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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战略
战争的进程和同盟国采取的方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靠进攻中的别出心裁去寻求迅速和全面的胜利具有优越性。胜利好像是靠两栖攻击、航空母舰特遣队、坦克和战略轰炸取得的。甚至在德国和日本最终投降之前，下一次对抗的阵线就已形成，实施对抗的计划就已制定。核武器的发明颠倒了暴力手段的平衡，使进攻真有了压倒的优势。1948年，布莱德雷发表了“大规模报复”理论。防御将以实施进攻造成大规模破坏相威胁的形式出现。作为对苏联侵略行动的反措施，美国也派驻它的部队，使之能用B…36和B…50型轰炸机上携带的核弹打击苏联国土。为了能迅速作出反应，还部署了一支小规模的常规部队，作为“绊线”，只要把它绊倒，敌人的侵略就必定会自遭灭亡。
1949年，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55年又试爆了第一颗氢弹。随着苏联掌握了这类武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首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彼此都有能力向大洋彼岸直施核轰炸，大规模报复战略已不再是可靠的了。
苏联驻东欧部队在美国看来是一种旨在征服全球的进攻性的威胁部队。苏联的看法似乎是，斯大林把它当作一支针对西欧的威慑力量，借以抵销美国在核力量的垄断地位。1953年，赫鲁晓夫拒绝了在美国的威慑武器飞离地面前就将其摧毁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这样做太冒险。苏军地面部队的战略基本上与北约组织的战略相同，即前沿积极防御。运用强大的机动力和火力，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确保部队沿着相隔很远的进攻轴线迅速推进。中程导弹与其它武器相结合，攻击欧洲目标。由于在投掷核弹能力上落后于对方，因此，苏联在发展对空防御体系保卫城市的同时，开始组建野牛式和熊式远程轰炸机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害怕出现“轰炸机差距”，于是制定了B…47和B…52轰炸机的发展计划。与此同时，苏联决定放松对远程轰炸机的研制，而侧重搞火箭。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表明他们成功了。至1960年，SS…6式导弹已可供作战使用。1959年，赫鲁晓夫认为双方的摧毁力量已大体趋于平衡，这是因为苏联已研制了洲际火箭。他建立了战略火箭军作为威慑力量。
美国军方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事态，“导弹差距”会招致苏联的突然袭击。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认为苏联人有足够的力量消灭美国轰炸机群，但当时的压力很大，迫使美国不得不着手“宇宙神”，“大力神”、“民兵”和“北极星”式导弹的发展计划。1961年美国卫星发现苏联仅在莫斯科附近配置了为数不多的洲际导弹，因此消除了过去美苏间导弹差距的误断，但这已为时过晚。不久，美国的火箭技术便远远超过苏联。在装备上被北极星和民兵导弹超过的优势促使赫鲁晓夫在战略上作出努力，他在1962年，在古巴部署了导弹，想在地理上从翼侧包围美国早期预警系统。这一行动失败后，苏联又采用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在寻求缓和的同时又加紧兴建防空系统和反火箭系统来抵销其进攻上的劣势。
自从苏联获得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承受美国的打击并实行反击的理论能力之后，“灵活反应”取代了“大规模报复”，成为美国的战略学说。体现这种战略的观点是，应该发展在承受了最厉害的可能攻击之后，还可以将苏联、中国及其卫星国当作民族社会予以催毁的能力，从而在互投核弹的交战中取胜。
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抵抗核进攻的实际希望是不存在的。进攻一方可以选择第一次打击的时间、地点和当量。以后的情况就是双方相互乱杀直至一方耗尽武器供应。这样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和美国都具有足够的火力摧毁对方，使其不能恢复。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都把核武器看成是最终的威慑力量。谁用核武器搞突然袭击，他肯定会受到同样手段的报复。之所以尚没有在德国用常规部队实施大规模进攻，这是因为惧怕冲突难免升级成为核战争。这种因惧怕而产生的克制态度应是相互的才行，这样双方就都不会轻易地首先发动攻击。由此产生了用“互相确保摧毁”的战略概念来制止全球性的争霸，使每一方所处的态势都能在经受第一次打击之后实施还击，把进攻一方打得乱七八糟，使取胜的希望彻底破灭。为了使这种均势得以保持，设想双方都有不易攻击的报复力量，这对各方都有好处。这样就消除了先发制人的诱因。如果双方都担心会受到出其不意打击的损害，那么就会有采取“收到警报即行发射”政策的危险性，从而导致偶发战争的升级。
苏联从一开始就在进攻力量上处于落后地位，因而它集中力量于防御手段上，如雷达、地对空导弹和截击机。五十年代末，他们发展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其中一部分在六十年代中期部署在莫斯科周围。1962年，苏联觉察到反弹道导弹系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对限制武器表示出兴趣。尽管苏联的反弹道导弹已证明效果很小，美国还是开始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来压倒它们。1971年，尼克松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宣称美国不准备发展第一次打击力量，也不想采取类似的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已开始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打破了威慑力量的均衡，因为如今每一枚这类导弹能够摧毁若干枚地面上的导弹。要是一枚导弹只携带一颗弹头，加上它有失败的可能性，那么用一枚导弹打击另一枚导弹就决不会有什么优势，互相投掷数之比，每一枚导弹的杀伤目标数将始终小于1。而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改变了进攻者的不利地位，只要导弹有足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使每个弹头都能有效地摧毁一个导弹的发射井就行。这样，互相投掷数之比变得对进攻者有利了。1968年，美国首先试验了这种武器系统，并在1970年使之处于准备战斗状态。这必定会引起对方的反应。1973年苏联也试验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并分别于1975年和1979年把它们部署于在陆地和潜艇上。到1980年，美国认为苏联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已对美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形成巨大威胁，于是就开始研制MX导弹来关闭这扇防御“窗户”。
