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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怕是天底下的第一个忙人。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多永远办不完的没完没了的事。别人似乎多多少少都有点余闲，而你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他，他都在繁忙里，都在人和事纷纭的浪潮里。长征以来，他白天要随队行军，而且为了发电报、等电报，常常要从后面赶来。部队一住下，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架设电台，与各军团联络，然后是收集情况，开会研究，个别商量，亲自起草电文，等待电报发出。只要电报不发出，他的心是安静不下来的。有时饭也顾不上吃。为了发报和收报常常要等到夜深。往往坐在作战室的凳子上就睡着了。参谋们常常催他：“周副主席，你先回去睡吧，我们保证电台发出去就是了。”他就会说：“你再给王诤打个电话，看电报发出去了没有。”他说的王诤就是电台队长。等参谋打了电话，王诤证实电报发出去了，他就高兴了，然后打个大大的哈欠，回去睡觉。可是他又要求，半夜或凌晨如果有了来电或回电，必须立刻送去。这就难了。因为他刚刚睡下不久，如果不是发了疯的蠢人谁肯这么做呢！尤其是在他身边的那些参谋们，从老参谋到小参谋，没有一个是忍心这样做的。因此，尽管周恩来讲了，还往往是等他起床后才把电报送给他。有一天早晨，王柱拿着一份重要的电报送给他的时候，周恩来忍不住了，他盯住王柱问：“这份电报是什么时候来的？”王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凌晨三时。”周恩来说：“既然是凌晨三时，为什么现在才交给我？”王柱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我不是做了规定，重要电报要及时给我吗？你们这是执行命令吗？”周恩来一向对人亲切，可是批评起人来，有时也是蛮厉害的。这次对王柱就是这样。周恩来还说：“王柱呀，你是一个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这一下把王柱刺痛了，脸上露出一副哭相，说：“周副主席，不是我不负责任，我已经到你这里来过一次了，叫你几声没有叫醒，我不忍心再叫，就拿着电报回去了。”周恩来说：“这是我的不对。可是，你应该把我拉起来嘛！”王柱笑着说：“看你说的，周副主席，我们怎么能把首长拉起来呢，这多不好意思！”周恩来说：“为革命负责嘛，有什么不好意思？！从明天起，只要有重要电报，有请示的问题，就要马上叫我。叫不醒就把我拉起来，拖起来，不然就是你的责任，我就拿你是问。”问题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话好说，做起来可就叫人为难。昨天晚上，总部向五、九军团发出电令，要他们向敌人积极佯攻，吸引敌人向北，以掩护主力南下。电报发出时，已经凌晨三时，周恩来睡下还不到两个钟头，九军团就有了回电，并请示一些问题。译电员肖明按规定来送电报，见周恩来睡得正香，叫了几声没有应声，就犹豫起来，说什么也不忍心推他。他愣了一会儿，就来找老有经验的王柱。王柱一看电报内容不敢耽搁，就同肖明一起来到周恩来处。周确实睡得正香，一部黑黑的大胡子搭在胸前，还偶尔打一两声呼噜。这场酣睡对他是多么需要，简直象一个饿汉得到美食一般，怎么能忍心把他叫醒呢！
两个人叫了一阵，没有叫醒，都犯难了。首先是肖明发生了动摇，他望望王柱为难地说：“要不，就别叫了，这个电报晚看一会儿，也许不要紧的。”王柱说：“不行！这样的电报不叫醒他，一耽误就是一天，净等着挨批吧！”肖明一想也是，两个就又轻声地叫起来：“周副主席！周副主席！”
“九军团来电报了！”
这样轻轻的叫声自然不起作用，周恩来不仅没醒，还引起了小兴国的不满。小兴国睡在茅屋另一端的草铺上，他睡得自然也很晚，现在直接受到叫声的威胁，真是不胜厌烦。他在床上猛地翻了一个身，愤愤地说：“你们知不知道他刚刚睡下？你们还要不要他活了？”
这铁锤一般的语言，把王柱和肖明的心都砸疼了。他俩没有反驳，似乎也不想反驳，好象自觉理亏似的。实际上彼此心理相同。
不久，外面响起了起床号声。它那缓慢而又悠长的声音，实际上是宣布又一个百里竞走的开始。
“不叫不行了，”王柱悄声说，“要发报给九军团，就来不及了！”
两个人在周恩来耳边一面轻轻地叫，一面轻轻推他。周恩来哼了一声，随后又没有动静。两个人不得已，只好轻轻地托起他的背扶他起来。
“周副主席！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什么？”
“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似乎意识到了，眼却没有睁开。可以看出他在奋力地睁眼，可是眼皮好象有千百斤重似地刚睁开一条缝又合上了。
两个人一边叫一边推，周恩来似乎也拼命同睡魔挣扎，这场战斗持续了好几分钟。小兴国拿来一块湿毛巾帮他擦了擦脸，周恩来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才真的醒了。
“唉呀，真是一场好睡！”他微露笑意说，“我梦见一座大山压着我，怎么也立不起来！”
“我们实在对不起首长。”王柱深感歉意地说。
周恩来看了看手里的电报，笑着说：“这样就做对了！”
对是对了，没料想这天下午就出了事。
