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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地理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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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掩蔽物的多少成反比。大体说来,速度由农村到郊区的过程中逐渐下降,然后到了密集的城市中心时急剧减慢(参见前图)。
  把距城市中心越远,建筑物提供的掩蔽物越少,同道路网越稀,机动性越下降结合起来,由于掩蔽的优势因道路网的密度降低而抵销,地形的可突防性也许完全可看成是提高了。那么入侵军队的速度就象是一个火山口的脊,在城市中心周围形成一个面向里的急斜面,以及在城市农村交界地区形成一个逐渐变小的倾向坡。通过这种地形,阻力最小的通路,除了城市中心的凹地周围外,还有郊区的高地。
  战略意义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合理的,概括也是能代表德国都市郊区特点的,那么俄国军队的最佳进攻路线将是沿西德城市之间主要的东西走廊运动,对城市市内地区实施扫掠,但绕过开阔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郊区的有利条件。这就意味着径直沿赫尔维格推进。赫尔维格是历史上德国的中心线,穿过人口密集的肥沃的黄士带,该黄土带将欧洲平原南部的台地一分为二。沿这条路线推进将席卷不伦瑞克、汉诺威、哈默林、帕德博恩和多特蒙德,绕过鲁尔区外围,夺占欧洲经济的北莱茵河中心,尔后进入莱茵河三角洲的密集城市区。这种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使中子武器失去意义,因为进攻大多可得到郊区居民的掩护,而不是沿城镇之间的农村间隙推进,这种地方是打算使用中子弹的地区。对这种屠杀的最好的防御是在城市中心的后方展开,使各路进攻纵队又分成若干纵队,使进攻的先头突击部队疏开并分散,因而使整个入侵军队都易遭到火力杀伤。即使到那时,这种挫败敌人进攻的策略也许远远不足,都市郊区可能证明是对北约的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美国军队目前所认为的是防御上的有利条件。
  军事训练中一贯强调开阔地战斗,这是一个因可资利用的训练场地而造成的问题,也许也是一个古德里安、隆美尔、和巴顿的影响所致的问题。在德国平原上的机动战的罗曼史很可能被看作是崇拜直到1914年英军中都还保留的骑兵的现代化名词。这种军事上的浪漫主义,加上选择最适于开阔地射击的武器,确实看来象一种与时代不合拍的纵情。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经验和先例无法教育我们。地理景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新的方式改变了。城市在军事地图上已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点了,而是地面的一大组成部分,可供战争当战场用。
  过去的著名军事学术家们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但是,后人可以学习他们对事物的普遍敏锐,以认识新的形势。要夺取对方城市的俄国人务须遵循孙子的名言:“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即使美军把都市郊区看作是利于防御的地方,西德军队和政府也肯定不会忘记美军野战条令中的这样一句话:“进攻或防御一个城市的决心,也许相当于摧毁它的决心”。以他们看来,德国的都市郊区是有待通过前沿部署来保卫的目标。西方有避开破坏性防御的倾向,这就等于为对方开辟了一条进攻路线,对此,苏军不可能不重视。苏联的军事原则包含使用“城市包围战术”的可能性,以对付战术核武器,并利用城市所提供的通行便利和隐蔽条件。苏军预期在进攻中在城市地区进行战斗,设想每30英里左右有一座城市;他们意识到城市的方位和距离对反坦克武器有效射击所需时间的限制。就目前所知,北约军队目前的观点是,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任务是阻止苏军的一切进攻,靠积极防御赢得时间,以求得政治解决。从他们透露出来对处置地形的理解来看,他们看来甚至对这一有限的战略任务都没有准备。
  城市革命
  1968年新年攻势中,越共的意图是由郊区包围西贡,而不是去占领城市商业区。这一作战意图既是军事性,也是象征性的。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把斗争扩展到城市地区的边沿。闹市区的一个目标是美国大使馆(美国卷入的象征)。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向城市进行了决定性的转移。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许多胜利确实可归功于城市的支援,尽管这由于学说上的缘故未加以渲染。城市的贫民区和确实复杂的郊区,提供了比山地更好的隐蔽条件。这里比较容易获得经费、枪炮和情报,地面上的目标也比较密集。纪康指出,在乌拉圭,游击队运动需要80%的人民的支持,目前政权的中心在庞大的集合城市。在这里,机动的打了就跑的战术将取代街垒而成为革命战争的样式。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人响应该号召,但因在蒙德维的亚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支援基地而失去了机动性,因为他们未能取得广泛的支持。他们成了军方易于攻击的目标,到1972年大部被消灭。在巴西,马丽赫拉鼓吹通过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这一三角地带中采取行动来动摇当局的统治。他于1969年被击毙,但推翻民主政府支持军人专政的革命目的达到了。在日益发展的城市世界中,任何包含或追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冲突必定要发生在城市里。南非的未来极可能是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郊区解决,而不是到纳米比亚的沙漠里去解决。
