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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油箱。福指回答：“距敌还有30公里，不投。”而此时，距敌实际只有3－5公里，赵俊山不能再听地面了，果断下令投副油箱， 已觉太晚。此时我机速度比敌小，高度10700公尺，比敌低1000公尺，态势不利。敌我双方对头冲过，赵俊山即令：“左转，打外边的。”左转约45°角，又见敌已分成两股，交叉转弯，形成对我夹击之势，且右边一路已快转至我机后边，遂又令：“右转”，猛拉杆急向右转，六、七号机都跟着转过来了。七号机刘永长在左转时还看见八号周春富跟定在身后，右转时就看不见八号了。赵俊山率六、七号机与敌向左转的一股第二次对头冲过，这时听到了地面下达的返航命令，遂复诵命令，打开加速器俯冲返航。七号机呼叫周春富两次，并作蛇形动作寻找，赵俊山和地面也叫，均未听到八号回答。此时七号从反光镜中看到后边1000公尺左右， 有二、三架F－86在跟踪运动，又听到地面呼叫自己，遂放弃寻找，跟上五、六号返航。远处，王立荣一中队得知赵俊山中队投入战斗，急忙下令“右转弯”、“投副油箱”，准备前往支援，此刻地面已下达了返航令。于是，王中队未与敌接触，便反航。
信不信由你，整个作战过程就是这般单调没味。七架安全返回。唯独甩下了八号周春富。
战后检讨，此战不无缺憾，飞行员们反映：“打了一个意图不十分明确的仗”。空地协同有待加强，例如，地指本来意图是要寻机歼敌，后发现敌多我少，敌高我低，并考虑出海作战恐于我不利又下令返航。全过程只给了空中航向，而敌情、意图，缺乏交代，空中完全按地面指示飞行，在不利状态下仓促投入战斗，在与敌缠斗中又仓促撤出，十分危险；又如，地面对空中约束过多，统的过死，具体到指示航向，指示飞行状态，投副油箱，开加速器，何时转弯，转弯航向多少等等所有动作，几乎都依靠地面指示，而地面指挥们依赖的雷达有误差，使空中动作滞后，导致仓促应战，丧失战机；另外，空中两个中队缺少联络，返航不区分掩护，不清点人数等，也都是不可小视的问题。产生原因，主客观均有，其中，四十六团甫转龙田，福州地指又是一个新近成立的辅助指挥所，空、地两方对敌情、我情、战场状况均很生疏，而熟练协同默契配合，不经过一段勤加演练的磨合期确也难达到实战要求。
问题归问题，遗憾归遗憾，福空在给北京的报告中仍然如此评价：“虽有教训，，还是一次胜利的空战。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给福建人民的鼓舞报大。”
因为，七机返航，战斗并末结束，甩下的孤军仍在作困兽斗。万里长空，且有忠魂舞。
周春富击落二架，击伤一架，统计是否准确？我就此坦率请教台海空战史专家杨国华。
老人说：检验空战战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与开炮同步的照相枪摄下的胶卷。击中否，击落否，判读即知，非常准确。但也、有局限，如，我方飞机向敌开火后又被击落、飞行员牺牲；两名飞行员同时向同一架敌机开火；敌机负伤逃逸、是返回了还是中途坠毁，等等，均会给精确判定带来一定难度。此时，就要依据发现敌机残骸，审讯敌俘口供，截获敌方情报，听取目击者叙述，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了。
老人说：周春富牺牲，飞机坠海，胶卷丧失，判定此战战果只能靠收集各方情况进行互证分析。认定工作确有难度，颇费周折，但审慎认真，对历史负责，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周春富确与敌于平潭岛上空激烈空战，这是地面许多人看见，听见了的。 第二， 台湾承认一架F－86坠海， 他们说是“机械故障”，我们认为是“击落”。机号为0307，飞行员为五大队二十六中队刘光灿，上尉，29岁，台湾曾派飞机船只到桃园西五十海里处搜寻，未发现，作死亡处理。第三，击伤敌机为十一大队1968号。第四，我地面观察组和渔民均看到天空有敌降落伞飘落，又从海中捞出敌机残骸和轮胎，判定为击落之另一架，机号很可能是敌塔台一直呼叫的0312。
老人又说：自然，这是我方的结论，国民党从未承认。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心里最清楚的也只能是国民党。我想，若干年后，许多材料档案都解秘公开了，大概有助于此问题的最后解谜吧。
我对老人的回答表示满意。”
其实，时隔三十余年，两岸关系正以过去不敢想不可想的规模速度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跃进着，再回过头来精确计算论证双方一次战斗的战果究竟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有，但不大。试问，退一步，周春富只击落了一架，怎样？一架都未击落，又怎样？只要他与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搏杀，并为自己的誓言理想而献身，作为战士，这就足够了，因为他已经把一种崇高的品格和不朽的精神留在了天地，传给了后人。此番道理，就像人们在纪念黄继光、董存瑞时，是不会去数他们所摧毁的碉堡里有多少敌尸一个样。
