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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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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建立了重庆行营。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路通令所属遵照。中正手令。
  这时,他下定决心,“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一方面他积极调动部队尾追、堵截,一方面又告诫他的部下不要随意轻进。他在给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的电报中说:我周纵队主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但有力之搜索队,派遣愈多愈远愈好。夜间应特别活动远探。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干净,万勿稍加犹豫。
  同时,蒋介石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他向各县都发出了命令:各县均应严密构筑碉堡工事。二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对于渡口,尤须严密坚固,并分段指定部队及团防负责守备,并速派员考察督促。匪未到,则行封锁;匪已到,则死守待援。
  对于红军统帅部来说,这样一来,仗就越来越难打了。
  遵义大捷,使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统帅部这时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他们那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简直和部队的小伙子们差不多了。所以,红军主力略事休息后,就由遵义西移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积极寻战。如果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是想方设法摆脱敌人,这时却是要瞅准敌人找上门去了。统帅部瞅准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在鲁班场、长岗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可是周浑元是颇善于接受教训的一位将军,他见吴奇伟吃了大亏,因而万分谨慎。尽管红军将士们手心痒得难受,也无从下手。
  红军统帅部的领导者们,围着地图冥思苦索,终于从敌人丛中找出了一个县城,这就是打鼓新场,那里驻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打鼓新场这个名字作为县城是很新鲜的,老长征们都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后,周恩来在讲党史的时候还提到过它。为了这个小小的县城,开了半天的会,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而且这个师正惊魂甫定,吃来一定非常可口。但是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打。尽管毛泽东那时有很高威信,但是大家求战心切,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的意见否决了。从今天看,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相当健全的表现。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当晚将作战命令拟好,于第二天一早发出。
  周恩来起草好命令,天已经是后半夜了。三月的夜还是很有些寒意。小兴国给他烧了一壶热茶,他喝了一大杯,暖了暖身子,才睡下来。矇眬间,只听有人“卜、卜、卜”在敲自己的窗棂。接着是轻声地呼唤:“恩来!恩来!”
  周恩来虽一向很警觉,但由于过分困倦,不知不觉间又睡熟了。
  过了一会儿,窗棂又卜卜卜地响了几声,接着又叫:“恩来,你睡了吗?”
  周恩来挣扎着睁开眼睛,定神细听,是毛泽东的声音,就一骨碌爬起来。那时,长征中的红军将士们,几乎人人都不脱衣服睡觉,所以起来得很快。
  他把煤油灯捻亮,开了门,见毛泽东披着大衣,手里提着马灯,站在夜色里。
  “毛主席,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警卫员呢?”
  “他们一个个都困得要死,”毛泽东笑着说,“我没有喊他们。”
  周把毛泽东让进来,坐下,接过马灯放在桌上,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两点,就笑着问:“你怎么还没有睡呢?”
  “我睡不着哇!”毛泽东点起一支烟,“关于打鼓新场的命令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那好。”毛泽东带着庆幸的口吻。“打鼓新场这个仗,我是越想越不放心,也就再也睡不着了。”
  说过,他站起来,举着他的马灯,走近地图,用夹着纸烟的黄黄的手指,指了指地图上那个几乎比苍蝇头还要细小的地名,再次陈述他的意见。
  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打鼓新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是黔军的一个师,战斗力并不很强;可是他有城墙,修了碉堡,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弱敌加上工事,就相对地强了。事实上,这个仗是一个攻坚战,一打起来,时间就不一定很短。如果这样,就麻烦了。
  说到这里,他侧过脸望了望周恩来的脸色。周恩来神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听着,思考着。他看毛泽东一只手举着马灯很累,又搭上了一只手。毛泽东继续指着地图上四面围攻过来的敌人,讲道:“我们周围的敌人一共有一百个团,而且相当密集。如果打鼓新场不能很快解决战斗,敌人就会从四面围上来。这样,我们很可能脱身不得,那就晚了。”
  他说过,又分别指了指四周的敌人。在打鼓新场的北面不远,有黔军的一个旅;西北鲁班场一带有周浑元的三个师;西南的黔西、大方、毕节有滇军孙渡的六个旅另两个团;周浑元和孙渡正好形成对红军的南北夹击;再加上吴奇伟的两个师,已从东面进到了刀把水;川军郭勋祺部已经进占了遵义;以上都距打鼓新场不远。至于叙永、古蔺、桐梓等地还驻有川军主力,也都会要围攻上来,使红军陷于难以摆脱的重围之中。
  毛泽东有一条长处,就是他善于说服人,善于做说服工作。他有时也急躁,也会大发雷霆,但他有意说服你时,却温文尔雅,不慌不忙,那口湖南话说得铿锵有致。遵义会议的成功当然是由于客观条件的成熟,众多同志的努力,而毛泽东的善于做说服工作,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今天,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他就又来做说服工作了。他把事实和道理说得那么透彻,这里面就包含着动人的力量。
  马灯被放回到桌案上。毛泽东把道理讲完,就坐下来静静地抽烟。周恩来在灯光下皱着两道浓眉,捻着他的美髯,在认真地思考着。周恩来也有一条明显的长处,他善于汲取人们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从不固执己见。他从毛泽东的意见中发现,尽管大家都拥有同样的客观材料,而毛泽东却有更多辩证的思维。他不是只孤立地观察一个条件,而是把这个条件同其它条件联系了起来;他又不是静止地看一个部分,而是从变化中看它的结局。这样他就能通过表面现象更深刻地掌握事物发展。
  “好,我看这意见很好。天一亮,我就找大家重议一次。”他望着毛泽东点了点头。“最近,因为打了胜仗,大家的信心是强多了,可是头脑也有点热了。人们的思想总是这样,一时偏到这边,一时又容易偏到那边,看来不是那么好掌握呀!”
