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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在地理上的决断所注重的不是战场的细微末节，而是战区的行动总则。它关心的是各个师的部署，而不是这个士兵、枪炮或坦克的配置。所选定的运动方式和配位置，往往产生于某个旨在打败敌军的中心计划，用利德尔·哈特的话讲，战略的目的“是利用运动和突然性来减少抵抗的可能性”。显然，这里要考虑到地理情况，要进行判断。运动与突然性之间有着双重的关系：运动产生突然性，而突然性又导致运动。这一双重性的形成是受地形、运输能力和时间的制约的。作出行动抉择时，应对地点以及速度加以具体规定，犹如指示航向一样。地理状况不是决心的一个偶然因素，而是以地图为根据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变量。战略是应用地理学和心理学两者的结合。其表现形式就是在地图上进行角逐，预示将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展开斗智斗力的较量。
1850年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组织范围的增大，战争的规模也急剧升级。工业化和运输革命展示的全面战争的景象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将加入到全球性的冲突中来。因此，决定战争结局的重要决心所涉及的中心问题范围越来越广大了。在大规模军队作战的时代以前，一旦定下战斗决心，战斗的转折点往往取决于战场上的指挥官。像战术机动那样的东西就能决定胜负，决定战争。随着铁路、电报、远程火炮和密集步兵的出现，作战需要有更周密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于是就产生了一般参谋职责以及随之而来的谋略。由于作战规模的升格和可能的协同行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的扩大，定下重要决策的职责提高到战略这一级。过去，在协调洲际规模的作战中，只有蒙古的可汗才能取得的成就，如今工业化国家的将军也都能办到。打胜仗要求人们具备战场上指挥军队所需要的更加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各种情况。陆军和海军的机械化以及无线电通讯和飞机的出现，使冲突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决定性的选择产生于若干国家的各军兵种协调一致地行动。在实施战争中，不管战略所宣称的是什么，它总是从属于地缘政治的判断的。战争结局如何，更成了宣战当局的基本责任。如果发生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大战，作战的决心和对战争结局的责任都掌握在最高政治当局手中。对军事和政治决断的最终责任将落在一个人身上。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根据他对当今世界和今后世界的看法而得出的判断。但是，倘若出现使用这些武器所预示的互相毁灭的前景，那么用武器来解决冲突这种做法将限于间接争夺和有限战争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战略上的计划显然起着仅次于压倒一切的全球议程的决定性作用。一旦作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决定，或者交战双方不拥有核武器，这时战略计谋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战略学说的演变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使军事学说充满生气的概念是机动性。战争中机动的意义及其合乎机宜的使用已由“机动的倡导者”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作了清楚的论述。这两位军事家把历史知识与对新技术的潜力及军事守旧主义的贫乏所作的敏锐观察结合起来，提出机动使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在空中支援下打破堑壕战的僵持局面。哈特根据对军事胜利的历史分析，鼓吹间接手段的作用。他在这方面的大部分观点早在二千四百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中就有所著述了，而且是借助了拳师、角力士和足球运动员的直觉。强调机动性和手段的间接性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痛苦煎熬造成的恐怖的反应。为了寻根究源，我们不得不追忆一下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当初情况。
最早有一种连贯的战略学说主张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作战，它很少被军事著作家评论，但它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发端却提供了启示。马汉的作为美国寻求全球势力的指导方针来源于对英国海军战略的分析。其基本原则是集中力量。在实际应用中，就成了海军制胜论。认为控制重要水域靠密集的舰队，有了它可以摧毁或围困敌军，并封锁其海上交通线；而分散的袭扰战斗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补充而已。
