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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一定要打下来！”杨成武神色激动，闪动着那双年轻明亮的眼睛。
林彪和聂荣臻沿着腊子河回后面去了。
杨成武又坐下来，和干部们商量如何攀登那面绝壁。大家虽然想了一些办法，却不实用。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见指导员杨米贵兴奋地跑过来。这是新近编到本团的一个连队。杨米贵来到杨成武面前，乓地打了一个敬礼，说：“报告政委，我们连有个小鬼报名，说他能爬上去！”杨成武一听，面上露出喜色，说：“他在哪里？”杨米贵说：“在下面等着哩！”杨成武说：“快让他上来！”杨米贵飞步跑下山坡，不一时带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鬼，正是李小猴。杨成武一看，这小鬼精瘦，个子也不甚高，脸黑巴巴的，只是那双圆圆的眼，乌黑有神，流露着一种山野的慓悍之气。杨成武嘴里没说，心里犯了嘀咕。心想，他能爬得上去吗？只听杨米贵介绍道：“他叫李小猴，是个苗族，是在遵义跟杜铁匠一起来的。
现在有个外号，都叫他‘云贵川’了。“
杨成武望了望他，亲切地问：“你能爬得上去吗？”
“能。”他回答得很干脆，仿佛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杨成武吩咐参谋，用骡子把他驮过河去，让他试试。这时大家总算有了希望：因为只要他一个人能爬上去，在山顶上绑好绳子，大家也就可以爬上去了。
这时，太阳还没有落山，山顶上正辉耀着一派红通通的夕照。杨成武、王开湘和不少干部都站在便于观察的地方，带着好奇、担心和渴望的神情，注视着这位貌不惊人的小黑孩。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竿子，光着两只脚丫，骑在骡子背上三摇两晃地过河去了。下了骡子，他就利用死角，轻手轻脚地来到断崖之下。他仰起头，先向上打量了一番，随后就不慌不忙地把竿子往山壁上一搭，把一个树根紧紧勾住。原来竿子头上结结实实地绑了一个铁钩子。这时，他双手试了试，觉得牢靠了，就两只手倒腾着，象猴子爬竿那么轻巧灵活地攀上去了。等他的两只脚在巉崖坎坎上站稳，略喘了喘气，才接着把长竿向上面搭去。这样愈爬愈高，就象挂在山壁上似的。看的人个个提心吊胆，屏声静气，生怕小黑孩跌落下来。杨成武和王开湘都瞪大了眼睛，几乎看呆了。但是这个小鬼却镇静自若，尽管不时有小石块和残枝败叶沙沙地落下，他看去仍然若无其事。终于，小鬼登上绝顶，稳稳当当站在夕阳艳丽的红光里。他一只手拿着长竿，一只手还向这边摆了摆，似乎说他的毛遂之荐并非虚妄。接着，他就用同样的方式，一级一级地顺着竿子哧溜哧溜下到断崖之下。当他拿着长竿回到这个山坳时，大家都亲昵地几乎把这个小黑孩抱起来了，杨成武握着他的手笑嘻嘻地问：“云贵川，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个本事呵？”小鬼反而腼腆起来，害羞地红着脸说：“我从小在家里挖药，打柴，这些山常爬的。后来生活没有办法，才跑到遵义挑煤巴去了。”大家激动不已，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时谁也不注意的平平常常的孩子，今天解决了这样重大的问题。
难题解决了，参谋处下令，将全团指战员的绑腿都收集起来拧成粗绳，由云贵川带上山顶。这时，那个寡言少语的团长王开湘却望着杨成武说：“老杨，上次泸定桥你在前面，这次翻山轮到我了！”
杨成武笑了笑，说：“好，那我就在正面。”
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迂回部队由团长率领，乘夜暗时，用骡子将部队送过对岸断崖之下，抓住李小猴系好的粗绳开始攀登；正面进攻部队，由二营六连担负。这个二营原是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是四方面军为了充实一方面军编入这个部队的。当夜，由二十名英勇果敢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在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的指挥下，准备从正面进攻。
入夜，为了麻痹敌人，正面进攻首先开始。他们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小桥反复冲击，由于敌人防守过严，冲击终未成功。至凌晨三时，还没有看到迂回部队发出的信号。杨成武瞪大眼睛望着北方的天空，真是心急如焚。直到拂晓前，才看见一红一绿的信号弹腾上了天空，接着宣布总攻开始。经过一场激战，终于在玫瑰色的晓色里占领了喇叭口的碉堡，随后进入纵深战斗。
腊子口打开了。部队于日出时通过腊子口继续北进。当人们越过那座极其平常的小桥，来到方形碉堡的下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停下脚步，发出一声声惊叹。因为在那不大的一块地面上，鲜血斑斑，手榴弹的木把儿堆了很厚一层。整个地面熏得乌黑。显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这些手榴弹是成束成捆丢下来的。人们带着惊讶、赞佩和自豪的神情穿越过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脚步走得更有力了。
毛泽东从这里经过时，也停下来了。他巡视着那险峻的地形和残酷搏战的遗迹，显出深深感动的神情。最后他指着那面高耸的断崖问：“他们就是从这里攀登上去的吗？”
“是的。”跟随他的老参谋王柱说。
“听说，先上去的是一个苗族小鬼？”
“是的，您可能还认识他。”
“我认识他？”
“他叫李小猴，记得在遵义的时候他到您那里去过。”
“是的，”警卫员小沈说，“是跟杜铁匠一起去的。”
毛泽东寻思了一番，说：“是那个小黑孩吧？”
“对，对，就是他。”
毛泽东再次仰起头把那面壁立的险峻的断崖从上到下端相了一遍，惊叹道：“真是难以想象！”
说过，又问：“那个杜铁匠呢，我仿佛在过雪山时遇到过他。”