  说过,他的脸色显得非常明朗,柔和,轻轻地笑起来。
  毛泽东见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心里一块石头落下地了。他的声音有些深沉:“恩来,这个棋不好下呀!现在,周围敌人是几十万,我们的战斗部队不过两三万人。只要一步棋走错,就不堪设想!”
  说过,毛泽东站起来去取他的马灯,周恩来见他要走,拦住说:“我这里还有点热茶,你喝一杯吧!”
  “不喝了,”毛泽东笑着说,“你要是有酒,我倒要喝一杯!”
  周恩来说着,从大壶里倒了一杯浓茶递过来,笑着说:“寒夜客来茶当酒嘛!”
  毛泽东双手接过,边喝边赞美道:“好,很好,我就是不爱那个牛奶、咖啡。”
  周恩来把警卫员小兴国叫起来,送毛泽东回去。他望着毛泽东略略驼背的身影,站了许久。毛泽东的深夜来访,使一场可能出现的挫折和损失避免了,这使他感到庆幸。
  天一亮,周恩来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作了说明。会议意料之外的顺利,大家经过认真考虑,最后同意不打打鼓新场,另觅新的战机。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的一座农舍里,把讨论的结果告诉了他。毛泽东甚为高兴,随后说:“恩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同你商量一下。作战不同于讨论其它问题,每次开会一、二十个人,一讨论就是半天,有些事还往往决定不了。这样下去,对作战是很不利的。你以为如何?”
  周恩来立刻接上说:“我有同感。这样下去恐怕不行。”
  “你看,是不是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对政治局负责。但也不能象过去博古同志那样自行其是,弄得政治局什么都不知道。”
  “好,这个问题我先同洛甫商量一下,然后在会上讨论解决。”
  不久,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经过正式讨论,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①
  ①据新发现材料,三人团成立在二渡乌江之前。
  散会以后,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在一条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周恩来的神色十分愉快地说:“这就好了,今后会要打更多的胜仗了!”
