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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作战。这种理论问世后，具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因此证明当时并不十分受欢迎。
历史上游击战的动机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说明了赋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简单的唯一的重要意义是虚假的。在煽动游击战或常规战争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唯一的最强的力量。
地理分析
游击队和反暴部队之间在政治和心理上有利条件的均衡，也许是随地理处理不同而有新变化，但是这涉及普遍接受，我们至今还未获得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在此种情形出现以前，地理学家能为人们提供两种类型的见识。首先，具体地对发生战事的地区的独特环境进行描述和分析是做得到的。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研究的前辈拉克尔倾向于把这视为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其中大部分可能都受益于对地理上培养理解力的重视。相比之下，我这里提议的是，采用一种更为抽象的方法，归纳出游击战可能胜利或者可能失败的地理环境的特点。
关于游击战和反暴战斗效力辩论所依据的衡量尺度是正规军与游击队在兵力上的对比。通常，军界或宣传部门提供的资料说正规军在人数上至少要七倍于叛军，这样才能有机会打败对手。这种理论最近在萨尔瓦多重现了。这种比率在关于游击战的论著中是有见的，但是未见其它什么地方有支持这一主张的分析根据。然而，从历史上看，十分明显，游击战就人数上而言，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即使仅仅钳制它们，通常也往往需要很大的兵力，在1809年至1812年西班牙战争中，3，000名游击队牵制住了18，000名拿破仑军队，使他们忙得团团转，游击队与正规军队的比率是一比六。而英军为了打败布尔人，则需要二十比一的优势。本世纪五十年代，法军在阿尔及尔尽管有类似的人数优势却被打败了。在1919年至1921年的动乱中，兵力仅3，000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功地牵制了43，000名警察和军人（以上的数字均是拉克尔在1976年提供的）。在麦克斯韦尔·泰勒和威斯特摩兰指挥的越南战争中，这种十比一的比率广泛流行。但是，1965年，泰勒却声称，需要有二十五比一的优势以击败越共。这种想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需要庞大的支援和作战部队与战斗保障部队的比率低，因此美国和南越当时在战斗中只能集中五比一的优势。
要研究这一兵力优势的地理方面，我们只能求助于历史记载。而这种历史记载错误颇多。上表中列出了经筛选的1945年以来的一些战争中游击队和其对手的兵力对比。这些数据出自各种来源，因此不免有误。出现这类错误的原因，一是缺少资料，二是由于施行政治欺骗的缘故。鉴于有些游击运动是自发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而且游击战士又很容易与平民化为一体，这样就很难计算出游击队的具体兵力，因而时时要考虑到数字上有很大波动，有时交战的任一方都可能出于宣传目的而故意夸大或缩小作战人数。在写本书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发难，搞了个激烈辩论，指责威斯特摩兰将军扣发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共的资料数据。这一指责的大意是，实际估计的是越共有600，000兵力，而当时说只有285，000，也许正因为低估而可能导致约翰逊总统于1968年决定撤出越南。
当游击组织扩张，超出政治边界时，要确定有多少战斗人员跨过边界行动就有困难了。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很难确定谁在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同样，对于这种双重力量，也不容易确定哪一部分是完全投入反游击战的，警察和民兵参战的程度有多大，战斗和保障人员的比例是多少，还有多大部分的勤务支援是专用于反游击战。由于存在对现实的辅助的或秘密的支援，例如在阿尔及利亚的美洲国家组织或北爱尔兰志愿军，兵力数字统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把观测范围限到一个国家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对付叛乱的那些事例上。凡有关参与反叛行动的正规军、警察和民兵的数字只要确切就给与使用，而非官方宣布的参战人数则不包括进去。凡有关所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的数字，不管其基地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的，都算在内。不过，“有生力量”没有确切的定义。
显然，有些所谓的游击战争实际上只是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这种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胜的可能性极小。这种冲突必须排除在考虑之外，因为这种游击队很难具有任何真正的有效意义。确定有效的一种可能性是只使用以往战争中胜利者的人数。以设法区分参战者、战区、人口密度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这就排除了当前的斗争，将余下的观测结果减半，提出了给“胜利”下定义的问题。游击战往往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军事手段见分晓，而且在战争的很长时间以后，这种政治努力还能起影响。外部因素对许多结局起着重要影响。通常，游击活动仅仅是发生在从全球进行不可避免的大撤退的前面，或伴随着这种撤退进行，或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因此，将双方最活跃、战场打得最激烈时的冲突双方的数字制成一览表，这是有正当理由的。就军事而言，此时双方都可说是在最有效的状态，达到了暂时的力量均衡状态。
