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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该住在哪里，单位那时规定的报销标准是每天住宿150元。在北京，这是住招待所的价格了！我到处打听，最后打听到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经济日报》社招待所，有120元一间的标准间。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他又介绍我认识了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个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每次发完稿子后，胡社长和雷总编都会给编辑们开编后会，评价每篇稿子的优劣与得失，发出来的稿子它好在哪里，没发出来的稿子缺陷在哪里。通过一一点评，使编辑们对稿件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的水平大大提高。而我，更如海面吸水，认真地记下社长和主编的每句点评，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宝贵知识。
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便顺利了。自从发了第一篇稿子之后，我每月都能顺利完成版面任务。那时候，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誊抄稿件了。每个月，我至少交五篇稿子，每篇稿子约六千字左右，至少要抄写三万多字。有时反复修改，就必须反复抄写。在每月编稿期间，我从没在午夜12点之前睡过觉。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搬进了单位给我在水果湖刘家湾租的宿舍。那套房子是私人的，共三层，一二楼是我们单位的男同事住，我和另两位女同事住三楼。她俩因年龄小，合住一间，我一人一间。那套房子掩藏在一片高楼大厦间，夏天闷热男当，冬天阴冷潮湿，门都关不上，厨房里爬满蟑螂。
那是正是炎热的7月，是武汉最热的季节，如果没有电扇和空调，人坐着不动，也会像蒸桑拿一样。那时我已经没什么钱了，在上海打工攒的一点钱早已在两次的飞行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中花掉了。加上开头几期没发稿子，基本上入不敷出，我花150元钱买了只简单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后，剩下的钱连床都买不起了，幸亏陈清贫把他家闲置的一只行军床借给了我，而美术编辑段志华老师把家里的一台窗式空调给我拿了过来，我的一个简陋小家就这样拼凑起来了。
那间房子的环境实在糟糕。因为楼下开着小餐馆，更是乐坏了一堆硕鼠。白天的时候，那些一尺来长的硕鼠们就大摇大摆地在楼房间穿行，抢食物，抢女朋友，抢地盘，打架斗殴，热闹得一塌糊涂。
而夜晚，这些家伙就更猖獗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编稿子，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楼下的餐馆也打烊了，周围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一片寂静，这时正是编稿子的好时光。我正奋笔疾书着，忽然听到背后有小小的喷嚏声，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天！一只比小猫小不了多少的老鼠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有五秒钟，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我先是害怕，接着生气了，这个家伙，居然没把人放在眼里，一定是想到我的房间里乘凉呢。我迅疾地站起来，顺手超起床头的一根棍子（这是平时放在床头以防不测的），可它早已经从离地有七八公分高的房门底下窜出去了。
经此骚扰，我的思路受到严重干扰，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编稿子了。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老鼠造访我的小屋，甚至发生过咬坏我稿子的恶劣事件。除了咬牙切齿之外，我无计可施。不过，从农村出来的人，一般对生活要求都不太高的。何况，比起当年我在上海租人家的厨房住，遭遇大蛇惊吓和漏雨之苦，这里可算是天堂了。
搬到刘家湾之后，我买了一只小煤气灶和一些油盐酱醋，电饭锅是从上海带来的。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顺便从菜场带点菜回来，炒一个菜，烧一个汤，一碗米饭就够了。有时，天太热，不想做饭，就花5元钱，在楼下的小餐馆里买一份肉丝炒干子，一盒米饭，一样可以吃得很饱。有时，我就下一碗面条，炒一盆青菜，或者是一个番茄炒鸡蛋。吃得简单而惬意。
武汉的夏天真热啊！虽然有台窗式空调，但制冷效果并不太好，为了降温，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用凉水冲地，这样屋内很快就会凉下来。
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用的冷水冲凉。开头几天洗得伤风了，十分难受。渐渐就锻炼出体能了，再怎么洗都不伤风了。但是，冬天却不行。想着要洗冷水澡，就已经浑身打寒战，一身鸡皮疙瘩。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买了两只开水瓶，加上同事的两只，四只开水瓶灌满开水，在卫生间用盆子冲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的那两个同事后来也仿效我。洗澡问题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晒被子。那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时，被子总是潮呼呼的。尤其是垫在下面的那一床。为了晒被子，每当晴天的时候，我要找根结实的长绳，跑到楼下很远的一块马路边，利用树来拉绳子晒被子。
刘家湾离单位大约三四公里，但却没有一条直接到达的公交线路。有一次，我等到发了工资，就用170元钱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每天骑车十分钟左右可到达单位。
我很喜欢花，每天下班的时候，会在菜场看到一些卖花的女子，3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小雏菊或扶郎花。我常会买一把小雏菊，回来插在玻璃瓶里。等到它们快要慢慢枯萎的时候，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一只闲置的花盆里，每天浇水，这样，插在土中的小雏菊花期可以延长一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灰暗的阳台上一盆郁郁葱葱的黄色雏菊，那种朴素的温馨让人感动。
简单的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在这个陌生而平民化的城市里，我在孤独和忙乱之中慢慢地过出了温馨的生活味道。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牌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牌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牌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而凄凉。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
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她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牌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牌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牌洲湾，英勇悲壮的牌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