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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十月,一切烦杂的事,都有了头绪,居正实行派遣大臣巡边的计划: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第二,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第三,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恰恰是居正底同年。这一次阅视的成绩,并不十分完满,在居正和百朋、王进的私交上,更发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蓟、辽去,事情很简单。临去的时候,居正给戚继光一封信: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昔李愬属櫜键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马此行,于蓟甚有关系,幸留意焉。(书牍四《与戚继光》)
道昆去后,一切很顺利;事毕上疏,议额饷,议增设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给他去信说:“敷奏明切,文辞粹美,读之再过,叹挹弥襟。”(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道昆本来只是一个文人,文人底才能,只有在文辞方面表见;所幸蓟辽是谭纶、戚继光经营的局面,居正没有什么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陕西去后,把巡阅的事情办妥,不久便告病还乡,这个当然是有些不满了,居正去信说: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各效其能,岂必人为禹稷,位皆百揆,而后惬于心哉?诚欣于时世之遇也。方今尧舜在上,属任忠贤,仆躬履贯鱼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贤者,效之于上。士生于今,义无所逃,以其时则可矣。公乃独傲然远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时,此愚蒙之所未譬也。虽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强?聊为道其区区如此,惟高明裁之。(书牍五《与王继津论君臣之义》)
吴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时候,便发生困难。宣大总督王崇古惟恐百朋要来掣肘,百朋底朋友又认为这是一种贬滴,居正无法,只有向双方解释;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随答,然诸所请者,一一具如尊指,属所司复行矣。尧山少司马(吴百朋)行时,已屡嘱之云:“宣大事体,与他镇不同,北门有寇公,诸无足虑者,归来但可告成事耳。无烦刻核,徒乱人意。”然此公爽朗阔大,必能成也。(书牍四《答王鉴川》)
辱教,满纸皆药石之言,但谓仆骄抗,轻弃天下士,则实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无不可也。吴尧山奉命阅视宣大,仆数年以来,经营此地,颇费心力,今以托之,属望匪浅,不知肯为国家措一臂否也?(同卷《答参议吴道南》)
百朋去后,着实做出一番成绩。他以(一)粮饷、(二)险隘、(三)兵马、(四)器械、(五)屯田、(六)盐法、(七)番马、(八)逆党,一共八项考核边臣。他对于宣大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以及山西总兵郭琥这一群人,都分别指出功过,奏请升黜。同时他对于大同总兵马芳,严重地提出弹劾。他认定马芳行贿,当然非严加惩处不可。百朋是阅视大臣,这一点完全没有做错;但是居正是首辅,便不免有无限的迟疑。明代的军队,久已是一个腐化的机构,从下层到上层,是层层的剥削。总兵官是最上层的了,他再把剥削所得,分润京官。科道受贿,兵部受贿,有时大学士也受贿。舞弊贪赃,成为一般的风气。遇到清明的高级长官,谈不到贿赂,总兵官便和长官底家丁联络,高级长官也难免受到一些嫌疑。明朝中叶以后,武人在社会中底地位,正在逐日地低落。当他们到兵部领取公文的时候,三军司命的总兵官,都要长跪,这是奴才,不是长官。他已经取得奴才底身分,那么和大官底家丁联络,也正是恰巧适合,整个国家底命运,付托给这一群人物,不能不算是前途的大虑。居正看到这一点,所以到万历元年便有西北边用书生为将的意念。(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书生受的文化陶冶多了,自然会比较地注重名节和操守。这是后话。但是隆庆六年,居正还是迟疑。吴百朋弹劾马芳的奏折到了,言官们又在弹劾宣府总兵赵奇,居正只是说:仆与马、赵,素不识面。异时当国者之家奴,率与边将结拜,鲜不受其啖者。自仆任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墐,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张罗,亦无敢有以间语谮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两人之狡猾无状,仆岂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将,部下又多犷少,代者未必能驭,即有瘢纇,犹可驱策而用之。贡市羁虏,本难久恃,猝有缓急,无可使者,故为保全,徒以为国家耳。土大夫乃独不谅鄙心,谓之何哉!(书牍五《答蓟镇巡抚言优假将官》)