  周恩来的喜悦是真诚的。他确实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很杰出的。博古过去说,毛泽东只懂得孙子兵法,这不公平,实际上他是把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和民族的军事遗产结合起来了。从一九二七年,他就搞游击战争,他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军事理论上确有杰出之外。周恩来深刻地体会到,越是在困难和被动的环境下,毛泽东往往出现一种奇思,常能出敌意外,有时连自己人也意料不到,这是一般军事家所不及的。也许这就叫天才。最近二渡赤水杀回马枪,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毛泽东这方面的才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显然没有充分发挥,在当前困难的形势下,他能多抓抓军事自然是很有利的。
  毛泽东在小径上走着,看到周恩来的神情这样兴奋愉快,心中甚为感动。按遵义会议的规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言而喻,三人小组的成立,周恩来军事上最后的决定权实际上没有了。相比之下,也可以说他的权力削弱了。但是,他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愉快,反而非常高兴。这使毛泽东不禁想起一件党内的往事。一九三○年,苏共举行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当时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是周恩来。这是斯大林指定的。其中自然包括一个明显的含意,表明周恩来将作为中共新的领导人接替李立三的工作。但是回国以后,在安排党的三中全会时,周恩来却有意识地把瞿秋白摆在首要地位,让瞿秋白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而自己只作共产国际决议的传达报告。结果也是瞿秋白接替了李立三成为党的领导人。这件事常为党内同志所传诵。今天的事情,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象纯玉一般的象水晶一般的晶莹的品质。尽管他的认识有正确的时候,也有不正确的时候,而他没有私心,永远不争权,却是他最显著的特征。想到这里,毛泽东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同伴,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
  两人并肩缓缓而行。他们望着翠绿的群山和小径上的野花,都觉得心情舒畅,反而没再说更多的话。
  (二十七)
  打鼓新场之战不成,红军又继续寻战。天底下的事往往难如人意,战场上的事更是如此。过去红军疲劳不堪,想避战而不可得,今天想痛痛快快打一仗,却又机会难寻。红军统帅部的人又陷入另一种烦恼之中。至三月十日,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周浑元纵队的一个师开到了鲁班场,尽管距离其它几个师并不远,但如能迅速包围,争取速决,也还是不多不少的“一口菜”。统帅部当即决定,由三军团阻吴奇伟部北援,五军团阻周浑元部主力南援,由一军团集中力量歼灭鲁班场的敌人。战斗于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时打响。哪知战斗开始后发现,敌人的工事经过数日经营颇为坚固。山上修了碉堡,碉堡外挖了外壕,壕沟外还有树桩和荆棘构成的“土铁丝网”。战斗从下午三时开始,至晚八时,才攻占了几处碉堡,虽然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但自己也伤亡不小。此时,东面的吴奇伟纵队,已自鸭溪向红军逼近。鉴于这种形势,统帅部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攻击,以一军团掩护全军由茅台镇三渡赤水。
  一军团的军团部设在距鲁班场很近的一个小村里。林彪刚从前面下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在一个农家小院里踱来踱去,显出颇不耐烦的样子。
  林彪,时年二十八岁,面貌稍显清癯,双眉浓黑,两眼炯炯有神。他一向多思寡言,含威不露,举止文静,而却内涵勇猛。他在自己领导的部队中经常倡导“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养成部队一种勇敢善战、一往无前的作风。再加上他颇擅长搞大兵团伏击战,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在几次反“围剿”中打了不少漂亮仗。因此,他提升很快,南昌起义时,还是朱德领导下的一个小小的排长,现在已经是红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名将了。
  “政委怎么还不回来?”林彪停住脚步,声音不高,但却充满着威严。
  一个年轻参谋恭敬地答道:“聂政委刚处理完伤员,正在往回走哩!”
  林彪继续踱着步子,那对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一时,一个服装整齐的高个子军人走进了院子。他生着高高的鼻梁,目光睿智温和,举止儒雅。
  “荣臻同志,你怎么现在才回?”
  “没有那么多担架,不好处理呀!”聂荣臻在屋前面的石阶上坐下来,拍了拍帽子上的灰尘。
  “伤亡多少?”林彪又问。
  “四百多人,还有不少连排干部。”
  “又是一大堆!”
  林彪重重地叹了口气。接着把手里的电报递给他的政治委员:“你看看这个。又让我们第三次过赤水河!”
  聂荣臻看完电报,又递给林彪,用温和的语调带解释性地说:“为了调动敌人,自然要多走一点路嘛!”
  “多走一点路?仅仅是多走一点路?”林彪脸上浮起几丝冷笑。他看参谋和警卫人员不在身边,就放开说,“你瞧瞧我们的部队剩下多少人了!我们从江西出发,是八万六千多人,湘江一战就折了一半,进入贵州,剩下了四万多人;经过这两三个月的奔波,现在又减了一半,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了。如果不是贵州参军的多,现在恐怕连这个数也没有。再说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走,走的还都是弓背路。我看不要打仗,光走也把自己走垮了。……”
  聂荣臻一听,红军的一位主要指挥员都对当前的行动提出了这种看法,心中颇为不安,作为政治委员不得不作几句解释。于是他尽量平和地说:“林彪同志,你不要看轻这个‘走’咧,‘走’也是一种防御。现在,我们在敌人的口袋里,你不走怎么办哪?”
  林彪望了望聂荣臻,叹了口气,仿佛难以说服他的同伴。
  他摆摆手,招呼聂荣臻一同进屋,又悄声说:“你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形势。现在周浑元纵队在我们面前,吴奇伟纵队又追上来了,我们的右侧是川军,左侧是孙渡的六个旅和王家烈的几个师,你看这盘棋该怎样下法?”
  自然林彪讲的都是事实,可是令聂荣臻不安的却是林彪的情绪。他越捉摸越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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