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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了1个多小时之后，戈尔副总统才赶到，我们不得不围着会议桌挪动位置，为他腾出个座位来。又过了一会儿，总统驾到，幸好我们为这位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留出了位置。
以后的会议都是照着这次会议的模式举行。作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主持的会议井然有序：开会时讲明目的，接着就各种方案进行辩论，最后做出决定。布什时期会风较为松散，我逐渐适应了；克林顿的风格我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并不容易。
在以后的会议上讨论仍然是漫无目标的，像是研究生的自由讨论或智囊团的研讨会，我的新同事中许多人在他们政党下野的12年中，正是这样度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讲起话来声色俱厉，似乎是内阁官员。一天，我听到托尼·莱克的一名在那里做记录的部属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与他辩论，我不禁为之愕然。
关于对波斯尼亚的外交政策问题，克林顿在竞选时对布什批评得最为激烈。克林顿作出许诺，将在那个饱经战事折磨的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在我们举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会议上充满了好斗的言辞。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迄今为止，派兵帮助战争受害者的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赞成打地面战争或者使用他们的力量强制实施停战。他们相信的不是武力，而是外交。
我本人对波斯尼亚的看法与上届政府时没有变化。新班子不断地号召“采取实际行动”从空中对炮轰萨拉热窝的波黑塞族人进行惩罚，为此我摆了各种军事方案，这些方案与我过去向布什总统提交的方案相同。我们的选择从对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行有限的空中打击到在整个战场上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轰炸。我强调指出，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种行动都不能保证改变塞族人的行为，只有地面部队有那种作用。大规模轰炸可能促使他们作出让步，但不能迫使他们停止斗争。在实施有限空中打击的情况下，塞族人会毫不费力地利用森林或波斯尼亚的浓雾掩护坦克和大炮，或把这些武器配置在靠近平民的地方。此外，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塞族人都会很容易地挟持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联合国人员作为人质。
在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各次会议上，我不断表达的不受欢迎的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应当在明确政治目标后再使用军事力量。阿斯平赞成这种观点。辩论在一次会议上爆炸了：我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生气地问我：“你总是讲我们有一流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能使用，有这种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这种话实在令我生气。美国军人不是在某种全球棋盘上任意挪动的棋子。我耐心地做了解释：过去3年中我们10多次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战争、维持和平、救灾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每次动用部队我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使我们的军事活动与这种目标相一致。结果，每次都很成功。我告诉奥尔布赖特大使，美国军队能够执行交给它的任何任务，但我始终一贯的建议是，必须首先确定明确的政治目标。然后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托尼·莱克越战期间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他支持我的立场。他说：“你要知道，马德琳所问的目标问题正是越战期间军方应问而从未问过的问题。”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忏悔性著作《回顾》一书中也承认，我国在越南战争的目标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而导致了我们人人都清楚的悲惨结局。
在这些讨论中，如果总统在场，我总是感到比较舒服。比尔·克林顿有能够把历史、政治和政策摆对位置，使之融为一体的经验。然而他放任漫无边际的讨论，所以他未从讨论中收到应有的效果。他本人有学者气质，似乎欣赏这些马拉松式的辩论。讨论来讨论去，参加讨论的人最终自认为找到了解决所讨论问题的办法，从山穷水尽转入柳暗花明。但是经过几天的事实检验后，那种解决办法不灵，于是又回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例如，1993年初，经过一次讨论后，总统提出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允许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空袭，帮助穆斯林具有较强的防卫能力。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是周游列国，向我们的盟友兜售这一战略，然而盟友表明这种战略根本就不行。一周后他空手而归，我们只得又用一个星期六来研究另一种解决办法。