但是居正保全不得了。吴道南正在攻击居正,认定他是包蔽马芳,忽略吴百朋。怎样办呢?马芳免职了,同时居正再给百朋去信:马帅褫职,国法已彰。仆以浅薄,谬肩重任,虽不足以当天下事,然一念公虚平直,则可以告于天地祖宗之灵,不敢措一毫私意于其间也。乃昨吴少参(指吴道南)有书,甚为公不平,其辞怨愤,使人难堪。今九边之事,宣大为重,不以付之他人而托公者,以公为心知故也。又面请于上,特赐命服以宠其行,公视仆此心为何如哉!渠乃以仆为厚猾帅而薄故旧,岂不厚诬我哉?区区之心,惟公垂鉴焉。(同卷《答阅视司马吴尧山》)
居正底一番苦心,没有得到同僚底谅解,但是他对于北边的布置,始终是着着不懈。对于九边重镇,他派人巡阅;对于九边督抚,他注重人选:这是对内的事。他对外的策略,也是不断筹措。北方的鞑靼,除了土蛮一支以外,俺答这一个系统,已经通过封贡手续,和明朝处在停战状态中了。俺答对于几个重要的领袖,如他底胞弟昆都力哈,胞侄永邵卜、吉能,以及他底儿子黄台吉,本来是可以指挥的,但是因为那时的鞑靼,是一个组织不健全的部族,实际不能合作。居正底计划是要尽量地使他们分离为无数的单位,单位底增加,便是力量底减小。鞑靼没有联合向北边进攻的能力,国家底安全便增加一层保障。
隆庆五年,谣传昆都力哈(即把都)和吉能死了,居正准备扶植把都底儿子青台吉,使他和黄台吉对抗。他说:把酋之子,不知何如。仆料黄酋必思东并,今当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黄酋。黄酋若有东并之志,只可责之以大义,亦不必力禁之。待其两敝而归命于我。(书牍四《咎总督王鉴川计处黄酋》)
把都、吉能,一时俱殒,黄酋亦且病发,天之亡彼,于兹见矣。但在我处之,须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于顺义,奏请袭职,不必择贤。要令其势分而衅构,则我可因其机而制之,数十年之利也。(同卷《答王鉴川论东运之衰》)
俺答底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黄台吉,连俺答也无可奈何。昆都力哈之妻,又联络永邵卜,不肯进贡,事情有些棘手。隆庆六年居正当政以后,又说起:昆妇愚悍,似无来期,永邵卜虽为所牵,终贪嗜关市财物,可招而致,然皆无足为轻重,第常以大义责之,时出小利诱之,毋令东合土蛮,为蓟镇害,足矣。(同卷《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就在这一年,昆都力哈提出要求来了,他要和俺答一样封王。封王只是一个名义,在中国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中国不能受他底威胁。居正明白现在不是世宗时代了,中国有的是准备。所以他再和王崇古说:辱示昆都力、黄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黄酋骄悍,诚为难驯,然刚躁寡谋,部下多怨,且其于父不和,势难独逞,将来疆場小衅,或不能无,然使处置有方,亦终当归吾羁绁也。昆都老而谲,数年以来,东纠土蛮,西合俺酋,皆此人为之,比之黄酋,反为难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黄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蓟人散布流言于边外云,“昆都与吾有约,将合兵以击土蛮”。虏性多疑,必相猜忌,则此酋亦孤立,无能为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语款之云,“俺答汝兄,伦序为长,且首发归顺之端,又执吾叛人,奉吾约束,朝廷嘉其悃诚,故厚赉而王之。汝频年为患,于中国未有尺寸功,何得遂与汝兄等?我皇上并包兼容,何惜一王号而不汝畀,但于事体,有未顺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约束,坚守盟誓,二、三年后,当与汝奏闻朝廷,一体封王加赉。若欲借此事以启衅,则我惟有一战耳。”渠闻此言,必不敢动。量此孤虏,以上谷一镇之兵当之,东连云朔,彼虽入,亦不足畏也。(书牍四《答总督王鉴川计处黄昆二虏》)
居正对付鞑靼的计划,是充实边防,准备随时出击,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使鞑靼分裂。这样一来,北边底敌人,只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个的集体,无形中减轻北方的威胁,北方底军队,便随时有决胜的可能。在这一点,很有些类似帝国主义“分而灭之”的政策,但是中间有一个绝大的区别。帝国主义底目标,是对于敌人,加以奴役或剿灭;居正底目标,是容许敌人底存在,而消弭敌人底威胁。帝国主义是攻势的,居正是守势的;帝国主义只希望片面胜利,居正却希望双方共存。中国强盛的时候,对外采取的方略,经常和居正底主张一致,这是中国文化和近代帝国主义的区别。
隆庆六年过去了,次年改元万历,是年正月庚子,发生王大臣之狱。