  不仅竞争中的帝国主义的指挥者们,而且那些企图从内部颠覆或维护已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人,都将会发现他们的潜在战场是在街道和住宅中间。
  第十章 冲突地带和战争谣传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  《孙子·虚实篇  第六》
  当哈克特将军及其北约的将军和顾问们为其虚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设想一个爆发点时,他们选择了南非。他们对1985年世界形势的估价同1977年见到的一样,仍然是伊朗国王牢固地统治着伊朗。在该书出版的鸣谢和后来的译本中,哈克特重申了这一教训,即能够很有把握地作出的唯一预测是决不会发生完全如他们预料的那种事情,尽管有可能发生。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依靠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情报工作也未能在1979年预见到伊朗的事态发展,实际上他们手头掌握的关于当时形势的可靠情报理应足以使他们从军事观点讨论各事件中地理情况的前景时采取谦恭的正确态度。关系重大的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人们在凭机会就能改变竞赛中力量均势的领域里所作的不可逆转的决定得到了执行,这种竞赛诱惑力很大,可以让人冒险去孤注一掷。事件中所包含的内在不确定性、人作决定时的错综复杂的推理方法(由于它而不能彻底明白过去所作的选择,更不要说未来的选择了)、以及总是无法预见国防事务中出现的困难,这些都是防止看问题过于简单化的有效方法。我们所对的迥然不同的可能前景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测到将会出现哪一种。我们实在不知道最近发生的或久远以前发生的事件,更无法精确地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改进可用情报的数质量和提高搜集情报并将其变为作战情报的速度来减少的。可是,未来事件的进程显示出纷繁的前景,这些前景虽然受某种有约束力的可能性法则的限制,但在某些方面却是丝毫不受约束的,因此,其本质我们必然是看不清的。不管进行多少分析和推理都不会将这种前景的数量减少到可控制的水平。所以,为未来做准备应当是为进行一次汹涌翻腾的航行做准备。按预期将在已详细绘制了海图的平静海上堂而皇之地前进那样来安排事宜,将会招致灾难。特别是借某种过分简单的图示或地缘政治关系的概念把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态势搞得一成不变,那就会切断许多通往可接受的未来世界局势的途径。由于思想上对世界面貌的认识不足而引起的僵化和大而化之的对策,很容易导致走上相互毁灭的危途。
  战争的种类
  人类激烈的冲突有多种多样。要懂得与冲突有关的地理学应首先确定某些表示战争爆发特征的战争种类,赋予战争类型的名称即使不是故意的话也充满了情感和联想上的道义上的含义。“圣战”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战争”被应用于最反动的运动所进行的战斗。“游击战”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民众的十字军远征,对另一些人则是可鄙的无政府状态和懦弱。“核战争”的锋芒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根据敌对的科学权威集团的专门知识来决定。表示在大英帝国和美国全面胜利的“世界大战”,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是人类反对邪恶的最高表示。对某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英雄,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单枪匹马敢闯入别人的领域,坐着飞机带上炸弹并把它投下去,这样做显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不然就是大脑不健全。核战略中使用的社会灭绝的威胁,大概会引起比个别暴行更大的恐怖。如果你要调查一件罪行,那么,一开始就把一些人的罪恶称为善行,那是令人迷惑的。
  战争的叫法实际上就是把对地理范围的说明与政治和社会方面相关的事情以及所使用的各种地形和战术混合起来。游击战涉及各种战术,城市战涉及地形,世界大战涉及地理规模,国内战争涉及政治界限。这些名称常常是不加区别地和不准确地加以应用。从个别的政治暴力行动到精锐兵团的精确机动,什么都被说成是游击战。国内战争有些是整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间的斗争,而其它的则是地区利益间的战斗。按照南部邦联支持者的观点,美国国内战争并不是国内的,因为它不是想争取掌管中央政府。常常是若干原因相互交迭在一起。
  为了用某种可能使我们对战争起因与本质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分清各种战争,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处在三维空间之中,其社会、政治和地理特征是可能变化的。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可以把有关的社会因素用刻度来表示。在标尺的最低一端,总是个人或小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而搞的暴力行动,通常称为恐怖主义。然而,在人类历史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家族大概是基本的战斗单位。这不单单是指为了土地或荣誉而发生的争执。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无论普罗沃的正规组织或北爱尔兰防务联盟是什么样子,在直接寄予行动的少数派中有关的基本单位显然是家族。家族以外的各种社会类别未必成妥贴排列的等级。