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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痛苦的死的象征。
这具尸体，浑身上下都在告诉活人：她死得非常惨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个活人见了这样一具尸体，都会对死者涌起强烈的同情心，至于她的亲人们，这种同情转眼即可变成愤怒，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刚进人武部时，就闻到一股怒气，迷漫在院子里，凝结在一张张木讷又悲伤的脸上。我敏感到，我极可能成为死者亲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所以我在面对死者时，完全把死者当作战友，尽量显出足够的悲愤，流了泪，又骂了死者，痛心疾首的样子。这确实一定起到了缓和他们情绪的作用，但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我想得到——谁都想得到，他们做出这出格行为，把死者老大远扛来，决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几句安慰话，博得我们一点同情。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从他们已有的做法——一种刁难人的架势看，他们一定有更刁蛮的意图。过道上站满了人，我看至少有近20人，院子里还有。据说都是死者亲人，也不知从哪来这么多亲人，想必与死者沾一点亲故关系的人都来了。人多势众。人多事多。人多事乱。走道上闹哄哄的，院子里哭声连成一片，也没人去做安慰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文绉绉的，这种事情也许从没遇到过，遇到了就六神无主的，人影东窜西窜，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刚才我回来时，院门都还敞开着，围观的人拢了一圈又一圈。相比，我毕竟是打过仗的，这种场面经得多，心里乱是乱，但还沉得住气，没有乱了套。我进门马上吩咐哨兵关了院门——按说，这种情况院门早该关闭。
从死者身边站起来，我心里已经想好，必须先发制人，把这么多人遣散了，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乱，越闹越大。我看过死者填的表，知道她父亲是村长，当然也是党员。所以，我先找到父亲，软中有硬地对他说了两层意思：
1、作为一个党员，他把女儿尸体抬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可以谅解。
2、出了事是要解决事情，不是要生出更多事情，但这么多人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他想解决事情，死者家人可以留下，其余人必须马上回去，否则以闹事看待，我们马上通知公安来人处理。
最后，我指着人武部长办公室的窗户对他说：我这就去办公室等你来谈事，但那么多人不走，我是不会让你进办公室的。说完，我掉头就走，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机会。有人叫嚷起来，说不能让我走，但没人上来阻拦。等我进了楼，走进办公室，我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已经在劝那些人走。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约摸十分钟后，人络续走离了，只剩下三个人，都是死者的直系亲人，父亲，母亲，哥哥。这时候，我来到院子，邀请他们去办公室。刚进楼，父亲看女儿的尸体不见了，以为我们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勃然大怒。我向他解释，把死者丢弃在地上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所以我们才把她移进屋子里，并带他们去看。屋子是人武部的活动室，这里有一台乒乓球桌，死者现在就躺在乒乓球桌上，我们还给她枕了枕头，盖了白床单。这样看起来死者才像个死者，而不像刚才，像个炸弹似的丢在地上，看了谁都心惊肉跳的。屋子里有一长排靠背椅，是打球的人休息的。父亲不知是累了，还是怕我们私藏尸体，不愿意离开屋子，进屋就坐在椅子上，说有事在这儿谈。说着，掏出烟来抽，一副牛拉不动的样子。这样，最后我们只好搬来凳子，坐在死者身边，如果死者有灵，我们谈什么想必她是都听到的。
以为是一场恶战，但事实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几乎没什么火星子，双方都拿出足够的理智和道德。父亲其实不是个刁蛮的人，只是架势有些难看，真坐下来后还是尽量克制自己情绪，有甚说甚，说明他确实是来谈事的。他表示，他扛着尸体上门，一不是来诈钱，二不是衅事，来这么多人，全不是他喊来，都是跟来的，也许因为他是村长的缘故吧。他说，女儿死了，这是她的命，怪不得我们，要怪应该怪他——“是我把女儿逼死的”。他确实这么说的，原话如此。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感动。他说，昨天下午人武部的同志把女儿给他送回来，白纸黑字地告诉他女儿犯了什么事后，他羞愧得简直要钻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给扒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后来，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有人及时上前抱住他。人武部的同志说，他们正因为觉得这父亲火气太大，临走前专门留话，警告他不能再打女儿，否则以后这村里的兵一个不招了。这当然是威胁，但可见当时父亲的样子有多可怕。
