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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1984年2月27日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次日凌晨抵达伦敦。温伯格还要忙一些别的事情。我注意到，飞行途中他只草草地浏览了一遍他的辩论讲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参观了牛津联合会的各个大厅，从历届首相的挂像旁走过。这些首相自己的辩论才能也是在这里锻炼出来的。我坐到为我准备的位置上，看着我的上司走上讲台，手里拿着2号铅笔阐述他的反方立场。这间座无虚席的大厅内的学生们就像古罗马剧场内等着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给狮子的好戏的罗马人一样。汤普森教授是个大名鼎鼎的辩论能手。
在部里忙乱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长官原先当过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书籍评论家，还曾是一位酬劳颇丰的律师。他那天的发言十分精彩。“我请你们只想想一件事，”他在发言快结束时说，“今晚你离开这里，午夜不会有人来敲你的门。”他是以微弱比数获胜的。温伯格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从未见他像今晚这样兴奋。虽说在我们眼中他的胜利是明白无疑的，但我们还是预先采取了一点保险措施。牛津辩论的胜者是通过分别计数从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离场的人数来确定的。我们事先告诉我们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及秘书，一定要从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尽管温伯格外表很镇静，但是贝鲁特机场上的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给我一份奇特的文件草稿时认识到此事使他所受创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这份东西，然后交给政府的国家安全班子传阅。温伯格把他当律师的智慧都用在对美国何时应该、何时不该向国外派出军队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诸如“隔离部队”、“军事存在”这类花哨字眼的当。原来这些字眼意味着使美国军队在没有明确使命的情况下处于危险境地。他反对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军队。他提出了决定美国出兵海外的六项原则。
温伯格的对头舒尔茨拒不考虑他的建议。我看到，这两个人不断发生口角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国务卿常常准备派出美国军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这样没人争的地方。如果你无需时不时地敲打某人以显示你的实力，那又何必在那里保持一支军事力量呢？他的对立面，即那个要对前去流血牺牲的军队负责任的那个人——温伯格，则主张只在至关重要的地区投入力量。
温伯格不仅要在政府内部推销他的指导原则，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开宣传。我们已开始考虑设立演讲台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宫负责竞选事务的工作人员禁止在总统选举结束前发表任何这类有争议的演讲。里根连任后，温伯格于11月28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讲话。我跟他去了，听他说明他建议“我们权衡在国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时”需要考虑的几条标准。（1）只有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拥有取胜所需要的一切资源；（3）用兵要有很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4）做好在目标改变时改变用兵决定的准备，因为战争很少是一成不变的；（5）只承担那种能得到美国人民和国会支持的义务；（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一招。
简言之，要看国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胜。否则就别插手。
克劳塞维茨若听到他的建议，肯定会为他鼓掌。后来，在就派兵参战问题向总统提建议成了我的职责的时候，温伯格的上述标准成了我的实际指导原则。然而，在他发表这一讲话的当时，我很担心温伯格公开宣布的标准过于明确，很容易被潜在的敌人钻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请，要我在威廉…玛丽学院举行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授衔仪式上讲话。从我站在纽约市立学院的阿罗诺维茨礼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军衔至今，已经是27年过去了。我今天为之授衔的学员之一是迈克尔·鲍威尔。当仪式进行到该我主持宣誓时，我命令学员们转身面向在场的父母和亲友。这一招是我从神枪手埃默森的退休阅兵式上偷学来的。轮到迈克上台时，他不仅得到了军衔，而且还得到了父子间紧紧的拥抱。这是个标志着子继父业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在场的人中，坐在阿尔玛身旁的还有迈克的两个妹妹琳达和安妮玛丽。琳达是该学院二年级学生，安妮玛丽则即将入读该校。我开心地想，当年因拥有奴隶而深感不安的托马斯·杰斐逊一定会对鲍威尔家的孩子进入他毕业的这所学校接受一流教育表示赞赏。