拿破仑利用法国革命军的增强了的运动速度达成类似的兵力集中。在陆地战的更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力求突然地集中火力。他统率的师团越野运动，吃住都在其中，“佯作分散”，却又常常在敌人后方迅速集中投入战斗。作为一个炮兵，拿破仑力求集中其野战炮火，攻击敌军战线上的某一部分，使之发挥最大的效果。他所使用的封锁方法就是进行战略拦阻，即机动至敌军后方，切断其撤退和交通线路。拿破仑的失败在于他堂而皇之地把军事实力看作是集中加速度的结果，因此过于依赖集中而忽视了机动。随之而来的是，他用经过预练的战斗序列代替了突然性。这些错误使他在广阔的俄国平原上遭到惩罚，在那里，俄军只要避开他的锋芒，拉长他的战线，就能摧毁他的军队。
冯·克劳塞维茨在用康德的理论总结拿破仑的成功之道时，强调了部队的集中。由于他是根据现实的苍白映象这种极端的理想来表述他的观点的，因此他的著作常被严重地曲解。他所列举的有一定局限性的事例，到了他的一些信徒手中却变成了作战的模式。战略的目的被缩小到了只是在战斗中消灭敌军。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的理想被冯·莫尔特克（毛奇）曲解成了遍地都是战斗、流血和人海的总体战学说。对冯·克劳塞维茨观点解释的明显成功，以及精确的铁路时刻计算和1866年、1870年普鲁士人对后膛装填步枪的使用，这一切确立了直接进攻学说的正统地位。
在大西洋的彼岸，格兰特在对南部邦联的正面消耗战中的胜利，似乎进一步证明了直接行动的正确性。可是，在西部作战中，特别是在夺取维克斯堡时他就已经认识到机动与灵活的重要性。有人认为，由于谢尔曼发展这种西方样式的运动战，联邦政府才最终获胜。由应征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依赖铁路进行运输和取得补给，降低了战争的流动性，从而使这些靠铁路供给的军队只能在离铁路线非常有限的距离内作战。这些铁路线也存在易受攻击的问题，成为破坏性袭击或拿破仑的战略封锁的明显目标。在南部邦联一方，福雷斯特和莫根展示了切断式袭击的功效。为占据威克斯堡，格兰特攻占了在杰克逊的铁路交叉点，以此进行拦击，切断邦联方面向东的交通线。谢尔曼认识到固定补给线容易遭到破坏，而机动却有它的优越性，于是他有意地减小自己军队对铁路运输的依赖，并且利用敌方对铁路的依赖实施打击。他的目的不在于同敌人正面对抗，而是要控制敌军从亚特兰大起始的运输系统中的重要路线和交叉点。由此他率领相当于5支快速纵队的部队向海边进发，对许多战略要点构成了威胁，从而在他预期的进攻线路上把邦联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他得心应手地改变方向的能力使他的部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不让里士满从佐治亚州获得供给来源的任务。到达海岸后，谢尔曼转向左面，开始卷击南军作为海上供给的重要纽带的港口。正是这场战役使利德尔·哈特深深感到机动的重要性，从而为未来的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由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付诸实施，奠定了基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时，面对德国打算采用使人想起拿破仑早先胜利的流动与横扫战略，法国竟制订了一个以普鲁士的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根据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计划。法国的第18号计划要求对德军战线的中央进行统一的攻击。冯·施利芬的原计划是以右翼部队之大部经由比利时，绕过法军防线，迅速攻陷巴黎盆地，从后面突袭法军，在德军格林地区堡垒工事的配合下，使法军腹背受敌，俯首听命。由于对地理上状况缺乏准确判断，冯·莫尔特克（毛奇）修改了这一计划。他加强了面对法军主力的左翼部队，因此削弱了右翼部队，从而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协约国军队在弗兰德挡住了德军的西进导致了双方僵持和依托战壕打消耗战的局面。英军在强渡达达尼尔海峡后，穿过巴尔干半岛，企图在整个大陆上从侧翼包围德军。它想利用英国的制海权，但在实施时，因为犹豫不决而没有成功。正是美国（协约国）拥有制海权，使德军的补给基地得不到物资和食品，才拖垮了德国的军事抵抗能力。
非正统的方法在处理中东阿拉怕人反叛事件上的成功（劳伦斯对此大加宣扬）和阿伦比在巴勒斯坦锐不可挡地打败土耳其人的例子，进一步证明了迂回曲折和机动灵活的重要意义。欧洲战争的最后阶段，显示了坦克和飞机突破堑壕战坚固防守的潜力。对不加思索一味坚持克劳塞维茨学说所表现的极度而又不明其因的厌恶，在法国北部的陡坡和山谷里到处可见。这一切利德尔·哈特在制定一种新的战略理论时是牢记在心的。
机动和间接手段
在19世纪20年代初，富勒和利德尔·哈特都推崇用坦克向敌方作深远突破的作战方式。不同的是，富勒认为步兵的唯一作用就是扼守战略要点，而利德尔·哈特却主张步兵应与装甲部队一同推进。1927年，英国军队组建了一支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来检验这两位倡导者的论点。在德国，冯·西克特已认识到需要增强军队机动性，但仅仅是用卡车搭载部队的办法。古德里安继承了英国当局重视坦克和飞机的做法，用坦克组建了装甲师。使用装甲部队进行闪电战的战略战术，是从利德尔·哈特的“汹涌澎湃”进攻方法的公式中得来的。他认为战略的目的在于瓦解对方。武力的使用应该是为了使敌军陷入混乱，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其疑虑，破坏其交通，补给和后撤的线路，从体力和心理上摧毁敌人的抵御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战术上应使用飞机和坦克，进行意想不到的突破，在敌人的正面打开一个缺口。大量的坦克和步兵携带足够它们长距离自由行动所需的补给品，进入突破口，在敌人的纵深内展开成各自为战的快速部队，沿着抵抗最弱的路线推进，绕过抵抗的敌军，在前进通路狭窄的地方加速前进以保持进攻的势头，同时巧妙地选择互为呼应的一系列目标。