队伍正行进在半山间的山道上，王柱慌慌张张地从前面跑下来，向毛泽东报告：周副主席从马上摔下来了。毛泽东一惊，立即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赶到前面，周恩来已经被人扶起，正靠着路旁一棵大树休息。他的头上碰破了一块，身上沾了不少泥土。毛泽东走上前关切地问：“怎么样，恩来？”
“不要紧，就是脚扭了一下子。”周恩来笑着说。
刘伯承正站在旁边，他指了指面前的深沟说：“多悬哪，就摔在沟边边上，差一点就摔到大沟里了。”
大家一看，脚下的深沟有几十丈深，纷纷说：“真是太危险了！”
“他这匹枣红马真是不错，”刘伯承说，“它一见周副主席摔下去了，就立刻站住，一步也没有多走，如果再拖几步那可不是耍子！”
“这次全靠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也为自己庆幸。“我看恩来老这样下去不行。”博古说，“他事情多，又不注意休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
毛泽东笑着说：“话是这么说，可是他休息得了吗？他的作风也是改不了的。你们看，是不是给他配副担架？他总得有点时间睡觉才行。”
话刚落音，周恩来就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我不过在马上打了个盹儿，就出了这事，以后不打盹儿就行了嘛！”
“不不，这靠不住。”刘伯承说，“你那电报稿上的字一坨一坨的，我一看就晓得你打盹儿了。”
“我赞成给恩来配副担架。”张闻天说，“打盹不打盹，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次我骑在马上下决心不打盹，结果还不是摔下来了？”
几位领导都对这个提议表示赞成。毛泽东笑着说：“好，咱们今后谁也别再唱落马湖了！”
从此以后，按照中央规定，周恩来配了一副担架。但是大家发现，坐这副担架的不是沿途的伤员就是步履艰难的病号。周恩来仍然背着他的黑皮公文包和一顶破斗笠，行进在军委纵队的战列里。
（三十一）
人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但到了贵阳近郊毕竟开阔些了。那里有一个县，地名就叫平坝县，足见平坝之可贵。就是在这块平坝上，也还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桂林风味的小山。有的象馒头，有的象草帽，有的仿佛是古代武士尖尖的头盔遗忘在这郊原上。贵阳是既贫穷而又美丽的。
可是，今天她却仿佛在颤栗着，陷入隐隐的恐惧中。
蒋介石是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重庆督师的。在这里，他听汇报，打电话，作计划，发脾气，骂人，给将领写亲笔信，整整忙活了二十二天。最后他觉得这种“督师”还是不如亲临前线指挥，于是在三月二十四日，又偕宋美龄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蒋的德国顾问端纳、陈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随后何成濬、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一时贵阳城内要员云集，羽电飞驰，俨然成了首都。而一度称王的薛岳将军，却由前线总司令一下子变成了高级传令兵或侍从参谋，只是作为蒋的传声筒上转下达罢了。
但是，这种亲自指挥虽然过瘾，也不是没有苦恼。例如各路大军在古蔺、叙永地区扑空之后，红军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下一步的动向究竟如何，就一点也搞不清楚。这自然不能不使最高统帅兼前线总指挥的蒋氏恼火。这天他对薛岳就很不客气。平时他对这些将领们不是称兄，就是道弟，最少要称他们的号，而决不直呼其名。例如称薛岳为伯陵之类。而今天则不然，他在电话中直橛橛地说：“薛岳，敌人到哪里去了，你查清了吗？”
“委座，据了解，大概是在……是在古蔺一带。……”薛岳在电话里磕磕巴巴地说。
“什么大概，大概？我们指挥打仗，能靠大概吗？我在黄埔是这样教育你们的吗？”
对方不言语了。蒋介石又问：“不是派了几架飞机，专门供你作侦察用吗？”“空军说，天气不好，地面看不清楚。”薛岳胆怯地回答，“再说共军很狡猾，他们看见飞机来了，本来向西走，马上掉头向东，所以空军的情报也靠不住，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看不清就不侦察了吗？”蒋介石火了，大吼了一声，“薛岳，你是干什么吃的！”说过，把电话听筒一下甩到地板上了。耳机在地板上还在响着薛司令官的声音：“喂，喂，委座，委座，请您听我再解释一下，……再解释一下……”站在旁边的侍卫官，怯怯地看了他的主子一眼，然后拾起耳机压在电话机上。