“听说，他已经牺牲在草地上了。”
毛泽东半晌无语，慨叹了一声：“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英雄。不是他们，我们怎么能闯过这么多难关呢！”
说过，毛泽东和他的一行人，踩着血迹斑斑的焦黑的土地进入腊子口去了。
（七十四）
当腊子口枪声激烈的时候，在包座、班佑地区停留的右路军，已经遵奉张国焘的命令掉头南下，再一次回返到草地上了。此时已是九月中旬，与上次过草地有很大不同。上次主要是夜间苦寒，难以抵挡，白天的太阳还颇为燥热；如今却是西风凛冽，太阳挂在天空只是一个银色的圆饼，连点热气也没有。草原的景色已不再是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而是黄草漫漫，草花俱已凋零，整个草地变得枯索、单调而严厉了。衣单被薄的红色战士们，在这种境遇中如何能够承受得住？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宿营的遗迹还宛然在目，不少的“人”字棚中还停留着冻饿而死的同志们的遗体，这些遗址既无法利用，遗体也无法掩埋。再加上这时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一、四方面军分开了？”“为什么刚说北进忽而南下？”这些问题得不到解释，整个部队在南进途中笼罩在一片迷惘之中。缺粮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被摘采过了，现在寻觅起来已很费事。在这种绝境中，不消说更多的红色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了，永远留在荒烟漠漠的草地上。
与此同时，张国焘亲自率领的左路军，也从阿坝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转移。至月底两路军会合于松冈地区。总司令部驻在一个名叫脚木足（卓木碉）的藏族寨子里。这天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脚木足寨子位于马尔康以西四十公里处。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不过几十户人家。大金川在山下打了一个圆圆的弯儿，寨子左首山涧还有一条小小的溪水倾注在大金川里。这个村寨最惹眼的就是那座六棱形的碉堡。它与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五六十公尺，颇象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相当大的喇嘛寺。这天喇嘛寺外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素常不同的热烈气氛。
但是，如果进入殿堂内部，就使人感到异常沉闷。虽然祭神的长案上点了几盏酥油灯，对这个高大的殿堂来说还是太幽暗了。桌案前面喇嘛们跪着念经的蒲团上，坐满了五、六十名高级干部，奇怪的是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会议前那种活泼的窃窃私语。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下面坐的这些干部，由于雪山草地以及几个月来情绪上的折磨，一个个都瘦鬼似的；而唯独在桌子后面高高坐着的张国焘白白胖胖，堪与那些正襟危坐慈眉善目的神像比美。会场上唯一活跃的，怕就是年轻英俊的黄超了，他作为秘书长不时地跑到张国焘身边，咬着耳朵咕哝几句，随后又跑到这里那里指示一些什么。
会议总算开始了。张国焘干咳了两声，随后发表讲话。他仪态端庄，严肃，心事重重。他讲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今天更慢，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必须使每字每句都送到他面前的高级干部耳中。在他看来，这篇演说将来会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
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中央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不仅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才终止了这种退却。但是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说到这里，他提高嗓门说：“南下是逃跑吗？不，南下才是终止战略撤退的反攻，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而那些中央领导人才是被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的所谓北进的方针，才是名符其实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们最后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的罪恶行为！”说到这里他打着手势，以演说家的雄辩姿态说道：“我实话告诉同志们吧，那伙所谓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一些不可救药的‘左’倾空谈主义者。他们是因为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的；一旦革命发生了困难，他们就要悲观，逃跑，这是毫不奇怪的，我想同志们是完全理解的。
这时会场鸦雀无声，坐在蒲团上的高级干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竟象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都愣住了。