1973年施莱辛格接替莱尔德后，美国的相互保持均势的立场发生了急剧变化，核战争可以取胜的概念开始形成。1974年9月，施莱辛格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故意贬低了美国的作战准备，夸大了苏联的潜在能力。他设想的一种情景是，苏联的“外科手术”式的第一次打击将摧毁美国的导弹发射井，但只有八十万平民死亡。总统害怕反击会招致对方对美国城镇的大规模破坏，于是就屈膝投降。核战争是可以设想的，其结果是可接受的，以发射井发射的MX导弹也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对这种第一次打击造成死亡人数的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二百万人，这种情况显然会使美国冒险作出痛苦的、令人敬畏的反应，特别是由于美国三位一体威慑力量中的另外两个支柱基本上没有受到损伤，冒这样的风险更是可能的了。把MX导弹部署在现有的导弹发射井中，而不是放置在细心设计的地面掩体中，使人感到美国更象是准备运用MX导弹对俄国实行第一次打击。
游击战
核武器使力量的微积分中增加了一个基本的断续函数。它使拥有核武器的人比没有核武器的人在潜在的毁灭力量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然而，倘若使用核武器，意味着将由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升级到把对方的社会彻底毁灭，那么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不现实的。由于使用核武器也会引起另一个垄断核武器国家用同样手段还击而造成战争升级的危险，因此进行威慑更是不现实的了。所以，单单拥有核武器对于垄断了核武器的竞争者之间争夺地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谁在那里使用核武器就是愚蠢的。把敌国变成不毛之地，使其国土沦丧，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单凭火力优势证明是不能战胜已经在核巨人的阴影下扩大起来的游击战的。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游击战双方的战术和战略及战争的地理情况。游击战在战略上显然占有适当的位置，这是由于大国一方面有核优势而用不上，一方面又愿意而且有能力在地面进行战争这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造成的。由此看来，约翰·博伊德所宣扬成功的战争并非是物质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观点成了五角大楼思想骚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不足为怪的。据认为，今后的出路在于机智而巧妙地寻找敌方弱点，而不是用大规模战斗同其进行实力较量，看来孙子的思想是正确的。
第七章 地缘政治学和大战略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 《孙子·九地篇 第十一》
要确定地缘政治学思想直接影响政策和行动有多大程度是困难的，同样要确定这类地缘政治学思想是否仅仅反映了时代的基调，也是困难的。决心之闪念是否来自理论，而理论是否只是使统治者的怪想合理化，这并非总是清楚的。但是，有充分理由怀疑，有关地理学一般概念的文字材料和有力的表述，确实滋长了政治选择方面的某些倾向，进而转化成暴力行动。
马汉和美国的战略
自都铎王朝时期起的英国各届政府都靠外交和军事手段谋求一贯的地理目标。他们力图保住莱茵河河口（该河口与他们隔着北海并遥望毗连欧洲的大西洋），摆脱陆地大国的控制，不管其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为达此目的而凭借的军事手段是海军，它可以对付它们中的任两个潜在对手。海军的部署以能控制进出欧洲的海路为前提。美国海外帝国主义的起始和明显的命运之神要向全球扩张，这些都受到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尉（上校）的极大影响，马汉对英国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890年，马汉指出：英国霸权依靠皇家海军控制欧亚力量的平衡。美国获得安全和强大的最佳机会，在于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中的必然竞争者是日本。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汉竭力宣扬必须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网。马汉的思想引起了统治阶级成员，如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西奥多·罗斯福的注意，他们随后成为他的学说的拥护者和鼓吹者。从更广一点说，新的市场和新的传教天地的前景吸引了商业界和宗教界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促使他们行动的导火线是1895年古巴发生的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扩张主义者把马汉的视界扩大到包括菲律宾（这得到马汉的赞许），要求派遣一支远征军把星条旗插在菲律宾的土地上。
