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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制裁常常用来对付那些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的寡头身上。既然这些领导人仍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车坐，而且手中还有权，制裁就很难对他们起作用。萨达姆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布什总统公开地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正如他对曼努埃尔·诺列加所做的那样。“我们正同再生的希特勒打交道，”他有一次这么说，并把萨达姆描绘成是“一个毫不通人性的暴君”。我向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建议要他们设法劝总统说话冷静些。不是说对萨达姆的指责不对，而是把他讲成魔鬼似的说法使我感到不安。我宁愿在谈话中用“伊拉克政权”或“侯赛因政权”。我们的计划只是打算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它不包括推翻萨达姆的专制制度。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不可能提着萨达姆·侯赛因的脑袋来见乔治·布什。为了提高公众的期望值，把这个人说成是魔鬼化身而又让他留在其位，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那年秋天正当全国面对战争的前景时，战争的现实感因一件令人难忘的电视系列片而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我应邀就布什家人在白宫安排的林肯岁月活动发表演说。我站在东厅内与一个年轻人谈话，我说：“那个时期使我着迷。”这个人说：“的确如此，您知道，我正在创作一部有关内战的电视系列片。您是不是想看看我们迄今已拍完的录像带？”
这就是我怎么首次认识肯·伯恩斯和得知他的现已闻名遐迩的纪录片的情况。我全家人看了伯恩斯所赠录像带后深受感动，以致我告诉总统说，我们一家人盯着电视机连看了几个小时。他要求他也看看录像片。我把录像带送到白宫，而他和巴巴拉对这部片子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再也要不回来录像带了。在肯·伯恩斯完成整个系列片后，他送我一套完整的片子。我把这套录像带给了切尼，他以1990年圣诞礼品转送给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9月23日全国播放该节目的时候起，全国观众连续5夜如醉如痴。我有一次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向诺姆说：“至少人民现在知道了战争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他们真他妈干得棒。”这时候他自己的准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施瓦茨科普夫后来写信给肯·伯恩斯说，他的《内战》影片加强了他的决心，要把伤亡降低到最低限度。多亏了伯恩斯的艺术才能，亿万美国人懂得了：是的，你要为崇高的原则进行战争，但你不应该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去进行战争。
处在压力之下的施瓦茨科普夫简直像是一座活火山。我经常在越洋电话中与满嘴脏话的他高声对嚷，俩人都满嘴脏话。这类咒骂无伤大体。怒气一消，仍然相互尊重，而且友情与日俱增。我认识到他发怒的根源。大发雷霆起到了防止沮丧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他的部下备受他的斥责，但依然一片赤诚，忠心耿耿。然而，他的坏脾气真够可以的，他还敢向上发脾气，主要是他认为他的处境和需要不是总能得到华盛顿的理解。他能向谁抱怨呢？国防部长？合众国总统？都不能，所以他冲着我来了。
我理解这一点，但切尼一再要我保证我们派驻利雅得的指挥官是合适的人。切尼是一个作风直截了当的人。在他与诺姆第一次去沙特阿拉伯说服法赫德国王寻求我们的帮助之行中，他向我提到有两件意外的事使他恼火。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程中，乘客们排队挨个进洗手间。据切尼讲，一个少校最后挤到前面，到那儿后就高声喊：“将军！”他在那里为诺姆占了个位置。在同一旅途中，切尼说他曾看到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机舱内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弄平整。
此行之后，有几次切尼问我有关诺姆的情况。不久前，他曾说过：“这事要全力以赴，你知道。总统全靠这一着了。你是否绝对信任施瓦茨科普夫？”
切尼的问题并非特别具有破坏作用，有关诺姆粗暴对待部属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回华盛顿。切尼不常与他打交道，而我天天与他通话。因此，切尼依赖我的判断，我告诉他，我对诺姆绝对信任。
虽然如此，一个好的指挥官在他的脑海深处总要考虑所属官兵的替换问题。人可能心脏病发作；他们可能被车轧死；士兵可能被子弹打死，如此等等。在巨大压力下诺姆也不是完全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他已经好几次因患流感而病倒。一次，我不得不坚持要他离开岗位，好好休养一下。然而，尽管诺姆脾气火暴，有时装腔作势，但他是一个杰出的军官、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和一个海湾地区的老练的外交家。他是在恰当岗位上的恰当的人，我很高兴时常重复向切尼做出这样的保证。