“同志们！”张国焘扫视了大家一眼，用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吼道，“大家都会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名字叫考茨基。他曾经是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可惜后来他叛变了。他和他领导的第二国际叛变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时怎么办呢？能够放弃革命吗？能够不革命吗？不，革命是不能因个别人的叛变而止步的。大家知道，这时，伟大的列宁及时地、义无返顾地成立了第三国际，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前进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又高高地飘扬起来了！……”
说到这里，张国焘显得双颊红润，眉飞色舞，望了大家一眼，说道：“我想，这一段历史经验是我们应该好好领会的。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了，已经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想同志们比我更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当仁不让，应该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榜样，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在蒲团上坐着的人们，一听要成立“临时中央”这几个字，不禁面面相觑。本来已经十分沉闷的气氛，立刻又增加了紧张的因素。尽管有的军级干部不一定弄清考茨基是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考茨基与中央领导人有什么关系，但“临时中央”他们是懂得的。由于问题来得如此突然，多数人都无思想准备，有的徬徨四顾，有的低下头闷声不响。整个会场，只有那几盏酥油灯在流动的空气中微微摇晃。
对于张国焘，这种场面的出现也使他感到意外。一个自以为可与列宁相比的人物，经过多日苦思的动人的演说，竟无一人响应，也无一人表态，未免太使人难堪了。他不安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观察着人们的表情，黄超不断地和他交换着眼色，显出难忍的焦躁。
“哪一位发言呵？”张国焘脸上显出做作的笑容，扫视着下面的人们。
没有应声。
“哪位打头一炮呵？”他又问了一句。
还是没人应声。
“难道这样重大的事情，对全党全军命运攸关的大事，没有人发言？”
张国焘的脸上出现愠色。当他的目光扫视到陈昌浩时，显得更明显了。看来陈昌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想过分突出。当张国焘威严的视线扫过来时，他却把头低下去了。徐向前从会议一开始，就坐在蒲团上闷声不响，甚至闭起眼睛来打瞌睡。
“这帮家伙到叫劲儿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张国焘在心里骂了一句。正在这令全场人窒息的，也令会议主持人承受着难忍的压力的时候，张国焘忽然从一张大脸盘上看出一个人跃跃欲试，就满脸堆下笑说：“那就请这位军长先讲吧！”
这位军长身材高大，状貌魁伟，是一位慓悍善战但又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将军。自从江西出发以来，他一直担任后卫，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牢骚。他见张主席点名请他，觉得脸上有些光彩，就立刻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这位将军从江西出发谈起，一直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止，把一路上为保卫中央受到的苦楚，遭到的损失，满肚子的委屈，既不分是哪个领导，也不分遵义会前还是遵义会后，完全混成一锅粥了。因为他的话有不少生动事例，引得会场上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位将军的发言，虽没有多少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会议的僵死局面。张国焘高兴了，脸上出现了笑容，在一旁鼓动说：“讲得好嘛！这都是实际情况嘛！这样的中央领导怎么能叫人心服嘛！”
可是，会场经过这短暂的一度活跃之后，又出现了沉默。张国焘张着两只大眼，在每张脸上搜索着发言的信号。这时如果再有一两个人，哪怕是一个人再说上几句，说不定就会顺流而下，打开局面。但是他失望了，会场上依然鸦雀无声。人们为了躲避张国焘来回搜索、反复催逼的视线，有的低下头去，有的仰起脸来，还有人给闭目静思的观音菩萨相起面来。
张国焘真的急了。他不得不把目光注视着一张他有些畏惧的脸。这是一张红军战士最熟悉、最亲切也是中国人民中最朴实的脸。这张脸平时是那样慈祥，现在却充满了严厉和威严。由于风吹日晒，生活困苦，这张脸又黑又瘦，简直象长方形的铁块，唯独那两只穿透一切的眼睛炯炯有神。
“还是朱总司令讲一讲吧！”张国焘带着笑说。
朱德坐在黑影里哼了一声，没有立刻回答。二十天之前，他就受过一次围攻了。那是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也是在一座喇嘛庙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大肆谩骂攻击了一顿“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一些受蒙蔽者就吵吵嚷嚷，迫使朱德表态。因为是面对群众，朱德还是很和蔼很从容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