事情本来很简单。这一天神宗在乾清宫,看到一个人,神色仓惶地走过,吩咐左右把他拿下。经过讯问之后,才知道这是王大臣,从蓟州来的一个逃兵。逃兵底处分也还简单,但是消息到了冯保,便不简单了。冯保认定这是一个机会。他想起高拱,真是恨之切骨。高拱已经卸任回籍了,但是冯保底怨恨没有消灭。惟有血、血、血,才能洗尽冯保底怨愤。王大臣送到东厂了,经过东厂底搜检,王大臣身上,果然搜出刀来。证物有了,这一定是行刺,而且在乾清宫外走过,不是谋刺皇上是刺谁呢?谁主使的?东厂所录的供词里明明写着,是高拱主使的。凶手有了,凶刀有了,主使的人也有了,冯保决定要彻查这一件案子。
彻查又怎样呢?东厂的威权在冯保手里,要杀王大臣,杀高拱,不是很容易么?但是冯保手中的东厂,和宪宗时代汪直手中的西厂,以及熹宗时代魏忠贤手中的东厂相比,差得远了。冯保底人品,不知道比汪直、魏忠贤究竟怎样,但是神宗初年的朝廷,确实比宪宗、熹宗时代高明了。居正曾经说过,“朝多长者”。在这个环境之下,即使冯保有作恶的意志,他也没有作恶的机会。“朝多长者”,一切出于居正底布置,这里更显出居正底作用。
不幸居正和冯保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高拱底解职,居正又是最大的收获者。“冯保底阴谋,有居正参豫吗?甚至还是他主谋罢!驱逐高拱已经过分了,现在又要杀高拱!”一般人底怀疑,又集中到居正身上。从嘉靖二十七年杀夏言以来,掌握政权的人,最后都发生身家性命底危害。严嵩当权,杀夏言,徐阶当权,杀严世蕃,八十几岁的严嵩,也被平白逼死;高拱当权,徐阶底儿子充军,徐阶也旦夕莫保。二十五年的传统了。惟有血,才是政权底代价,现在大致又是高拱支付代价的时候了。这个传统,真是又惨酷,又凶暴。大众指着居正,认定他正要压迫高拱,支付最后的血债。
大臣中最有声望最有气魄的是杨博和葛守礼。守礼约杨博一同去访居正。
“已经和他说过了。”杨博说。
“一般的舆望都在杨公,”守礼说,“认定只有杨公能不杀人媚人。目前事情更吃重了,谈不得已经说过,不便再说啊。”
他们一同拜访居正。他们替高拱辩护,他们指明东厂没有良心,他们惟恐株连大众,他们甚至于以全家百口,担保高拱底无辜。
也许他们说得太热切了一点,居正有些气愤了。他不期望一般人底谅解,然而他不能想象平生所钦佩的人也会对自己怀疑。
“两位以为我也要甘心高公吗?”他愤愤地说。
“不是的,”杨博说,“但是只有相公,才有回天之力。”
居正决定了办法,东厂底讯问只是初审,居正奏明神宗,交掌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和左都御史葛守礼以及冯保复审。葛守礼和冯保当然责无旁贷。希孝是第二名靖难功臣成国公朱能之后,第六代成国公朱希忠之弟。明朝自成祖以后,特别看重靖难功臣,第一名靖难功臣淇国公丘福底后代削除了,所以成国公是当时的第一世家。加以希忠、希孝,自世宗以来,都是特蒙思宠的勋臣,居正提出希孝,正是看重他底资望。但是事情却把希孝难住了,他和希忠商量。遵照冯保底计划吧,他们不愿意得罪士大夫;遵照良心吧,他们又不愿意得罪冯保。希孝认定了事情底困难,他向居正请教,居正教他再和杨博、葛守礼商量。审讯底经过相当复杂,但是这件事情底结果非常简单。万历二年,希孝逝世,居正在他底神道碑记着:今上践祚之元年,有贼挟刃至官门,惊跸。捕得,下东厂治,贼冀缓死,妄言有主者。于是内外错愕,索贼甚急。然余心知其诬,乃见上,言斯事重,请令锦衣卫与东厂杂治之。上日,“可。”公既受命,即独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设方略,密侦之,如是十余日,乃得其情,趣具狱上,戮止一人,余无所问。当是时,微公,摚鸹銮也徊猓渌婊睿秽词偾艘印#ㄎ募摹逗缶级礁蠖级街旃竦辣罚
王大臣灌下一杯生漆酒,哑了;他不能诬赖高拱指使,也不能陈述冯保唆供,就这样胡涂地交给刑部拟罪,得到斩首的处分。王大臣底无辜的血液,洗清高拱底被诬,但是没有洗去居正底嫌疑。居正在给总理河道万恭的信中说起:昨会舍亲西石公言:顷者内狱之起,众情汹汹,独公以为朝有人焉,无足虑者。此足以见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亲见仆行事,无一人知及于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相去,岂不远哉。(书牍五《答司马万两溪》)
居正对于当时士大夫之不相知,真有些愤意了。他对于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没有置之死地的意念。他在这一年曾和吴百朋说起:“仆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见背者亦不少,然终不以是而易其好贤之心,即今日内狱之事,可以观矣。”(同卷《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这几句话,透露他对于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没有意思要杀高拱。居正《杂著》(文集十一)里,痛责王猛计陷慕容垂的错误。他说:“猛盖自揣才略,不能驾驭垂,故百计欲去之,以为足以弭将来之患,而乃出于阴贼险狠之谋,类小人女子妒宠忌能者之所为,此诸葛孔明辈所不道也”他知道高拱已经倒了,自己有控制底力量,何必得罪清议,更揭示自己底不能容物。居正底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强。
万历元年六月,内阁上疏请随时考成。在居正底一生,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业。居正平时常说遵循祖宗成宪;假如我们要探求居正创制的行为,那便只有他底考成法。全文如次: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