这种战法十分经济，表现在德国装甲部队1939年对波兰和1940年对法国的进攻上。德军的坦克潮水般的涌过了阿登山脉向深远纵深推进，把法军和英军分隔并包围起来。德军进攻俄国时，平原地上的俄军控制空间的能力较低，到处都是可能的进攻路线，致使德军很快就进到了伏尔加河一线。同盟国守军也牢记机动的优点。盟国的军队浩浩荡荡挥师北非，奥卡诺的机动的非直接的作战手段在西非沙漠大出风头。受过老式战略训练的蒙哥马利认识到利德尔·哈特学说的益处，并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学说。在巴顿将军被迫对梅斯实施正面进攻之前，他从诺曼底的突破和向马恩河的进攻是果敢行动和运用间接手段的典范。
图哈切夫斯基把蒙古人的机动灵活精神注入到红军中，在1937年至1939年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他与许多上层人物一起被处决，这种机动灵活精神也随之消失。然而，俄国有着广阔平原这个地理环境决定了图哈切夫斯基制定的那种密集机动战略势在必行。他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其中包括：进行快速合围作战的训练；强调步兵、坦克、炮兵和飞机协调一致的快速进攻的1936年野战条令；组织突击集团突破敌军防线，为大量坦克打开缺口。使用这一切手段，结合优势的兵力和广大的空间打击德国军队。随着德军的撤退，它的部队分散在广阔战线上的不利情况减少了，但相比之下人力减少得更厉害。即使这样，德军用机动防御击退了兵力为其十倍的进攻，证明它的机动力是值得的。
美军的编制显然是克劳塞维茨式的，一心想寻求与敌军进行激烈的决定性正面对抗，在这点上与英国的战略是有争议的。太平洋战区实质上是海军交战的场所，美国采用了海军陆战队两栖登陆的战术进行逐岛进攻，不断增强对日本的空袭能力。美国海军对太平洋中部的进攻由于麦克阿瑟实行机动战略，取道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对日本实行了卓越的迂回进攻而增色不少。
空军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特兰查德是驻法皇家飞行团的指挥官，后又任空军参谋长。1917年，他相信飞机具有在远程“战略性”轰炸行动中实施攻击的价值。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他在中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显示了飞机的多用途性。他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在履行帝国的控制领土的职责方面，空军要比陆军有效得多。当时，民众惧怕英国城市遭受直接的空袭，在两次战争之间调拨资财发展皇家空军，是为了在政治上消除这种恐惧感。这方面的支出受到了一项规定的制约，即必须与任何处在打击距离之内国家的空军保持均衡。特兰查德保证，扩大空军主要是增加轰炸机以实施进攻。他视空中防御为进攻。在德国，戈林的德国空军的建立，对于通过闪电战以达到涣散敌军斗志，使其分崩离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略轰炸的理论基础是由杜黑和利德尔·哈特奠定的。1921年，意大利将军杜黑摒弃了地面运动战的可能性，主张把战争引向空中。他认为可以用飞机来恐吓平民，造成政治分裂，从而造成对方军事上垮台。1925年，利德尔·哈特撰写文章，建议在用装甲部队对敌军防线实施机动突击的同时，也应与空中攻击结合起来，对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空袭，轰炸居民中心。特兰查德以此作为发展一种新式消耗战的原则。这种消耗战将采取逐渐削弱对方的工业生产力，而不是靠堑壕战的大量消耗来达成。
特兰查德竭力主张的远程轰炸理论由米切尔传到了美国。他的这一主张启发了亚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基地空军战术学校的教官们，这些教官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职务。他们教导说，空军的目的是摧毁敌国的抵抗意志和力量，破坏其军事力量赖以支持的生产能力。从地理上看，注意的焦点已由军队的编成和防御工事转到居民、工业和运输设施的位置上。这些改革者们在地理方面想得比米切尔深远得多，因为他们预见到了不仅要在沿海建立针对潜在敌人的基地，而且要与可能的盟国协商在该国设立基地以增大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1943年10月，美国空军对施韦因富特的空袭十分糟糕，使美国的昼间精确轰炸战术遭到失败。英国的由丘吉尔在1940年5月制定的对居民区和工业区进行夜间饱和轰炸的方针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方针并没阻止军工生产的迅速发展。如果说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它增强了德国平民的士气。1944年3月成功地采用了特德提出的用轰炸机摧毁法国和比利时铁路的建议，减弱了德军的机动性，为诺曼底登陆做好了准备。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想在全球范围内超过苏联的影响。有证据表明，日本早在1945年5月就愿意按照与最终“无条件投降”基本相同的条件投降。毫无疑问，至6月天皇已认识到必须结束战争，并从此开始寻求苏联出面调停。回想起来，这些武器的使用与其说是军事上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次炫耀实力的试验。
核战略
战争的进程和同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