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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
邓小平和尼克松在华盛顿见面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众所周知，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解冻”者毛泽东、周恩来已经逝世，尼克松却因为“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而在美国备受“冷落”。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让尼克松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邓小平会主动邀请要与他见面，他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白宫。要知道，这是他自从1974年离开白宫后，5年来第一次回到白宫。据说，尼克松是在一片美国式的嘘声中走进白宫的宴会大厅的。
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邓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见面的：“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惊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任领导邓小平，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以前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当美丽动听的《美丽的阿美利加》音乐在宴会大厅里奏响时，表情一直十分镇静的尼克松却突然显得十分激动，他在宴会桌旁愉悦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访问中国时听到的那支曲子。”显然，他很高兴与邓小平谈起他第一次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访问。
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你来的时候，我还远在长江的南边，在一个叫南昌的省城郊区的农机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
7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11时27分，尼克松是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聆听美国的国歌。那是自1949年之后23年来，《美丽的阿美利加》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奏响。如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美国的总统府和中国的另一位副总理再次听到这支乐曲，一样的旋律，两样的心情———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他成名于整肃美国国务院中无辜的较有进步思想的官员阿尔杰·希斯。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最喜欢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等都受到过他的排挤和迫害。不论在台上或台下，尼克松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1946年，尼克松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初登政治舞台。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以后几经荣辱兴衰，终于在1969年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的第37任总统（1969—1975），并于1972年赢得连任，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因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为避免遭国会弹劾，翌年他被迫辞职。
作为共和党的领导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在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尼克松深知没有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希望与中国对话。于是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于1970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年年初，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驻华沙的中国大使馆内恢复谈判；8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过往的中国船只加油的禁令；到了9月，总统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971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宣布尼克松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来到中国，并于27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万里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五条秘密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大大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而据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对轰动美国政坛的这一事件，是“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而在1976年的元旦，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时，仍然称尼克松为“总统先生”，并说：“我愿意叫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毛泽东还认为西方政治虚伪的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让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可见毛泽东是喜欢尼克松的。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尽管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奠基者。邓小平特别要求卡特总统请尼克松到白宫参加国宴见面，并在宴会的答词上说：
“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据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宴会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边，白宫的服务人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使我很感动。终席时，这位前总统请同桌的人在一张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单上一一签名留念，说是要带回家给他的妻子帕特看。”
由此可见，尼克松这次回到白宫赴宴的心情。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看到，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高度评价了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他是这样说的：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1972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尼克松回忆说：“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坚持来到中国。
从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宫见面，到1989年10月31日尼克松第6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尼克松和邓小平的交往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相互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交往是在求同存异之中与时俱进的。
1989年10月31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时正是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因为春夏之交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却招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并制裁中国。中美关系面临困境。尼克松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他既不是总统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邓小平会见了他。一见面，尼克松就说：“我来中国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们的款待和欢迎。”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们赞赏和关注。”
接着，尼克松说到目前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希望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1990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一开卷，他不仅回顾了1972年访华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的往事———无疑他已经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看做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和辉煌的顶峰———而且他还详细叙述了1989年秋天他第6次访华时与邓小平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披露了与邓小平会晤的一些重要细节。他说：通过这次与邓小平会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1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10月31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3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这样真诚地对尼克松说：“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坦诚地告诉尼克松：“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谈话中，邓小平严正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对“美国之音”等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的假新闻，邓小平感到非常气愤，说这“太不像话”，是“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同时，邓小平还警告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邓小平还请尼克松转告美国总统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他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当说到这里时，邓小平的语气显得尤为强硬，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外交姿态。他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
如今这些谈话以《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再次重读这些深入浅出、铿锵有力、不卑不亢的精彩对话，仿佛仍能感受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在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和尊严时，表现出的沉着、冷静和高贵。
“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最后，邓小平还着重地说：“这是我讲的真话。”
在再次阐述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不要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后，邓小平强调，一切外部势力的干涉都“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最近10年，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中国人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的，对国家也充满着希望。邓小平毫不谦虚地说，这“是真好，不是假好”。他还肯定地告诉尼克松说：“谁也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不搞改革开放，走回头路，中国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就要滑坡，人民生活就要下降。邓小平自信地说：“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10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的。”
会谈最后，邓小平说：“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后来，尼克松回忆说：“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