刚被授予少尉军衔的迈克被分配到装甲部队，他想开一辆新车到诺克斯堡去接受该军种的基础训练。我试图说服他再等一等。因为他最终要到德国去，我认为最好到那里去买一辆欧洲车。迈克不依。他已经开够了捡我的那辆“富豪”了，特别是在经历了那次拖车事件之后。一天夜里，由他把方向盘，我用绳子在前面拖，就这样把这辆趴窝的“富豪”拖了90英里，从里士满一直拖到家。拖着车走真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迈克对爸爸的抠门儿已经忍无可忍，现在非买一辆新的“本田”车不可。我把他带到一位本田车经销商那里去，教给他讨价还价的艺术。我花了3个小时，先后同5名推销员、3位经理砍价，这使迈克尴尬至极。但终于按我们的价钱把车买下来了。
到这时，我已在干买下破烂不堪的旧“富豪”车，然后再使它们像《圣经》中的拉撒路那样起死回生的营生了。人们已经开始向我求购我装修的“富豪”车。还有的人很乐意把他们的行将就木的“富豪”送给我。我会把它们修好，喷上厄尔·施赖布公司价值99美元的漆，然后再卖出去。我的生意很红火。我甚至想领一个经销商许可证，但是弗吉尼亚州认为迈尔堡不是一个合法的商业地址。过去10年中，已有30多辆“富豪”车经过我的手获得了新生。要是瑞典颁发废旧汽车回收利用的诺贝尔奖就好了。
我每天在温伯格办公室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浏览写给他的信件，确定哪些需要他亲自过目。1985年6月17日的一份来函使我很惊讶。那是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方针文件的初稿，题目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上面有白宫的抬头，收件人是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密级为绝密。在给我们的那份8页纸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方针”文件上还标有“国防部长亲启”的字样。不过，温伯格希望所有来函都先由我筛选一遍。我在浏览这份文件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它的实际含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想像基辛格一样流芳百世。以前担任过麦克法兰现在所担任的这个职务的基辛格，曾同尼克松总统一道显示了敢于想不可想象的事情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关闭了一代人之久的大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文件建议同伊朗开展对话，包括为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府提供武器。伊朗现政权把52名美国人质扣押了一年多，美国正式宣布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里根总统表示永远不同它打交道，美国一直抵制而且敦促所有盟国也一道抵制伊朗这个同炸死美国在贝鲁特的241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案有牵连的政权。还有任何比这更大胆的想法吗？我把这份东西交给了部长，还附上一个建议：让里奇·阿米蒂奇也看一看。我急切地想知道温伯格的反应。
文件送回来后，我真为我的上司感到骄傲。温伯格在文件的封面上写道：“此文太荒唐，不值一评……这就好比邀请卡扎菲到华盛顿来攀交情。”（卡扎菲是利比亚的反美铁腕人物）
在一般情况下，温伯格觉得麦克法兰这个人像一块茅坑里的石头，难以接触，因而不愿同他打交道。但是在麦克法兰的锦囊妙计被冷落之后，他要求见温伯格。我看到平时对人冷漠的麦克法兰是怎样巴结温伯格，而温伯格坐在他那张潘兴办公桌的后面，脸上挂着一副“我才不轻信你呢”的木然神情。麦克法兰争辩说，这个大胆的主动行动能把伊朗的温和派争取过来，使我们能在苏联填补我们留下的力量真空之前再回到伊朗去。而且，此举还能使得目前被扣押在贝鲁特的7名美国人质获释。
温伯格说：“伊朗仅有的温和派，现在在坟墓里才能找到。”扣押人质是这个政权支持的，指望这个政权能在释放人质方面表现出诚意，那是愚蠢的。他对麦克法兰说，霍梅尼政权的邪恶程度只有苏联可以与之相比。麦克法兰走后，温伯格对我说，他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这种胡言乱语。国务卿舒尔茨也同样坚决地谴责了这个武器交易。这是他和温伯格两人之间很少有的意见一致的方面之一。
温伯格有个习惯，喜欢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在小白纸簿上。这些笔记的内容五花八门，从“就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问题、与麦克法兰谈话”到“为他的爱犬基尔蒂请兽医”等等，什么都有。他每写完一本白纸簿，便把它放在办公桌右手中间的抽屉里。抽屉满了就收进一个壁橱。他曾对我说，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这些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笔记簿能否算作“日记”呢？由于有了麦克法兰的用武器换人质的计划和其后的伊朗—孔特拉丑闻，它有朝一日对于卡斯珀·温伯格——也对我——会具有法律意义。
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此时已担任陆军参谋长的约翰·威克姆用他的热线给我打电话。他有些消息要告诉我。我原定当军事助理的时间为两年，这时间快要满了。因此，我随时准备接到命令，而威克姆带给我的确实是好消息。我将被派往德国接任第八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我要替换的是查尔斯·“比尔”·戴克少将，他是陆军中最有朝气的军官之一。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中时很有些飘飘然。我将告别首都的官场，回到真正的军旅生涯中去了，而且是在阔别德国27年之后重返那里。在后来一次随部长到西德去时，我借机造访了戴克，听他介绍情况。我急不可待地要去接管那个师。
我的欢乐持续了3个星期。威克姆到我的办公室来了，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科林，”他说，“我对你的指挥才能毫不怀疑。”
“是的，但是……”我说。