游击战战斗人员和居民人数特征比较
战争和胜利者（G=游击队胜利；R=正规军胜利） 正规军兵力 游击队兵力 游击队数量 正规军兵力密度（每平方英里战斗人员） 游击队兵力密度（每平方英里战斗人员） 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战斗人员） 正规军与游击队之比
马来亚（R）1948…52 350000 12000 558 6。90 0。23 15。2 29。2
塞浦路斯（R）1955…59 20000 970 525 5059 0。23 14。2 20。6
阿尔及利亚（G）1954…61 560000 30000 318 0。61 0。03 10 18。6
古巴（G）1957…59 30000 2000 2916 0。67 0。04 132 15。0
纳米比亚（R）1966… 45000 3700 230 0。14 0。01 3 12。2
乌拉圭（R）1969…72 34000 3000 949 0。47 0。04 39 11。3
希腊（R）1944…45 250000 23000 339 4。94 0。45 154 10。9
埃塞俄比亚（R）1960… 192000 25900 1147 0。42 0。05 65 7。4
危地马拉1981 20960 3000 2420 0。49 0。07 173 7。0
肯尼亚（R）1952…56 56000 12000 450 0。24 0。05 24 4。7
萨尔瓦多1981 22000 6000 710 2。66 0。72 516 3。7
巴勒斯坦（G）1945…48 100000 54000 32 12。16 6。57 167 1。9
印度支那I（G）1945…54 342000 200000 114 2。70 1。58 180 1。7
印度支那II（G）1960…73 941750 600000 70 7。4 4。70 331 1。6
阿富汗1981 125000 90000 194 0。48 0。34 67 1。4
柬埔寨1977… 34000 200000 39 0。18 1。80 43 0。2
只是1945年以来的战争才用来确保通常情况下技术发展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使人口密度和地形的效应不受武器、车辆和交通通讯方面的重大不同的混淆。我们可以设想正规军至少拥有空中支援、直升飞机和机械化运输能力，而在这种情况下的武器的威力也是一样的大。
一旦进入将分析用的素质统一起来时，战区划分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了把正规军和游击队之比中的变化与地理变化相联系，显然，有必要围绕行动划一条界线。鉴于游击战在流动中发展强大，尽量避免建立根据地，要划这种界线是困难的。因此，公开发行的地图上对这种战区的勾划很少明确划界的。为了一致性起见，加之在缺少更好的情报资料的情况下，我们选了整个政治单位地区，选了曾经多少是战区的实例，舍去了明显不是战区的东西。这样作确实将近来发生的纯城市游击战的情况舍去了。在其它设想与实际分离的情况下，它都是有别于通常可看出的倾向的。
这些数据确实证实了游击战斗是节约用兵的，只有在柬埔寨是个例外，在那里游击队人数上超过了正规军。即使在这里，反叛一方也由于越南的支持而增大。在七次战役中，游击队以大于十比一的优势取得四次胜利。在希腊，也需要有十比一的比率，但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比率就可小一些。这种比率同对反叛事业的同情程度之间关系看来是复杂的。表中第三栏列的是作为代理人卷入游击战的情况下，游击队兵力与居民人数之比。在确定游击战中双方效能时可能起作用的明显地理变量是，目标存在的可能性，支援和能提供掩护和隐蔽的地形特点。从表面上看，可达性和地面运动的难易性似乎是考虑的重点。但是，略加思考，我们就得出，如果我们设想双方都具有认识的能力，而且双方之间也没有永久性的技术差距，这一性质，双方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轻骑快速部队取得速度上的优势后，平原游击队骑兵才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哥萨克人是在森林地的外围而不是在开阔的大平原战胜了拿破仑。直升机和攻击机削弱了游击队对正规军的机动力强的有利条件。劳伦斯的沙漠地战斗若在今天条件下就不可能持久。在城市条件下，如果交战双方都有汽车，可接近性的作用就被相互抵销了。在这种情况卜，能找到掩蔽物，就是游击队的头等必需了，而即使是有了掩蔽物，也往往被红外探测器所贯穿。
如果我们先考虑支援和目标密度的变量，那么支配既定地区所需的游击队数量应随着目标数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复杂性的增加而加强。同时居民为游击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战争的目标密度，须记住这是对合法当局的不断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况下，还拥有强大的地方支持，高水平的地方后勤支援和情报供给，可能会导致支配空间所需的数量上出现下降趋势。同样，随着人口和目标密度的增加，正规军和反暴乱军所需的数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这时正规军要进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游击战术的有利条件。塞浦路斯的事例说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会发生饱和，而且军队人数的增多了战斗力却下降了，因为军队多了互相干扰，碍事。战争中，正规军或反叛军中任一方要取胜，其所需的兵力对比要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及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程度。