在1994年和1995两年中，在美国的督促下，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确进行了有限的空袭，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人们料想之中的反措施。严酷的现实是，塞族人、穆斯林和克族都坚信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决心为此战斗到底。他们像若干年前的北越人一样，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相一致。西方为波斯尼亚问题大伤脑筋，但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在，也未确定与之相一致的承诺。解决这一令人难办的冲突势必要许多人付出生命代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就此向美国人民做出交代。同时，即使能暂时使冲突各方偃旗息鼓，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又会拼个你死我活，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长期卷入，而这又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做到的。
在五角大楼内，莱斯·阿斯平越来越不顺心。他的管理风格与切尼恰好相反。切尼是井井有条，而他是杂乱无章。我们根本就说不准他上午何时上班。办公会议的安排也没个准。一旦开起会来，又是无休止的马拉松漫谈，常常参加下个会议的人挤在走廊里苦等。阿斯平把他国会工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都带到五角大楼来了，这些人成了他的御林军。任何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到国防部长那里。阿斯平的新任新闻秘书维恩·吉德里在接受阿斯平的聘任时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不必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吉德里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处理阿斯平的私人公共关系。这些助手们很久才弄清处理国会的勾心斗角事务与处理300万军队的事务之间存在重大区别。
国防部的新班子曾做出许诺：文职领导要加强对五角大楼军职领导人，特别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那个家伙的控制。阿斯平的某些助手甚至打算提前宣布接替我的人，使我成为一个肯定不久就要下台的“跛鸭”。但他们很快发现，五角大楼内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谁也离不了谁。各军种的将军们不是桀骜不驯，而是愿意服从新的领导并为之尽力的。
从接管国防部的第一天起，阿斯平立刻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形象。在这个大建筑物里，大家都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而最高领导却穿着过时的邋邋遢遢的衣服，衬衣也皱皱巴巴，这就显得很不协调。显然阿斯平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但给他的新部属讲话时，却常常词不达意，说不清楚。外国领导人川流不息地来华盛顿会见克林顿的新班子，他总是不愿意出面。在他不得已而会见他们时，往往把上身往桌上一俯，然后问人家：“请问，你们国家的情况如何？”于是就主要由客人说话，45分钟之后客人离开，对新政府的外交和国防意向茫然无知。在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一次会谈中，我坐在一边，看着国王陛下在那里一人独白，而莱斯不停地从俩人之间的茶碟里拿开胃小吃放到嘴里，一口气把13片开胃小吃干个精光！阿斯平的健康状况是个问题。因为心律不齐他两次住院。虽然使用起搏器使这种状况得到控制，但这是在把他折腾得晃晃悠悠好几个月之后。总的来说，阿斯平的形象难以使人增强对我国军队和盟国的信心。
好在他有两个得力的副手：比尔·佩里和约翰·多伊奇。前者后来接替他任国防部长，后者是阿斯平大学时的好友，卡特政府时我曾在能源部见过他。多伊奇最终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们帮助协调阿斯平带到国防部来的一批大使与学者之间的关系。
阿斯平主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期间曾称布什—切尼—鲍威尔“基本兵力”概念是一种“愚蠢战略”。现在担任了国防部长，他的主要目标是对武装力量进行一次“全面审查”，实现克林顿的竞选诺言。从理论上说，“全面审查”意味着勾销过去，好像当前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存在似的，然后根据当前的防务任务建立一支新的军队。这种做法乍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新政府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现有的战略、武装部队、条约义务、承诺和全球危机。克林顿不是勾销过去，而是他在竞选时已经保证，在基本兵力的基础上再裁减20万部队，节约几百亿美元。然而，为了多得选票，他还许诺恢复被布什砍掉的几项国防工程，这几项工程颇得民心，但耗资巨大。
“基本兵力”战略着眼建立一支能够“几乎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军队。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正在一个地方作战，我们仍想有足够的剩余力量使另一个潜在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阿斯平则主张维持一支能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有能力对任何其他敌人采取牵制行动的军队。我们的韩国盟友立刻问道，一旦他们遭到进攻，美国是否可能只采取“牵制行动”。阿斯平的试探气球破裂了。我们用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面审查，结果又使防务政策回复到了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轨道上，即布什战略加上克林顿竞选时提出的裁减。“基本兵力”这个术语虽然消失了，但正如阿斯平所承认的，它是全面审查后确定的兵力规模的依据。在写本书时尚不清楚，人员和预算的削减是否会使我们的兵力减弱得太厉害，以致难以支持克林顿政府所确定的战略和体制。简言之，我们有力量完成所担负的使命吗？这种使命在以后几年很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北朝鲜发生崩溃或伊拉克和伊朗的情况变好，那肯定需要调整打两场战争的设想。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设想不会像遏制战略那样持续40年，但对当前冷战后过渡时期是适宜的。
莱斯·阿斯平和我私交甚好。渐渐地他的作风变得严谨起来。他意识到，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日常统帅，他需要给人一种能反映肩负重大责任的形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制订了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折衷方案，完成了全面审查，解决了几个棘手的武器采购问题。不过，尽管有这些成就，尽管他本人非常精明，分派他当国防部长是不适当的。