“但是温伯格部长一直跟我提这件事。他说他对你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同你的关系很不寻常。你在这里起的作用比在任何野战军指挥岗位上都更加重要。我今天带来的恐怕是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
我不用算卦也能猜出他带来的坏消息是什么。
“我再找一位师长并不难，”威克姆接着说，“部长说他这里需要你。所以你还得留在这里。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一年左右之后，我们会让你指挥一个军。你不必经过师长这一级就可以当军长。”
威克姆走后，我走进温伯格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嚼一块长形巧克力。他像一位刚刚制止了一个要离家出走的浪子的父亲那样招呼我。“这么说，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你留下来，”他说，“明年，你就不是指挥一个师，而是两个了。”像部长这样的人自然懂得防务策略，但却不懂得陆军中的规矩。我越过师长一级直接升为军长并不一定会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事实上，有些人会对这种做法表示反感，发些有关“政治手腕”的议论，而且他们这样议论也是颇有道理的。威克姆向我保证说我的情况不同，这样做不会激怒那些鲁莽的家伙。我却不信。我还记得那位曾得到白宫奖学金的同事，他虽然通过施加政治压力而被提升为上校，但他的军事生涯也就此完结了。然而，今后这一年，我除了部长办公室外面那张桌子之外，是什么也指挥不了了。
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一个黑色的塑料箱，里面装的都是传递于世界各地、被我们的电子监听公司——国家保密局——所截收的最机密的情报。一天早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阿瑟·马罗海军中将来我这里，使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国家保密局截收到的一些最令人感兴趣的情报，部长办公室竟没有收到。于是阿瑟便自行决定把被扣压的材料拿给我看。我看到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一些花钱收买的外国中间人显然正在里根政府某些官员和所谓的伊朗“温和派”之间撮合一项武器交易。麦克法兰的建议显然正在积极地实施。这些信息的内容固然令人惊讶，但同样使我不安的是，为什么不让部长办公室知道此事？
我把这些截收到的情报拿给温伯格看。他每次给麦克法兰打电话都试图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国家安全顾问始终守口如瓶。最后，有一天，温伯格实在气极了，他把我找去说：“科林，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些材料的？”我解释说，是马罗将军偷偷给我们的，他是从国家保密局弄到的。
“果真如此，”温伯格说，“难道国家保密局不归我管吗？”
我说应当归他管，它是属于国防部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威廉·奥多姆中将是温伯格的部下。温伯格说：“你给奥多姆将军打个电话，问他是在为谁工作？”
我回到办公室就给奥多姆打了电话，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到了一个受夹板气的人的两难处境。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倚仗白宫的权威，指示把截收到的这些情报送给极小的圈子看，把国防部排除在外。我们立即澄清并纠正了这件事。
温伯格继续斥责同伊朗的这种武器交易。看来，这笔交易把最卑鄙的不良商人都吸引来了。不过，对总统的忠诚仍旧是温伯格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拟议中的这个武器交易是个糟糕的主意。但在当时，这只是个坏政策，还不是致使总统倒台的犯罪行为。高级官员不能一同总统有分歧就大动干戈。而且，在当时看来，这个计划由于其本身的愚蠢，迟早会破产。但是，我们低估了总统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也低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把它付诸实施的决心。
这项武器交易对里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人质获释。人质的家属来到白宫，总统无论到哪里去发表讲话，他们都跟着他。他们的呼吁影响了他。总统希望人质能获释，而且愿意为他们的获释承担政策上的风险。我本人也认为人质被恐怖分子扣押对于个人来说是悲惨的事情，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来使他们获得自由。不过，不能让对外政策方面的决定受到扣押人质和恐怖行径的左右。赎金，不论说得怎样委婉，毕竟是赎金，是决不应当付的。向扣押人质行径和恐怖分子让步只能证明他们的武器有效。
1985年12月初，麦克法兰决定辞去国家安全顾问职务。那个可能接替他的人并未使我们受到鼓舞。在我陪同温伯格在欧洲参加北约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部长接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威廉·凯西的电话。卡普挂上电话后对我说，凯西很恼火。麦克法兰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是最有可能取代麦克法兰的人物。凯西说：“卡普，他根本不胜任这项工作。”波因德克斯特缺乏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那种深度和广度。凯西希望温伯格利用他对总统的影响帮他打掉对波因德克斯特的任命。
我同波因德克斯特打过交道，对他是否适合担任这项职务自有我的看法。他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是狭义上的、纯技术意义上的才气。他宁愿用电脑同隔壁的一位同事联系，而不愿与他面对面交谈。有一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