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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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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黄克诚再次踏上永兴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
  11月15日。黄克诚率部在郴县、宜章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西境内。
  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调集重兵,亲自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沿五岭山脉,进入湘西。
  因而,蒋介石亲拟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十五个师,分成五路围堵红军,同时,他又命令桂军予以全力协助。'奇·书·网…整。理'提。供'“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蒋介石打好了如意算盘,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红军就范。
  中央红军,这支“拖着圆木的象队”,缓慢、悄然地走进蒋介石一手设置的圈套。
  毛泽东、彭德怀曾建议红军放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并改变行军路线,但是李德、博古等执意不听,仍旧按原计划行事。
  一场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就要开始了。
  湘江北岸界首渡口。秋雨飘零,冷风凄凄。黄克诚步履匆匆,走进红一军团司令部。他是奉命接管红一军团湘江北岸防务的。
  红一军团长林彪一脸冷峻之色,见面便问黄克诚:“彭军团长呢?”
  “正在灌阳指挥作战。”黄克诚回答。
  红三军团与桂军激战正酣,伤亡很大,黄克诚就是刚从灌阳前线赶来的。
  “中央和军委纵队呢?”林彪又问。
  “正在向江边前进。”
  林彪紧皱了一下眉头。
  按照军委部署,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问的渡江点,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央和军委纵队拖着笨重的“坛坛罐罐”,依旧按照每天仅二十公里左右的常规速度行军,迟迟不到湘江渡口。红一、三军团像两个疲惫不堪的轿夫,艰难地抬起了中央和军委纵队这顶笨重的轿子。
  面对不断蜂拥而来的敌人,他们全力以赴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等待后续部队渡江。
  黄克诚奉命接管界首渡口防务,就是因为湘军已经围攻过来,红一军团被迫转过头来对付湘军。
  军情紧急,林彪简要地向黄克诚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我们是否仍然按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听完敌情介绍,黄克诚向林彪询问。
  “不行!”林彪果断地说道,“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说完,林彪率红一军团匆匆赶赴指定地点迎敌,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不一会儿,师长张宗逊率红四师赶来了。
  按照林彪的吩咐,黄克诚、张宗逊立即在湘江南岸依山布防,构筑防御阵地。
  很快,红四师与桂军交火。湘江岸边,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战况空前激烈。
  光华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两三里地。正面是一片开阔的丘陵,树木稀少,银辉遍地,寒气逼人。战斗持续到了深夜,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敌人的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红四师的前沿阵地上,将大块大块的泥土炸起,继而连着弹片,重重地砸落下来。
  红军伤亡不断增加……
  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不久继任团长杜中美也牺牲,政委杨勇指挥部队继续苦战……
  消息传到四师指挥部,黄克诚悲痛以极,心急如焚,心里默念:中央、军委纵队快一点走,快点渡江吧!哪怕快一点点,也可以换取不少战士的生命啊!
  然而,军团司令部传来的电报冰冷而又无情:“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
  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
  “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出阵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声音从电话筒那边传来。
  黄克诚深知四师任务重大,中央、军委纵队能否顺利过江,千钧系于一发!
  他拿起望远镜,向前沿阵地望去:光华铺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成一片,夹着闪闪的红光。黄克诚搞不明白,那些印钞机、X光机、油印机、书籍甚至宣传品、纸张,难道比红军的前途、战士的生命更重要吗?一天可以赶到湘江岸边的距离,中央、军委纵队拖着“坛坛罐罐”,竟然整整走了四天!
  战机贻误,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重重地长叹一口界首渡口。风雨凄凄。
  辛辛苦苦架设的浮桥已经被敌机炸成数截,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很快被即军委纵队的代号,也叫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是长征的首脑机关。
  汹涌的江水吞噬,零散的几块混合着无数红军战士的尸体,在江中随波浮沉,马匹尸体、散乱的文件、书籍也夹杂其中。
  湘江河水已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岸边,弹坑累累,战马悲呜,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等各种“坛坛罐罐”零乱不堪,散落得到处都是。
  12月1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红四师指挥部。
  红四师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是不知何故,红四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情况十分紧急!
  黄克诚当机立断,对师长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
  “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撤!”张宗逊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了!”黄克诚不无焦虑,“我们会被敌人吃掉的!”
  张宗逊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执意反对说:“我们必须等待上级下达了命令,才能撤退!”