12月3日，星期一，切尼和我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加有关“沙漠盾牌”行动的听证会。因为萨姆·纳恩主席反对没有充分运用制裁就在科威特问题上动武开战，我们的证词要被他们接受是相当困难的。纳恩的理由是，要给制裁措施所需的足够多的时间，以便让它发挥作用，而这对我来说像是进入一条看不到头的隧道。我回顾了多国部队的集结情况，而且我对我们面临的情况做了冷静而实际的评估。伊拉克是世界第四军事强国。部署在科威特境内和周围的萨达姆的军队达45万多人、3800多辆坦克和2500多门火炮；此外，他已宣布再派25万部队来增援。还有，伊拉克的生物战武器库和萨达姆对核作战能力的狂热追求都像是游荡在沙漠上空的幽灵。如果战争来临，我无意让该委员会的任何人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赢。
那天晚上，我和阿尔玛飞往伦敦。我是应下议院议员、温斯顿爵士的孙子温斯顿·S·丘吉尔的邀请到威斯敏斯特宫向议员们和英美议会团的成员致词。我发言所在的房间像是一个小型的下议院会议厅，我在那里阐述了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基本兵力概念。当我在这个西方民主的发祥地讲话之际，我出生在一个小小的热带殖民地上的父母亲的恭顺的英国臣民形象在脑海中倏然而过，我但愿他们能看到命运是怎样安排他们的儿子的。
对我下一个会见的人我感到好奇，那时他就职不到一周，而且对他来说，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外国来访者。约翰·梅杰在唐宁街10号会客室里接见我，陪我前往的有行政助理迪克·奇尔科特上校、英国国防国务大臣汤姆·金，以及与我职务相对应的英国国防总参谋长、皇家空军元帅戴维·克雷格爵士。47岁的梅杰看上去有点稚气，与令人敬畏的撒切尔夫人完全不同。然而，在首相温和的外表下，我察觉到他有一股刚毅之气。梅杰连珠炮似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在海湾地区部队训练得怎么样？伊拉克军队对空中攻击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战争要持续多久？他一领会到我的意思，马上就打断我的回答，紧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一名助手进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首相不得不离去。他热诚而干脆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在准备战争的高潮剧中，隐含着荒诞的情节。例如，一匹明尼苏达州的马怎么会与我们在海湾地区的动员有关呢？这场战争中的未知数是伊拉克会不会进行细菌战。我指定约翰·江珀准将负责防化学和生物武器工作。他担任了绰号为“臭虫与毒气”小组组长。我们认为伊拉克掌握一种生物战剂是人们所知的一种最致命的肉毒菌毒剂。抵销其致命性瘫痪效应的惟一办法是用养在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学院马厩里的一匹名叫“首航”的老马身上产生的抗体来进行预防。“首航”迄今已提供了约300立升的抗体血浆，真是英雄的贡献；但是考虑到需要作预防注射的部队人数众多，现在已接近50万，这点血浆是远远不够用的。约翰·江珀和他的小组征集了100匹马来生产对付肉毒菌毒剂的抗体，并让“首航”得到休息。
在备战的过程中我们还碰到其他的难题。在兵力集结之初，沙特人曾做过一个简单的声明。他们不允许任何记者进入他们的国家。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从绕地球半个圈的距离之外把近50万美军和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人员调来，准备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同时又想实施新闻封锁，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们请求沙特方面发放记者入境签证。他们勉强同意只发给少数几个记者签证。后来，记者播发了一些有利的新闻报道，也或许是沙特人推断美国人是对的。于是，他们大开闸门，最终向大约2500名记者发了签证。疏导蜂拥而来拥挤不堪的新闻记者，又成了施瓦茨科普夫的一大头痛问题。
邮件开始堵塞战争的交通渠道。随着圣诞节的来临，发往部队的信件和包裹多得使军邮系统招架不住。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各种东西都寄来了：驱虫剂、防晒油、速冻比萨饼、圣诞树、空心棒球、手术手套、飞碟、逾越节食品和棒糖（各式棒糖共20万根）。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央求我为他派一架飞机运载健身脚踏车和举重器械，以便使部队人员的身体保持适宜战斗的状态。我向他解释说，那一周我们正忙于运送弹药，我们以后会设法安排舱位来空运他的礼物的，后来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学校孩子们寄来的信很感人，但来信数量之多足以使一辆军用卡车装载不了。寄来的成千上万封普通信件写着“任何一个美国军人收”之类的收信人地址。有一名教师来信倾吐衷情，讲她为美军感到无比骄傲。一个自作多情按捺不住的士兵详细地写了他愿意怎样来回报她的温情的话。这位教师向国防部提出申诉，我们只好写信给这个放荡不羁的小伙子的指挥官，命令他不得再让部下人员通过书信恣意求欢。