然而，确切的消息终于来到。红军已经离开古蔺、石宝、龙山地区，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经习水、仁怀、枫香坝、白腊坎等地，突然南渡乌江，逼近贵阳。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正是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几天每天都在寻觅的红军，已经到了面前。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时蒋住在前省主席毛广翔华丽的住宅里。这是一座有拱形装饰、宽大走廊的三层楼房。蒋住二楼，其他人住一楼和三楼，开会非常方便。为了收集思广益之效，参加开会的人倒真不少，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陈布雷、何成濬、吴忠信、晏道刚、郭思演、王天锡等人全参加了，把一个大厅坐得满满的。尽管蒋氏在众人面前力持镇静，但每个人都感到他的表情很不一般。大家的发言，集中在对红军意图的判断上：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在贵州无法立足，入川既不可能，只好再图转兵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种意见认为，红军此举正是为了乘虚袭击贵阳。蒋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总的看似乎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然而他认为，红军不管是前者或后者，两者都威胁到贵阳的安全。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时各路围攻红军的部队都滞留在古蔺地区，贵阳的守军仅有九十九师共四个团的兵力。而且这四个团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不足两个团。因此，蒋决定令各路大军迅速驰援贵阳，特别指令最近的滇军孙渡部三个旅昼夜兼程，火速赶到。但是，即令各路大军从天外飞来，也还是需要时间，为了防备不测，他又命令立即在贵阳城垣周围加强城防工事。
一个紧张的令人揪心的会议结束了。蒋介石特意把贵阳的警备司令王天锡留了下来。他看大家都走出了大厅，就带着笑走到王天锡面前，问寒问暖。王天锡是王家烈的部下，虽然名义上还是警备司令，早已名存实亡。因为薛岳入主贵阳以来，很快就派了一个名叫郭思演的当副司令，反客为主，把王天锡的一切实权都剥夺了。王天锡已经去世的哥哥王天培也是早年被蒋介石收拾了的。因此，王天锡这时正心灰意冷，准备下台。今天见蒋介石对自己这样热情，真是受宠若惊，深感意外。
“天锡，你现在还在外面住吗？”蒋介石关怀地问。
“是的。”王天锡立正站着，毕恭毕敬地回答。
“你可以搬到行营来住么，这样我们联系就密切了么！”
蒋介石说过，又关切地问：“你的先兄还留下后代吗？”
王天锡把王天培家里的景况讲了。蒋介石叹口气，不胜同情地说：“只要留下人就好。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么！”
只是这么几句亲热的话加上亲切的笑容，就把王天锡的魂儿摄去了一半。他傻乎乎，笑眯眯，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
随后蒋介石这才说到正题：“天锡，你看城周围的碉堡几时可以修成？”
王天锡挺挺胸，把身子站正，郑重地说：“我保证，明天天亮以前完成。”
“可不要草率啰！”蒋介石带笑说。“你要懂得贵阳的得失非同小可，它是关涉到国际视听的。”
王天锡严肃地点了点头，十分恭顺地说：“委座，我包您满意。如果您检查不行，我马上再修。”
果然，第二天一早，被打足了气的王天锡就在电话里兴冲冲地报告：贵阳城垣及四周的碉堡全部竣工。
蒋介石一听放了点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不放心，怀疑这些工事是否坚固。他越不放心越想，越想就越不放心。渐渐地他觉得那些工事未必顶用。由觉得而认定，由认定而肯定，由肯定而不安，由不安而不禁步出行辕辕门。
陈诚、顾祝同等一帮文臣武将，忽见委员长披起希特勒送他的黑色避弹斗篷要出大门，急忙跑过来说：“委座，您要到哪里去呀？”
“我去看看城防工事。”
“光我们去看看就行了吧。”
“不！我要亲自看。”
一般文臣武将见蒋一定要去，就一窝蜂似地跟在后面。端纳、宋美龄也在其中。王天锡也飞快赶来陪着蒋走在前面。
一伙人来到城上，沿着城墙走走停停，指指划划，一路上评价着仓促修起的工事和碉楼。这些碉楼是王天锡果断地决定拆掉一座古寺，而由贵阳军民人等一昼夜不眠不休修起来的。跟在蒋氏后面的人们，每个人都在领袖面前显示了对党国的忠诚，凭着自己的军事眼光和天才对这些工事进行着评价。领袖也露出满脸喜色，偶尔插一句称赞的话。王天锡更是笑逐颜开，春风满面。
视察完毕，蒋介石特意邀王天锡到自己的房子里喝茶，把王天锡好好地夸奖了一番。
“天锡呀，我发现你很能干哪！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象你这样效率高的。你要好好干，前途远大，未可限量。”
王天锡眉开眼笑，连嘴都合不拢了。
这时，他已被“米汤”灌得晕晕乎乎，正想要说点什么表示表示，忽然顾祝同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这位能征善战的宿将，慌促间向蒋介石行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敬礼，说是室外敬礼，没有举手；说是室内敬礼，又忘了摘掉帽子。他神色紧张地说：“报告委员长，共军已经过了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象是被沙发弹了一下似地霍地站起来，脸上笑容顿失，盯着王天锡问：“水田坝？离贵阳有多远？”
“在城东北，大约三十里。”
“公里吗？”
“不，是华里。”
“噢，三十华里！三十华里！”蒋介石把光头仰起，翻翻眼睛反复念着这几个字。想了一阵，又问，“距清镇飞机场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