已经决定,没有徘徊的余地。应聘调兵十万,积极进行,居正只是说:“不谓其怙恶不悛,敢行称乱如此,则天讨所必加,虽费财动众,亦难中止矣。一切剿处事宜,公所画俱当,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书牍五《答郭华溪》)就在这一年,怀远兵事结束,广西平定。居正主张彻底荡平。他说:“兵己深入,须尽歼之,毋使易种于斯土,又烦再举也。”(同卷《答广西抚院郭华溪》)
万历元年,四川方面发生平定都掌的军事。都掌“蛮”盘据叙州府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地方。“蛮”首据九丝山、鸡冠岭、都都寨、凌霄峰、四出掳掠,成为四川心腹之患。四川巡抚曾省吾决心进兵,居正也认为“都掌为害多年,不容不除”。(书牍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之始》)省吾调兵十四万,奏留总兵刘显统兵出发。刘显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继光齐名,但武官底积习太深了,贪赃行贿,不守法纪,一切的事都有,这时正被劾罢。居正和省吾说:“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赎罪;如不可用,则当别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刘显,俾鼓舞奋励;如玩寇无功,必将前罪并论诛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熟计之。”(同上)三月中,刘显准备完成,一举击破凌霄峰;居正再寄书省吾,督促追击:凌霄既破,我师据险,此天亡小丑之时也。宜乘破竹之势,早收荡定之功。计蛮众不过数千,我师当数倍之,无不克者。攻险之道,必以奇胜,今可征兵积饷,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从间道以捣其虚。……若不奋死出奇,欲以岁月取胜,此自困之计。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惟公熟计之。刘帅功名,著于西蜀,取功赎过,保全威名,在此一举。其一切攻围之计,宜听其自为便利,勿中制之,唯与之措处军前赏功募士之费。计军中一月当费几何,与其旷日迟久,不若暂费速罢之为愈也。(书牍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
九月中,刘显平定都掌。捷音到京,居正说起:“十月十四日,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借此一振,四方有逆志感纪之人,亦将破胆而不敢恣睢矣。”(同卷《答蜀抚曾确庵》)这里看出他心中的喜悦。
居正对于国事的计划,是在稳定中求进展。他整顿赋税,节省支出,为国家安定经济的基础。对于北边的国防,他是一面分化鞑靼,一面整理军实。对于南方的动乱,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镇压,劳师费财,一点都不顾惜。这些动乱的原因,他明明知道是由于政治的不良,因此他底责任应当是努力改进当时的政治情况,但是他底措施,止是对于起义农民和少数民族的无情镇压。居正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里完全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狠面貌。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万历元年,居正进《帝鉴图说》,第二年就发生效力。神宗这时才十二岁,他和吏部尚书张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说,要召见廉能官员,面加奖谕。居正随即请定面奖廉能仪注,他在疏中说:“臣等窃惟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前代令主,欲兴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奏疏三《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二年正月,神宗在会极门,召见廉能官员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加奖励,各赐金币,便是这一次的结果。
九月间,刑部秋审,判定重囚应处死刑的,一概上奏。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难从宫内发生了。
“慈圣太后底销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华殿和居正说,“先生以为怎样?”
“春生秋杀,天道之常,”居正说,“皇上即位以后,停刑已经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来,还是不必停。”
神宗听了以后,奏明太后,应处死刑的,一概准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