给部队人员的信件和礼品潮水般地涌来，我们每天要派出三四架C—5“银河”式运输机去运送。我们设法运送交付所有东西，因为这不仅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前线的士气，而且对国内战线的民心都至关重要。美国老百姓团结在部队的周围，好像他们要偿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对军队的冷漠无情而欠下的债。猛然间在树上、家里、夹克衫和短上衣上都挂起黄丝带①，其规模之大令人想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再未感受到的全国的团结精神。①黄丝带是思念亲人的象征。语出70年代初西方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
我们欢迎给部队鼓舞士气的美国劳军机构——联合勤务组织的演出人员，但其他来访的人员实在太多了。进行调查访问的国会议员开始频繁不断地来到，耗费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宝贵时间，以致切尼不得不去国会山，要求制止这种现象。
我们限定国会只能每周派一个代表团去慰问部队。
甚至在实施艰苦复杂计划的最严峻的时刻，在紧张中寻开心者大有人在。有一次，《全国询问者》小报登了一则标题为《布什和萨达姆是堂兄弟》的报道，并提出基因“证明”说，乔治·布什不仅与英国女王有亲戚关系，而且“萨达姆·侯赛因与布什总统的祖先至少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也是一家。”这一消息促使总统给国家安全班子发了一份备忘录，说“我所做出的决定不受我与萨达姆·侯赛因关系的影响。女王和我持同样态度。”
律师也参与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空袭目标清单甚至也得经过五角大楼法律总顾问和国防司法局批准之后才能执行。在一份初步拟定的目标清单中，我们曾把巴格达市纪念伊拉克对伊朗8年战争胜利的凯旋门和一个大型萨达姆塑像作为攻击目标。我的法律顾问弗雷德·格林上校和一批律师来见我。他们仔细看了目标清单，对除了凯旋门和塑像外的所有其他目标都表示同意。格林说：“对不起，将军，你们不能碰这两个建筑。”
“为什么不能？”我困惑不解地问道。
“你们轰炸的是没有军事意义的文物建筑。”
“文物建筑！得了吧！我要向伊拉克人民表明萨达姆的塑像不是禁区。”
“不能那样干，将军，”格林说，“这好像是有人轰炸林肯纪念堂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这违反制约战争行为的国际法。”
于是凯旋门和塑像被从目标清单上删去了。当我向切尼说明这一情况时，他摇摇头并喃喃地说：“律师也要管打仗吗？”
我们在获取从美国和欧洲港口运来海湾的主要作战资源方面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保险公司要求我们对驶入战争地区的商船支付极高的保险费。我们不得不杀价或寻求较低廉的保额。然而，源源而来的人员和物资数量之大令人惊异。在“沙漠盾牌”行动的头6周内，我们运进的物资数量超过了朝鲜战争头3个月运进的数量。后勤供应的这一奇迹绝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干瘦结实、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少将，他名叫格斯·帕戈尼斯，是负责“沙漠盾牌”行动的后勤主官。他一来我就认出了还是中校时那样子的帕戈尼斯。什么事也难不倒这个人。在暴晒的沙漠中部队人员不是没有遮阳处吗？他要西德提供他们用于节日活动的大帐篷。当还需要更多的遮阳帐篷时，他要沙特阿拉伯人借出他们用来供数十万穆斯林每年到麦加朝圣时住的彩色帐篷。使帕戈尼斯陷入困境的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他的军衔。比他衔高的指挥官要求他优先照顾他们的部队，这使帕戈尼斯非常难办。施瓦茨科普夫向我解释帕戈尼斯的苦衷，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给帕戈尼斯的肩章上添了第三颗星，这样他的军衔就可以与他肩负的责任相称了。
迪克·切尼和我在12月19日去利雅得视察战备状况，以便回来向布什总统报告。我们见了诺姆，对一切正按计划进行表示满意。随后我们视察了部队。在一处，我们站在造型优美的F—117A隐形战斗机旁，周围是空军人员和士兵，切尼讲了一番直率和有感染力的话。他说，美军部队将呆在这儿直到萨达姆的军队离开科威特。“我们不能说别的，但可以这么说，你们偷来的东西百分之二十归自己得啦。”萨达姆的部队必须撤走或者被赶出去。他许诺说，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的部队将得到所需的一切东西，我们不吝惜任何东西。他问是否有谁要向我们提任何问题。这做法——给普通士兵机会向国家最高国防长官提问题——在伊拉克军队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飞行员问我，我们的空中力量如何。“空中力量是绝对优势，”我说，“但是，在每一场战争中，要使胜利的旗帜在战场上飘扬，还得靠步兵。”
“仗要打多久？”另一个士兵问。
我说：“战争是难以预料的，我不是赌注登记人，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我们不会泥足深陷，久拖不决。”总统已经保证波斯湾战争不会成为另一次越南战争。
我们亲眼看到在这里聚集了这么多飞机、坦克、火炮、装甲车辆、弹药和数十万大军。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聚集了这么多武器和军队后，萨达姆在最后时刻还不示弱。如果在他的班子里还有一些稍有勇气和理智的军人，他们就该告诉这个既不懂军事又不懂战略的人，他的做法无异于发疯。然而，世界上一直就有狂人统治一些国家，使他们自己的人民家破人亡。
圣诞节前夜，切尼和我从沙特阿拉伯一回来，马上就飞往戴维营，被接到充满乡村风味的冬青茅舍里。已在屋里的有总统、斯考克罗夫特和他的副手鲍勃·盖茨。我们坐在炉火熊熊的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