父亲说，人武部的同志走后，他确实没再打女儿，他只是要求女儿说出事情真相：是哪个狗东西睡了她。他先后盘问了三次，但每一次女儿都说没有，她是冤枉的。但父亲并不相信。父亲认为，部队上的事哪会有错，那么高级的医院，高水平的军医和设备，怎么会出错？错的肯定是女儿，她怕说出真相，连她和那男的都要遭殃，所以才死活不说。女儿不说，父亲气上生气，火上浇油，打手举了又举，但想到人武部同志留的话，前两次都忍住了，到第三次却已经忍无可忍。当时一家人刚吃过夜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收完，父亲抓起一只碗朝她掷过去。女儿躲开了，父亲又操起一根抬水扛，追着要打，嘴里嚷着要打死她。开始女儿还跑，从灶屋里跑到堂屋里，从堂屋里跑到猪圈里，又从猪圈里跑回堂屋，跑得鸡飞狗跳，家什纷纷倒地。回到堂屋时，父亲已经追上她，但没有用手里的家伙打她，而是甩掉家伙，用手又扇了她一耳光，还是下午那么严重，她也像下午一样倒在地上，一脸的血，不知是嘴巴里出来的，还是鼻子。适时，母亲冲上来抱住了父亲，父亲极力挣脱着，嘴上高喊着要“打死这个畜生”。母亲一边奋力挡架着，一边喊女儿快跑。女儿爬起身，却没有跑，反而扬起一张血脸朝父亲迎上来，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平静的语调，劝父亲不要打她，说她自己会去死的，不用他打。她的冷静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父亲回忆说，当时他丢下一句话就上楼去睡觉了。他丢下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要么报出那条狗的名，要么就死给我看。
女儿说：那我只有死给你看了。
父亲说：那你就死给我看吧！
父亲说，他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上楼的时候说了，上完楼梯的时候又说了，后来他睡觉时听到女儿在楼下呜呜的哭，哭得他心烦，他又爬起床说了。父亲诚恳地承认，他女儿完全是被他逼死的，所以他不会来找部队偿命，要偿命的是他。但在他死之前，他要弄清楚，女儿到底有没有跟人睡过觉。父亲说，他现在认为女儿一定是没跟人睡过觉。说到这里时，父亲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拿出一张纸，说是女儿死前留的遗言。我拿过来看，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爸爸，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你要找部队证明，我是冤枉的。
父亲说，其实，他上楼后就在想这个问题，觉得女儿这样死活不认，会不会可能真是受了冤枉，因为他这个女儿“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都言听计从，不是那种犟头犟脑的人，如果真要有什么密事，再怎么不可告人，他这样打骂，她也藏不住了，早坦白了。这时候，死者母亲插嘴说，她父亲上楼后她找女儿谈过，当时她发现，女儿被父亲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神智都不清了，“尿都吓出来了”，可就这样她还是一口咬定，她没有跟“任何畜生”睡过觉。她不停地说没有、没有，问什么都回答没有
，跟个傻子似的。母亲说，她了解女儿，你就是给她10个胆都不敢做这种事，如果一定要说做了，那一定是鬼做的，连她自己都是不知道的。母亲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但说起话来口齿伶俐，透露出比父亲还坚定的口气。然后父亲又接着说，昨天晚上她母亲同他这么说了后，他越发怀疑女儿有受冤枉的可能，所以本来打算今天来找部队反映情况的，想不到女儿说死就死了。说到这里，父亲痛哭得起来，一边骂自己害死了女儿，一边上前抱住女儿的尸体，又喊又叫：
女儿，女儿，是爸害死了你，爸今天来给你审冤来了，部队说你哪里有问题，今天爸就要求他们在哪里重新作检查……
他说的意思是要验尸！
谁也没想到，家属会提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不是无理，而是无知。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分明是想把“私底下的东西”招摇一番嘛。我们诚心地劝他们不要这样，这对死者是大不尊重，对活人也没好处。可父亲、母亲，包括哥哥，没一人听劝的。他们似乎认定女儿不会跟人睡过觉，坚决要求我们请医生重新检查。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几乎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的要求毫无意义，重新作检查，结果只会叫他们更加难堪，更加臭名远走。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处女膜破不破对一个专职妇科医生来说，就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医生要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话说回来，不是说处女膜破的人就一定跟人睡过觉，当然一般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个别特殊情况。在越南时，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有个小姑娘搭我们的车，后来车被敌人炸弹击中，小姑娘从车斗里飞出去，甩在地上，她看自己身上血流不止，以为是中了弹片，吓得哗哗直叫。我们抱着她去找医生抢救，医生检查了说，她没事，只是那玩艺破了。这也使我想到，我们部队这种认定不是完全科学的。换句话说，他们女儿有没有跟人睡过觉，我不好那么绝对地说，但医生绝对是不会弄错的，因为这“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所以，重新作检查对活人也好，死人也罢，绝无好处，其结果只会是把现在不公开的东西公布开了。我想，只要我把这道理对他们如实讲了，他们也许就会放弃打算，但我又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一说，到时他们拿我的说法来跟我论理，我岂不自找麻烦？所以，我没这么说，只是找了一些其它道理来说。但那些道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坚决要求重新检查，其理由和条件完全是无法拒绝的。