  黄克诚心里有些急,既然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情又异常紧急,稍有迟疑,便会酿成终身之恨,导致全师覆灭的命运。于是,他对张宗逊说到:“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
  红军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因而张宗逊最后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带领红四师撤离阻击阵地,匆匆追赶主力去了。黄克诚的预见绝非危言耸听。
  红三十四师因为种种原因,撤离较迟,结果陷入敌人重围,全师覆灭。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空前,八万多红军经此一役,仅剩下不到三万人。
  黄克诚率领的红四师,仅红十团就伤亡四百多人,两任团长阵亡,营以下干部伤亡大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
  国民党桂系军队不断派部队截击,由于桂军多系本地老兵,熟悉地形,因而红军很难对付。
  红四师奉命进军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红四师完成作战任务后,又一次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而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两河口西进。
  但是,张宗逊师长再次坚持等待上级命令,不许部队撤离。黄克诚再次行使政委职权,让张宗逊指挥部队脱离了险境。
  不久,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
  这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山高林密,重峦叠蟑,地形十分复杂。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手拉手,就得走半天”。从这句民间顺口溜,可见这一带地形多么复杂。
  为此,黄克诚所率红四师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黄克诚通知各团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十一团与师部仅隔一条山沟,双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十一团政委王平以为不用着急赶路,起床便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拐来拐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师部等不及,便先行一步,十一团赶紧追赶,这时敌人追上来了,王平急忙命令大家跑步上山,迅速摆脱了敌人。
  一个月落星稀之夜,山风阵阵,红四师赶到一个苗族村寨。连日作战、行军,大家精疲力尽,急需休息。
  黄克成作了简短的布置之后,爬上了一座小木楼,倒头就睡着了。
  苗族人居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的,房顶用树皮覆盖着,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才住人。房于都互相连接,从山脚一直盖到山顶。
  子夜时分,黄克诚住的小木楼突然起火了,火光和呼喊声,将黄克诚惊醒。
  黄克诚起床一看,屋里浓烟滚滚,直呛人的鼻眼,小木楼已经被大火包围了,什么也看不清。
  他也来不及去摸桌子上的眼镜,赶紧摸索着下了楼。
  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走出小木楼,抬眼望去,只见烈焰冲天,满天通红,风助火势,噼啪作响,大火很快蔓及整个村寨,哪里来得及去救?
  黄克诚眼睁睁看着几百家木屋,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红四师赔了老百姓几千块大洋。
  黄克诚十分懊悔,没有来得及拿眼镜。
  第二天,他见到十一团政委王平还着急他说:“糟糕,糟糕,没有眼镜可怎么办!”
  1934年12月中旬。贵州黎平。
  红三军团召开了师、团两级干部会议。
  彭德怀军团长向大家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黄克诚听了,分外高兴。自湘江惨败以来,李德、博古的威望急骤下降,相反,毛泽东的地位正在上升,广大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能够重新出来指挥红军。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意见有人听了,并且还用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可是个很好的信号啊。
  12月底,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派红四师进攻瓮安城。瓮安,是乌江的门户,贵州军阀王家烈重点防守的县城。城里有以“强悍善战”著称的黔军第五、六两团(代号鸡团、鸭团)防守。
  12月31日清晨,大雾弥漫。
  黄克诚、张宗逊派遣红十团向瓮安城发起突袭。
  仅用一个小时,瓮安城内“鸡鸣鸭跑”,鸡团、鸭团弃城而逃。
  红四师顺利进驻瓮安县城。
  第二天就是1935年元旦了,黄克诚心里盘算着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元旦。一个时期以来,部队一直辗转作战,很少有时间休息,抽空打个吨也就相当不错了,趁这次过元旦,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
  盘算归盘算,到哪里去弄好吃的东西呢?
  黄克诚打发人在城里四处找寻,不长时间人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到。
  黄克诚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这个政委没当好,连改善一下伙食,这点最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真有些对不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战士们。
  就这样,部队在高兴欢快的气氛里,过了个窘迫之年。
  黄克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而且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部队虽然没有吃好,但是不久便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又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只见毛泽东又黑又瘦,黑发及肩,衣着破旧,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毛泽东又可以重新带领红军打仗了,这是一个令黄克诚兴奋不己的消息,一个他盼望很久的消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曾经向彭德怀提议,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如今,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黄克诚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的曙光,长期以来内心的紧张与忧虑终于松弛下来。
  但是,黄克诚有些不满足,更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避而不谈政治路线?为什么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在黄克诚头脑中缠绕了很久。直到半年多以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先行北上,这个心头之结才解开。
  1980年,年近八十高龄,饱经磨难的黄克诚,拖着久病之躯,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谈论起这件事: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
  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了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更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完全团结一致。通往土城的山间小路。
  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艰难行进的红军笼罩在灰濛濛的雾气里。
  黄克诚自苗区木楼上眼镜被烧以后,一直没戴眼镜,碰上这种鬼天气,眼前模糊一片,磕磕绊绊行军,吃尽苦头。不过,他无心考虑这些,只觉得身上担子好重,因为师长张宗逊身负重伤,他一人挑起了红四师军政两副重担。而且,这次红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干部战士们身心消耗很大。按说,黔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79、380页。
  军是支杂牌军,装备差,士兵一手持大枪,一手持烟枪,人称“双枪将”,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紧紧咬住红军不放,迫使红四师边打边走。而且,他们凭借爬山本领高的特点,一打就跑,然后又跟在红军后面移动,使得红四师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集中全力,以备不测。
  1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前来“围剿”的川军遭遇,遭到优势敌军的顽强抵抗。
  红四师奉命开赴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迎敌。
  这时,红四师祸不单行,不仅师长张宗逊负伤就医,而且黄克诚也有病在身。他只得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打仗。土城是黔西北大道要冲,又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敌人集中九个团的精锐之师,向中央红军发动猛攻。
  战斗十分激烈,形势危急。
  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督战,并且将后备军——干部团也调往前沿阵地迎敌,才使红军稍微松口气。
  激战中,红四师连日行军打仗,个个疲惫不堪,恰逢朱德总司令前来督战,目睹此景,不免恼火,向躺在担架上的黄克诚发了一通脾气。
  黄克诚明白,土城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红军伤亡较大,总司令心里很不好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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