社会阶级和种族或宗教团体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有互相联系的,使一个社会阶层里包括了某个具体独立种族阶层的所有人,以经济或以感情为基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能涉及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混同,1917年以后的年代俄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种族团体之间的战争可能打破阶级的阵线,就象北爱尔兰发生的事一样。另一方面,种族身分和宗教信仰可能同经济地位有密切联系,如同拉丁美洲印迪奥人和策迪诺人或黑白混血人之间的战斗,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庄园中的情况那样。签于这种潜在的复杂性,所以表示战斗员身分的社会等级应当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允许有联合阶级。等级的次序不一定意味着相互的次第关系是这样的:每个较广大的阶层包含着前面各阶层的一些有限的分阶层。在这种局面中,我们把实际的空间限制再加上去,情况就变得更明显了。假如我们使用“派系”利益团体这个术语划分小于国家的区域内某种社会统一感,那么很显然,这种认为是属于国家一部分的感觉就可能超出阶级、种族、宗教信徒,甚至家族的界限,就象美国国内战争中各州之间的情况一样。在派系的范围之外,我们感到了最主要的一种身分,这种身分在过去二百年期间曾经使人们相互斗争,这就是民族。在我们的社会尺度中比民族范围更为广大的可能是文化领域,它用一套共同的品格和传统习俗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不一定表明联合和联盟可能采用的形式。同类的国家经常被卷入争夺彼此的资源、领土和权力。联盟常常超出传统的文化界限。奥林奇派(奥兰治)的威廉在博伊恩打败了詹姆斯二世及其信奉天主教的追随者,这一胜利成了新教教徒战胜罗马天主教徒的象征,而威廉那时却同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结盟反对法国的主张,这是对历史的一个嘲弄。目前各伊斯兰国家采用的联合形式呈现出文化领域四分五裂的局面。
  这种阶层划分图的政治轴心显然必定是从低于民族国家一级开始的,某个集团试图打倒执政当局,冲突由此而起。在这种州内一级的政治机构上面,我们应该加上一个跨国的阶级,表明还存在着某个追求权力的团体的组织系统超出国家范围的情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的战争种类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战。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一些国家是超民族的,例如联合王国和苏联。把民族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以赢得忠心,这还是比较新的一种方针,基本上是从法国革命才开始的。然而,民族国家很少单独进行战争。它们通常与盟国一起,企图从翼侧攻击或包围敌人。这种互相结盟的战争,是目前对我们生存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战争中,偏执狂达到狂热的程度,主权和责任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作战或介入战争的地理范围,即我们所说的第三维,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地区、地区之间、大陆、洲际、直至全球,任何一种冲突都可能在地理范围上进行升级,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进去,从而增加大部分文明国家毁于核灾难的危险。目前,大国的策略是,试图设法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而把任何实际战斗控制在可能减少逐步升级前景的最狭窄的地理界限内。可是,战争升级的威胁,已成为事实,而且就在眼前。
  用来描述战争的地理名称——城市的和农村的——并不说明地理范围,而是指遇到的各种地形。这种相遇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及大大小小的空间范围内。
  分析战争的频度和分布情况完全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分类法,它至少能把社会构成、政治范畴和地理范围这些基本因素区别开来,并有效地避免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上的骂人或自吹的分类学。把战争的动机作为分类的一个依据是会引起争论的,但是,控制人口、领土和资源显然是一切战争的主要目标。从地理上来概括,战争的分布情况显然是由于三个主要问题的结果造成的: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平衡引起战争;为了消除国家内部的异议而挑起对外威胁以弥合国家团结上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裂缝;一国的国土和资源基础与经济和政治能力不相称,因而可能危害和平。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都没有得到一个人口稀疏的空间来谋求他们那种形式的命定扩张论。另一方面,一个其边界与许许多多利益根本不同的国家接壤的、疆土过于辽阔的国家,可能招致共同的敌人试图压缩它的领土。象俄国这样遭受过征服和破坏的国家,可能会因为害怕出现混乱而不得已扩大其边界的控制,以便寻求一个防御守得住的边境。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发生,因为处于转变中的人民对建立传统的或旧时的经济这一期望与抱住特权不放的毫不妥协的上层集团发生了冲突。凡这种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打乱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能源供应的地方,都有发生爆炸性事件的可能性。促使能源供应产生混乱使潜在的敌人感到不安的吸引力,几乎同对石油输入国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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