前总统乔治·布什原希望1月20日从索马里撤出，人们对此已经淡忘了。4月我在摩加迪沙过了我的56岁生日。我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把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从美国背上卸掉，交给最初就在这里的联合国承担。索马里国内的混乱曾使粮食生产和分配无法进行，造成大批人挨饿。我们结束了这种混乱，从而完成了任务。现在应由联合国部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灾难来源于14世纪式的军阀混战，解决办法应是在那里推行20世纪式的民主。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工作任务从救济饥饿者转移到“建国”，这是我们进入越南时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根据我对历史的观察，建国的意愿发自于其人民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索马里不是非洲式的西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法制，没有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没有行政管理机构，而只有氏族领袖。建国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似乎很令人鼓舞，但在我看来这只会导致陷在索马里，而不是从索马里脱身。索马里各派最终将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冲突。
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引荐克林顿总统。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指责说，让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在这个纪念馆仪式上讲话是对刻在墙壁上的58191个名字的亵渎。其他退伍军人则认为，比尔·克林顿现在是总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为了赢得对他越战期间行为的宽恕也应出席。我个人认为他应当讲话，因为他是总司令。实际上，如果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不在这个纪念会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还会冒出这个问题。于是我欣然同意引荐总统。
过去几个月中，总统十分活跃地履行了自己的总司令职务。他视察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参加了欢迎从索马里执勤归来部队的仪式。然而，在他的周围仍都是些年轻的文职官员，他们没有当过兵，对军事一窍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里·麦卡弗里中将到白宫开会。当他走过西翼时遇到一个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便向她打了个招呼：“喂，你好！”她竟翘起鼻子高傲地说：“在这里我们不搭理当兵的。”麦卡弗里是三星将军，现在手臂上还有越战中留下的伤疤，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他指挥过一个精锐的作战师。这个年轻女士的话飞快地转回五角大楼，像自由电子一样激荡着那个地方。比尔·克林顿对手下工作人员的失礼行为颇为重视，于是不久人们看到在西雅图经济问题最高级会议期间麦卡弗里与总统在一起散步。
我准备在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墙仪式上引荐比尔·克林顿的消息一传出，我立刻遭到抨击——在那么多人中偏偏是鲍威尔引荐，他两次到越南作战，在那里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间克林顿在牛津读书！一位我熟识的、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女写信给我说，我参加纪念会引荐总统是“可耻的，毫无道理的，不可原谅的”。这种批评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顿未服兵役的历史并不使我不安。他现在是我们的总司令，这是美国人民的意愿。作为一名军人，对他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我不感到反感并不是完全出于这一点。在里根—布什时期，我曾同许多死硬派分子——主张对苏联、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强硬的一帮家伙——共过事，这些人当时都处于服兵役年龄，但多数都设法逃避了在越南战争期间服役。我认为比尔·克林顿当时的表现与这些人没多大差别。缓服兵役和设法逃避战争的整个制度从技术方面看或许是合法的，但它因阶级而异，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先到了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我的儿子迈克那天上午毕业，他带着小杰弗里凭自己的力量走过讲台领取了法律学位证书。然后忠诚的奥蒂斯驱车快速把我送到白宫。我到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相会，离预定动身去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前几个月，比尔·克林顿给了我好几样小礼物。今天他送给我一对有历史奇趣的鸳鸯表。这批表是为纪念东德议会下次会议而设计制造的，可是因为东欧集团崩溃了，这次会议再也没有举行。
在我们驱车前往会场的途中，总统轻松自如，兴致很高。他谈笑风生，从平底玻璃杯中喝着冰水，同时修改着他的讲话稿。但当我们快到有5000多人等在那里的纪念墙时，我发现他面部的肌肉绷紧了。我们下了汽车，掌声稀稀拉拉，夹杂着抗议者的嘘声。停车场的警察把抗议者拦在会场的外围。
曾为建设纪念馆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简·斯克鲁格斯担任司仪。最令我痛苦的是堪萨斯城酋长队中后卫德里克·托马斯的讲话，他讲到自己如何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因为他的爸爸，一名空军上尉死于越南战争。最后轮到我引荐总统。
“每当我来到这里，”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