父亲说，只要重新检查，确定他女儿有那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他就扛起女儿走人，不会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多呆一分钟，多提半个要求。
母亲说，她女儿用性命来换这个要求，我们要不答应，她只有死在这里。
哥哥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两具尸体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亲又说，如果这样，他也要死在这里，因为背着黑窝活的活还不如不活。
哥哥又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三具尸体上北京去……
话说到这份上，劝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觉得女儿当兵不成，又死了，对他们来说已是双倍的不幸，我从内心里同情他们，希望能帮他们减轻一点痛苦。我甚至已经暗自决定，要给他们双倍的丧事费，并亲自参加葬礼，尽可能地让周边邻居不要歧视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更想用另一种方式来挽回尊严，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没办法，我跟部长商量，决定答应他们要求，并决定“速战速决”，上午即与县医院联系，中午刚过，这边便派出车辆去接人。人是两位妇科医生，一老一壮。两位在活动室里呆了不足五分钟，出来交给我们一页签过名的鉴定：死者的处女膜完好无损。
像战场上遭遇了伏击！
我马上到邮局，挂长话，给部队作汇报。电话是打给我的直接领导参谋长的，参谋长问清情况，训我说，医生是他们人武部喊来的，我们怎么能信呢？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在这件事上我是不能完全相信人武部的，因为这中间有个责任认定的利害关系，照现在“完好无损”的话说，他们就没责任了，否则责任全在他们头上。参谋长要求我明天去杭州，请省军区协助派出军医来重新检查。挂电话前，他又改变主意，说联系军医的事由他来负责，我只要在原地等着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军区派出的军医如期地来，也是两位，也是专职的妇科医生。她们像昨天两位一样肃穆地走进活动室，又像昨天一样很快地出来，给出了几乎和昨天连措辞都差不多的报告：处女膜完好！
远方的参谋长闻讯，立刻出发，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面前。参谋长还带来我们自己的军医，就是曾经诊断死者“有问题”的那位军医：一个人高马大的胶东人。她是军区某部长的夫人，为人有点傲慢，但这次见面，我明显觉得她脸上有种诚惶诚恐的神色。而等她从活动室出来时，这种惶恐的神色完全变成了惊恐。事实上，她在里面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就出来了，我们以为她是忘记拿什么器具了，出来后还会再进去的，结果她紧急地把参谋长和我拉进另一只办公室里，惊惶失措地说，错了！我们问什么错了，她说人错了。
原来，她才掀开床单，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觉得不对头。她说，人的每个手指头都是不一样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别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感觉和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警觉地去看死者的脸，一看傻掉了，明显不是同一人。她说，虽然那天检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问题的只有1人（几年来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会不认识的，就是死了照样认识。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她连那人下面的样子都记住了，更不要说长相。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军医认为是对方把人换掉了，目的是想敲诈我们。这我可以肯定是不
可能的，虽然死者和生前判若两人，但系同一人的证据还是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胫上的大红痣，入伍后才剪的齐耳短发，等等。再说，谁愿意以死来冒冲一个人？我断定错误肯定出在我们这边，是我们把人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其实，听军医一说当时体检情况，我们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军医说，因为这种体检有问题的人极少，她个人在几年中也仅发现“她”一人，所以体检时她（包括别人）总是图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了，放在一边，然后喊人进来。所谓喊也不是指名道的喊，只是吩咐护士安排人依次一个个进来，她依次一个个检查，只要没问题，她连话都懒得说，屁股一拍等于喊走人了。这边出去一个，外边进来一个，就这样“流水作业”。如果大家都没问题，事情就很简单，她出来只要将所有表都盖个“正常”的章，签上名就完事。如果其间遇到有问题的人，比如那天她检查到“她”时，发现有问题，她才作“个别对待”，认真地问了一些该问的，姓名，年龄，有无性史等。军医说，当时“她”对她问的都一一作了答，包括“连男朋友都没谈过”，这都是“她”的原话。有了“她”名字，就不会搞混淆。等检查完所有人后，她出去单独把“她”的表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