1917年至1918年在欧洲战场远征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回到基本上立足于一个洋的旧概念上去了，海军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将其在大西洋的利益留给皇家海军照顾。二十年代初期，军事谋略者们制定了同日本进行海战的“橙色计划”。到三十年代中期，谋略者们制定，只有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最初放弃菲律宾，才能打败日本。各军种的目标上的分歧，导致1938年制定出了一个最终妥协的计划。这就是把陆军要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战略三角”建立集中防御的目标，与海军偏向进攻战，即以航母特混舰队和登陆行动实施跳岛作战通过太平洋的设想结合起来。
这一意图是简单的，但被1939年至1944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影响了，使美国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向大西洋，引出了一系列所谓“长虹”计划，涉及与敌人、与盟友缠在一起的战争，美国防御战略的地理范围的周边由北美大陆扩大到东半球，设想英国的生存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不管麦克阿瑟怎样抗辩，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还是断然决定，美国在太平洋应取纯粹的防御势态，将主力放在大西洋。这一观点写进了1940年底制定的“大计划”，宣称要在英军的密切协同下在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在随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中，条理简单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复杂的行动中变得混乱不清。
麦金德和地缘政治学
另一个简单的但对世界颇有影响的观点源自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著作。1904年，他确认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船只难以航行，但骑兵或火车却是可以通过的，认为这里是“历史的中枢”。由此观点出发，不管其宪法和社会构成如何，俄国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对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伸向海军势力能够施加影响的欧亚大陆四大边缘地区。它们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并给俄国中枢重新起了个名字，称它为“心脏地带”。以其为中心，构成新月形，新月形内侧包括上面提及的四大边缘地区，外侧由不列颠诸岛、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组成。面对着这一大陆组合的变化，形成了以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与新月形的海上强国之间的根本对立，麦金德修正其论点的目的是，警告英国国务活动家们，德国和俄国的联合已对英国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政治斗争的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东欧。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与德国，谁就将统治世界之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
接受和运用这种思想的温床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它有发展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是瑞典人鲁道夫·克杰伦新创的词语，用来描述利用地理概念为国家服务。地缘政治学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亚军事贵族政治论者卡尔·豪斯霍弗尔，他曾于二十世纪初作过驻日本和东南亚参谋部门的观察员。第一世界大战期间，鲁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战后，豪斯霍弗尔为使人们承认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四处游说，并于1924年创办了一家发行范围很广的杂志《地缘政治学杂志》。豪斯霍弗尔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为纳粹党初期的避难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间，豪斯霍弗尔经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给赫斯口述《我的奋斗》，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为种族仇视所左右，在这种种族仇视中，无疑有地缘政治学的气味。豪斯霍弗尔和大多数地缘政治学作家都与种族主义不沾边，他站在其犹太妻子一边，而这经常被引证为是其在纳粹行列里晋升缓慢的原因。他本来是立志要当教育部长的。
麦金德的著作给了豪斯霍弗尔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本来是向英国发出警报，告诉其统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面临危险，却变成了寻求与俄国妥协，击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垄断势力（包括处于这个范围内的美国）的邀请。1913年，豪斯霍弗尔写道，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之间利害相通，那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纳粹统治全球的计划是一个谋求两大地缘政治学目标的灵活计划。首先，需要获得对中心地带的控制。然后，需要摧毁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海军实力。《我的奋斗》预示了这一点，重复了豪斯雷弗尔使用的麦金德概念。豪斯雷弗尔为求得同俄国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认为，1939年3月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证明了其基本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