人们越是支持游击队，游击队的战斗力就越强，正规军对付不同密度游击队时，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现在来谈掩蔽物变量问题。显然，控制一定地区所需要的游击队兵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加而减少，所以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强。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结构越是复杂，就需要越多的正规军进行搜索和控制，因此，可见反暴的效果随着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过去十年中，反抗运动转向世界的各个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筑物稠密这一有利条件。1915年，詹姆斯·康纳利指出，城区的地形与自然起伏不平的乡下地形有相似之处，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峡谷和隘路。然而，康纳利并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正是进行运动战的地形。
兵力与空间之比随人口密度变化图
我们在上面讨论当中介绍了利德尔·哈特关于军事强度的衡量标准——“兵力与空间”之比。对每一场战争，我们都计算出了每一方的这种比例，并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栏中列出来了。第六栏是根据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标和支援的密度。很显然，地形结构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时，地区结构会随人口密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这一初步分析中，我们不妨用其作为我们的地理变化的代用量。为研究兵力与空间之比的效果如何随密度变化，我们在上图中将有关胜利者（不管它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的数值列出来了。
画出的点太少，太特殊，难以反映出适于概率处理的随机变量的观测结果。然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用勾划出的有关正规军和游击队胜利的倾向线予以表示出来。看来，很清楚，游击队的战斗力随着目标、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潜力的增大而增大。为在高密度、高强度掩蔽的条件下取胜，政府军必须达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优势。在人员稀少的开阔地带，这种兵力优势少一些，他们也能取胜。这明显是对将游击战引进城市的一种诱惑力，正如图帕马格斯人做的那样。这种有效性分支的推论对于解释为什么暴乱活动的重点转到城市大有帮助。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发生变化的是指挥者、领导者的意志和残酷程度。在中国，日本轻易地以25万人的军队牵制了40万名红色游击队，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恐怖活动能引起巨大的灾难。共生者解放军只有十人，而英国狂暴旅只有八人。这些事例中的均势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力量。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英国军队也象苏联军队那样使用图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制定的与白匪作战的战术，采取残酷的行动，那他们就能消灭爱尔兰共和军。1916年，英国军队得出了这样的教训，即如果向某地派驻军队，民众对反抗力量的支持就随着增长，至少在爱尔兰是这样。增加行动的强度和暴力程度，只能直接助长反抗力量。苏联干涉东欧极可能会发觉自己在制造这种恶果。即使在阿富汗，苏联军队也必需留神，它的90，000士兵和大量武器装备全面出动，来消灭抵抗力量，而不管伤害居民，很可能在其自己的边境地区的伊斯兰居民中引起反感，那里人们对巴斯马赤的活动记忆犹新，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类活动在阿富汗境内的突厥人中仍存在着。
虽然，决定暴力冲突最后结局中要起作用的外部环境，局部情形和机遇等使制表或进行量的计算具有很大的推测性。然而，象富有理解力的T·E·劳伦斯这样的游击战争实践者确实认为“代数因素存在于最终的决断中”，其意思就是，有些因素是可以我们上面给出的类似项目进行计算的。所以，根据这些数据来探讨这个问题，以至少揭示优势均衡的边界条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九章 城市战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 《孙子·谋攻篇 第三》
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于防御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敌劫掠的地区，农民们不顾去地里干活距离遥远，将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寻求集体安全。伊朗的有围墙的村庄，阿特拉斯山脉中的柏柏尔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区，都属于这种居民地。然而，这些居民地并不是聚集着象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非农业活动，因而并不是城市居民地。这种城镇实质上是一种转运现象。用以住宿、放置机器、贮存摆放商品、提供服务和信息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以减少生产、交换、管理和娱乐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