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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共娱乐形式，失去了它的尊严和权威。
美国选民1992年摒弃了共和党总统，1994年又摒弃了民主党国会。我认为，他们主要不是寻求不同的党来执政，而是在美国寻找不同的精神，寻找一种较好的东西。我们怎样才能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呢？我们如何重建道德标准呢？我们怎样才能结束使我们日渐成为归化民族的种族复杂化现象呢？我们怎样才能使国民生活重新有一种家庭感呢？在巡回演讲中，我讲了一个故事，它触及了美国人民渴望情绪的核心。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萨姆·唐纳森在“沙漠风暴”战斗前夕在某部坦克排采访了一个非洲裔美国青年士兵。唐纳森问：
“你觉得这次战斗会打得怎么样？你害怕吗？”
“我们会打得不错。我们训练有素。我不害怕。”这名美国士兵边回答边指着他周围的伙伴们。“我不害怕，因为我和我家里的人在一起。”
其他士兵大声喊道：“再给他说一遍。他没听清你的话。”
那位士兵又说了一遍，“这是我的家，我们互相照顾。”
这个故事总是深深地打动着我和听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也必须照这一比喻说的去做。我们必须把美国看做一个大家庭。我们必须停止互相训斥，停止互相伤害，而代之以互相关怀，互相做出牺牲，休戚与共。我们必须停止没完没了的指责非难，因为那只是发泄不满的方式，而必须恢复当年造就了美国的创业精神。为了解决这个国家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地尝试，冒失败的危险。如果任冷嘲热讽者和吹毛求疵者对出了毛病的一切事情都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致我们看不到美国正确、体面和独有的好的方面，我们就不能前进。
像“沙漠风暴”中的那个士兵一样，我们必须得到家人的祝福；我们应当从恢复真正的家庭开始。我们需要恢复这样的社会模式：夫妻婚后生一个理想的孩子，这个孩子能得到爱和抚养，被教导得有是非感，接受教育，以便在一个能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和充实生活的社会中实现个人的远大抱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绝对不能停止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
两年前离开军队后的周游全国加深了我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爱。这是一种对我们的长处充满骄傲、对我们的短处持以耐心的爱。我们是一个倔强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探索，总是感到不满意，然而总是充满希望。我们有无穷的振兴能力。我们能够自我完善。我们能够互相关怀。当此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时期，回顾过去可以使我们振奋。可曾记得在60和70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令国民离心离德的越南战争、白宫前面的骚乱、一名副总统和一名总统含垢辞职，当时人们怀疑我们能否度过这种危机。一些人认定我们完蛋了，美国是又一个走向最终衰亡的鼎盛一时的大帝国。可是我们又以雷霆万钧之势重振雄风，而其他帝国反而相继衰亡。我们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的开国元勋留给我们一个天才的政治制度，它适用于千秋万代，在任何时候都能激发人们的崇高理想。我们将继续走向繁荣，因为我们是一株巨大的杂交植物，多元的美国社会有这种植物的力量、坚强和适应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上帝的保佑，我们不会扔掉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
杰斐逊曾经写道：“每一个人都有为国效劳的义务，这种义务与自然和命运给他的赠予成正比。”我受国家恩惠如此之多，深感义务之重，而且永远难以完全还清。作为幸运的美国人，我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携手并肩继续我们的美国旅程中，尽力报答国家的恩情。
科林·鲍威尔守则
1。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2。发一通火，过去就算了。
3。不要把你的自我与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点一旦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
4。有志者事竟成！
5。作抉择时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惩罚。
6。不要让不利的因素妨碍你做出明智的决策。
7。不要给别人拿主意，也不要让别人给你拿主意。
8。永远不要忘记检查细节。
9。荣誉共享。
10。头脑冷静。待人宽厚。
11。高瞻远瞩。严格要求。
12。不要受恐惧与反对者的影响。
13。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
致谢
首先我感谢我的对外事务代理人马文·约瑟夫森，是他对我循循善诱，使我决定写这部书。如果没有马文早期的鼓励和耐心解释写哪些内容，这部回忆录恐怕到现在仍不过是时隐时现的想法而已。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马文经常给我鼓励，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此我将永志不忘。