周春富走得过于急迫，带走了有关他战斗的全部细节，留下了几分钟的空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于是，我们读到了《闽江口上揍蒋机》和《空中拼刺》。这些绝非空中楼阁的丰富想象亦极大地刺激、活跃了我的想象力，一幅幅周春富在生命最后关头不同形态的画面在我眼前川流而过，我很想让其中某一幅定格的，但不可能，所有的画面都是幻化的，看得见，留不住，脑海中空白依旧，感觉里茫然依旧。直到读到了高尔基的话：正义与美好在远方，面前布满了陷阱、荆棘，走下去宁肯用躯干铺路而不畏自我毁灭的人，便是英豪……方稍稍释然，因为我终于看到了最后时刻的周春富，他行进在高尔基描绘的境界里。
生活中做为平常人的周春富究竟什么样？曾任空四十六团团长的苑国辉老人说：周春富老家河北昌黎，1947年参军，上过朝鲜打过仗，是个老兵。这个人出身很贫苦，印象里从小失去父母，由旁人收养，所以性格有些怪，和大家不太合群，好抬个杠，有点倔，孤僻。飞行技术一般，学习训练都还努力。那时飞行员穷孩子多，五十年代，特别讲究阶级出身，大部分从陆军调来，文化程度很低，但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大公无私，解放全中国全人类，这些基本觉悟比现在的人又强得多，共产党员的气质、品德、吃苦精神相当好。我记得他好像结婚不久，去探家，连续几天参加农业社的抗洪抢险，搞得很疲劳很辛苦。部队要打仗，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我们团从丹东出发的头一天早上，他到了，直接拉到机场吃的饭。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我给他借了件飞行服，带他恢复飞了一个特技，回宿舍准备准备，第二天就出发。临战前教育动员，我印象，他也没有讲太多话。这个人内向，平常开会话都不多，干啥事好在心里使暗劲儿，一般不表现出来。部队里一般有两种人能打仗不怕死，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稀里马哈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一种不吭不哈肚子里头好同别人比试不服输的，周春富属于后一类吧。
就是这么一篇零散不连贯的介绍，使我在某航校荣誉室看到放大了的周春富的照片时，仿佛那个带着飞行帽憨笑着的年轻人走下来站在我的面前，不然，他只能是一张挂在墙壁上的貌不惊人永远呈凝固状态的脸。我以为，一位离我们而去的英雄，如果能够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形象，你可以平等地与他交流畅谈，而不必从地面高高地可望而不可及地仰视他，如此，那望不见但无所不在的英灵便具有了穿透你的心壁、震撼你的魂魄的力量。
“周春富，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评价绝对正确。但毕竟，那“伟大”离我们过于遥远，我怀疑，实现之时是否还有人记得“周春富”这个名字。因此建议，加上一个“为了亦很伟大的统一大业”。虽然路仍漫长，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曙光。我相信，当我们这一代或我们的下一代在修筑“统一纪念碑”时，是绝不会忘记镌刻上“周春富”这个名字的。
周春富跳伞落海，事倩惊动了北京，毛泽东让秘书直接打电话告福州军区：想尽一切办法，务要救起这位飞行员。
海军舰艇出动，同前来争抢的国民党海军发生小规模海战。平潭岛1800多条渔船，像篦头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作网状搜寻。一天、两天、五天、七天，浩瀚的大海除了波涛还是波涛，当最后一次努力付之一片蔚蓝之后，营救船队鸣号回航。所有的船老大自动降下半帆。许多渔家按习俗烧香焚纸，将食物与烧酒抛向海面。妇女们掀起衣襟，揩抹发红的眼窝……
此时，乌云滚滚而来，风吼浪怒，惊雷阵阵。
九天之上终伏虎，热血化作倾盆雨。
11
是巧合也不是巧合，8月14日，恰是国民党空军的“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 国民党空军高志航大队长带领十余架德国造活塞式驱逐战斗机，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同前来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发生空战，一举击落日机六架，以一个漂亮的胜仗，为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空中抗战奠基。
二十一年后的这一天，国民党空军实实在在憋足了劲要再打一仗，既为前两回合的失利“雪耻”，又为值得庆贺纪念的节日“献礼”。
《国共空战秘史》记叙道：
10时32分，第一分队起飞，领队机：李中立少校、秦秉钧上尉，僚机：
潘辅德中尉、尹满荣少尉。10时41分，第二批亦先后起飞，领队机：刘宪
武上尉，僚机：刘文纲中尉、梁金中中尉。
一小时后（11时35分） ，在地面管制与报告中心之引导下，我“F－
86”机群飞越福建省外海，代表福建的穷困的平洋岛东北；即在我机下方，
大约三万七十尺（英尺） 的空域，发现“MIG－17PF”一分队南飞中。十
二海里外有另外一分队“MIG－17PF”。