一旦下定写这部书的决心，我就必须找一位合作者。开始时这一工作不太顺利。后来，在我退休的前一天，约瑟夫·珀西科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身材高大，满头银发，比我年长几岁，夹着一个旧式公文包，眼镜挂在套着脖子的一根细绳上，像位穿着随便的教授。他在办公室扫视了房间中的一切，然后转过脸来与我握手。似乎他对第一次来五角大楼，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并见到我，丝毫不感到新奇。他就是我找到的合作者。乔（约瑟夫的昵称）是写作科学与艺术的大师，两年来他使我始终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他不仅是我的合作者，而且是我的导师、督促者、照料人，尤其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我的美国之路》一书讲的是我的经历，但是它是我们合作的产物。没有乔，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的。珀西科全家大部分人都随他一起来帮忙，他的妻子西尔维亚帮助作编辑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她还完成了打字和其他方面的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她关心备至地支持乔的工作。乔的大女儿万尼亚·佩雷斯是我们极为能干的记录员和主要打字员。谢天谢地，在万尼亚的第二个孩子临产前几天打字稿完成了。我对这两位女士为本书所做的工作深表谢意。
我的编辑和发行人、兰登书屋贸易集团董事长哈罗德·埃文斯是出版行业的佼佼者。我只对他有过一次怀疑，那就是他说他可以坐在牙买加的海滩上，把手提式电脑放在大腿上做完全书的编辑工作。然而，他说到做到，而且我还必须说他做得非常出色。兰登书屋总裁阿尔贝托·瓦伊塔尔和新屋出版公司总裁S·I·纽豪斯都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爱德华·约翰逊对书稿做了认真的文字编辑工作。
我的助理和好友比尔·斯马伦上校（已退休）所做的工作涉及本书的各个方面，他负责有关的研究工作，同时还管理着我的办公室，这使我有可能专心致志地写书。在过去6年中，比尔一直在我身旁，是我的知己和保护者。他的友情我永远报答不了。而比尔和我又都离不开我另一位朋友佩吉·西弗里诺的支持。
几位朋友和我的家人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了本书的文稿，他们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诺马·莱夫特威奇读得很仔细，极为敏感。提出特别宝贵建议的其他人包括理查德·阿米蒂奇、玛丽贝尔·巴杰，玛丽琳及丈夫诺曼·伯恩斯、肯尼斯·杜伯斯坦、戴维·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奥尔顿·希克、拉里·威尔克森、我的儿子迈克、我的女儿琳达和安妮玛丽、还有我的妻子阿尔玛。在我写这部书的过程中，阿尔玛还继续如婚后这些年来一直为我所做的那样，不断地向我提供明智的意见、判断和建议。
许多人帮助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我要特别感谢迈克·安德里奥斯、拉里·伯德、休·霍华德、蒂纳·拉瓦托、苏珊·莱姆基和克里斯蒂娜·马佐拉。
国防部的许多人在专业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其中有琼·阿斯博思、唐纳德·鲍科姆博士、舍里尔·布兰肯希普、丹尼斯·布朗、康拉德·布希上校、巴巴拉·卡拉汉、理查德·奇尔科特少将、琳达·克拉克、戈登·库尔森中校、特里萨·克劳利、帕特里夏·达内尔、乔·戴维斯少校、艾伦·杜利海军中校、尼诺·法比亚诺中校、吉恩·弗雷德里克森、詹姆斯·格莱斯伯格中校、艾尔弗雷德·戈尔德贝格博士、格雷戈里·戈万少将、拉里·克拉格上校、凯文·汉雷塔上校、格里·哈尔卡里克、马文·哈里斯上校、道格拉斯·哈特中校、梅甘·海斯中尉、南希·休斯、拉里·伊斯诺格尔上校、洛纳·贾菲、格雷戈里·约翰逊海军少将、约翰·江珀少将、伊拉纳·卡斯、苏珊·科克博士、沙里·劳伦斯、约翰·利兰博士、唐·伦克尔、H·T·林克上校、马特·马戈塔海军上校、布鲁斯·门宁、弗兰克林·米勒、威廉·奥姆斯比、哈维·佩里特、卡罗琳·派珀、彼得·普罗布斯特、迈克尔·罗杰斯、贝蒂·斯金纳、玛丽·卢·斯马伦中校、詹姆斯·特里上校、帕特里夏·特格韦尔、托德·怀特博士、西奥多·怀斯和珍妮特·雷。
在调查研究和有关工作中给予帮助的其他人员包括刘易斯·布罗德斯基、迈克尔·伯奇、约翰·查普拉、丹尼斯·德伦巴赫、查尔斯·德西科、唐娜·狄龙、弗兰克·多纳泰利、阿曼达·唐斯、安德鲁·邓肯、拉尔夫·福斯特、卢·亨尼斯准将、塔米·库珀曼、詹姆斯·曼利、詹姆斯·麦格拉斯、玛丽琳·麦克拉伦、托马斯·M·珀西科、卡伦·皮尔斯、埃德·拉伯尔、道格拉斯·罗奇上校、格雷沙姆·施特里盖尔、罗伯特·特罗特中校、约翰·沃陶上校和国会图书馆的玛格丽特·克鲁森。
以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方式帮助过我的其他人有朱利叶斯·贝克顿、詹姆斯·坎农、沙伦·克拉格、卡米尔·诺费尔、格斯·帕戈尼斯、乔治·普赖斯、威拉德·辛克、克莱德·泰勒、罗纳德·图梅尔森、哈伦·厄尔曼和卡伦·沃尔。
还有以种种方式接触过我的生活对我有所裨益的诸位朋友，其中有许多已在本书中提到，但还有更多的人因限于篇幅无法提及。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知道曾为我做过的事情。谨此我向他们致谢。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