李中立少校立即下令抛弃副油箱，攻击敌机。
我四架“F－86F” 乃以超音速俯冲攻击， 李中立少校的耳鼓中响着
“咻咻咻” 的飞机飞行声，他感到“人机合一”的快感。那四架“MIG－
17PF”发现大势不好，即以优势的爬升性能垂直上升，以争取高位，进行
作战，但已经来不及了，李中立少校一按电门，六挺五○机枪开火了，第
一排子弹未命中目标，他又立刻按了一次，这一次他命中了一架，但这一
架带着黑烟继续爬高，李少校又作了第三次攻击，它遂爆炸。
第二小队的秦秉钧上尉也在同一时间内命中了一架敌机，并使它冒出
白烟，那一架“MIG－17PF”的飞行员立即跳伞。为了捞救这一名飞行员，
中共快速炮艇队（七艘）与我海军交火，一沉四伤。
刘宪武上尉也在我机打下二架“MIG－17PF” 后，追击另外的残敌，
但由于速度太快，在开火时，飞机已经飞至米格前方。
潘辅德中尉乃再接再厉的追击这一架“MIG－17PF” ；一连串的子弹
都准确的命中了它，但它仍蹒跚而飞，摇摇欲坠；后来情报证实这一架坠
毁。
我“F－86F”一架在返航中因机件故障，坠海，中共大喜若狂。
“八·一四”平潭空战，三：一的战绩，我“F－86”胜利。李中立少
校、秦秉钧上尉各打下一架，刘宪武上尉、潘辅德中尉合力打下一架。
终于打下了米格机，真正“大喜若狂”的还是台湾。台北许多报纸出“号外”，沿街到处鸣放鞭炮。空军总司令陈嘉尚由台南赶到桃园五大队，召见、勉励参战飞行员。五大队政战组向空总政战部给有功者邀功，李中立得奖金一万元（台币），秦秉钓五千，其他二名各得三千。空总副司令徐焕升奖给每人一块金表。当晚王叔铭接见参战人员。16日，蒋介石亦在台北召见李中立等，“见我空军健儿少年风流，英姿焕发， 总统甚爱之， 紧拉李少校等手，以慈父待子侄般口吻鼓励道：望发扬‘八·一四’光荣传统，团结戮力，给毛共以更沉重之打击”。
杨国华老人说：国民党说击落我们三架，太离谱太夸大。夸大战果是国民党空军的习性，一般他们飞行员只要开火都讲自己打掉了飞机，反正吹牛不上税。事实上，我方只有周春富一人牺牲。二中队长机赵俊山，在丹东当到师长离休。六号机张远扬，离休后回了老家四川。七号机刘永长，现在在本溪。王立荣的一中队，根本就没打。这七个人七架飞机，连毛都没掉一根嘛。另外，很有意思。我们得到一个内部情报， 国民党空军对参战F－86照相枪进行检查判读，李中立的胶卷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空总追查为什么打下飞机没照上，桃园五大队答复大概照偏了，照相机齿有故障。
严格讲，空战像没有观众和裁判的球赛，如果双方同时走出场来宣布自己是获胜者， 你把黑脸包公拽来，有时也难明断。事情就是如此，1958年8月14日，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三比一，在世人心头烙下老大一个“？”。
我非史学家，没有本事将历史的混浊过滤为清澈，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呈多棱状的历史转着圈拿给世人看，其中的真假虚实是非曲直玄妙高深只能请有志者有兴者去探微品评了。
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观察有些古怪奇特，视线常常停仁在一些旁人不大关注的表象上面，例如，我发现，1937年的“八·一四”，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海峡，到大陆实施轰炸的，恰被由北而南移防的国民党空军五大队撞个满怀，一顿好打；而1958年的“八·一四”，则轮到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由台湾桃园起飞，越过海峡，向着本是他们的土地施展威力了。间隔二十年，同一个五大队仅仅是交换了一下攻击方位么？历史永远地记住了高志航而没有记住李中立是否可以说明，960万平方公里的那一大片天空不会无差别地对待两个“八·一四”，因为她的完整与同她相对应的土地一样，具有不容切割的属性，维护则受褒，反之则遭贬。
再如，我还发现，五、六十年代两岸空军交锋频频，台湾方面对战死飞行员几乎从不公布与张扬，公众有几人知道刘光灿？死战者进入冥冥世界都得学会忍耐寂寞甘当“无名英雄”。大陆方面不同，牺牲一位立即宣扬，周春富、王自重、杜风瑞，都成了响遍全国的忠烈楷模。你能说反差中不存在相异的微妙的心态反应？古人云：既战，骨枯壑盈，尸积江塞，理炽者彰，气虚者匿。说的便是对伤亡情形的公布与否同战场态势和战争性质间存有某种关联。战争心理学，古人都懂。
聪慧而想象力丰富的古人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就发明了风筝，用一根丝线把人类欲像鸟儿一样翱翔的美丽梦想飘上天际。公元一千三百年左右，中华民族杰出的祖先们又制作了与螺旋桨形状相似的风车旋翼和玩具竹蜻蜓，楔而不舍地编织着想象中的能够通往白云深处的云梯。而西方古人与东方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穿上仿制的鸟翅，从塔顶或悬崖上纵身一跳的时候，眼睛是从上向下俯视的，于是，一位名叫泰齐尔的思考者于1670年用意大利文写出了他的设想：成群的航空器在城市上空飞行，投掷长矛石块攻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