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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昏昏沉沉地躺在担架上。她偶尔睁睁眼睛，周围都是无尽的山，山，山，好象永远也走不出去似的。而在这山间盘绕着的，就是她的同志，她的队伍，那一条无尽的长龙。再就是那无尽的云，无尽的雾和迷蒙的烟雨了。尽管离开那座茅屋已经很远，她的耳边仍然是停留不去的婴儿的啼声。啼声是那样的稚嫩、柔弱，令人哀怜。她想摆脱这使她不安的啼声，想想别的，却毫无效果。后来，那啼声却忽而变得象三岁的毛毛在喊她：“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是的，由于今天这个婴儿的触动，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念她的毛毛……
恍恍惚惚间，她果真回到瑞金沙洲坝来了。她又看到了门前那棵很大很大的樟树，和那座简陋的木楼。在那棵樟树下，就是她的小毛毛和邻家的一个小孩儿每天玩耍的地方。但是，现在这里空空旷旷，没有小毛毛，也不见那个邻家的小孩儿。她走进院子，楼上楼下都找遍了，也空无一人。“也许我的毛毛到山上采杨梅去了，”她想，出了门就往山上去找。她爬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身体疲倦极了，仍然没有看到毛毛在哪里。忽然她看到另一座山上有一棵大树，那棵大树底下，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她用尽气力爬到那棵树下，走近一看，正是她的妹妹贺怡。她问：“妹妹，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贺怡说：“山下都是白军，我们就跑到山上来了。”她又问：“我的毛毛呢，他到哪里去了？”贺怡朝草堆里一指，说：“那不是么，他在那里睡着呢。”她往草堆里一看，小毛毛果然穿着单薄的衣服睡在乱草里，小手冻得又红又肿，什么也没有盖。她刚想脱下衣服给他盖上，小毛毛就醒了。小毛毛叫了一声妈妈，一下就扑到她的怀里，还说：“妈妈，我可想你了，你和爸爸到哪里去了，我怎么见不着你们了呢？”又说：“妈妈，你走了很远的路，你饿了吧，我给你采杨梅去。”说着，就从她的怀里蹦出去，跑到山坡上去了。不一时，他就采了好多鲜红鲜红的杨梅，用小帽子盛着，高高地举起来说：“妈妈，吃吧，我知道你爱吃杨梅！”她拣了一个放在嘴里，觉得从来也没吃过这样好吃的杨梅。正在这时，忽然听见贺怡喊：“姐姐，快跑，敌人来了！”她往山下一望，果然，每个村庄都起了火，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说话间，白军已经扑上来了。她拉起毛毛就跑。爬了一个山又一个山，到处都是敌人，累得她实在走不动了。白军已经追了上来。一个白军军官狞笑着说：“你们跑不了啦！”她大声说：“你们要剐要杀都行，只是不要伤害我的孩子。”那军官冷笑了一声，说：“这里是匪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小孩也不能留。”说着，就举起枪来，对准毛毛乓地一声开了一枪，小毛毛就倒在了她的怀里……
贺子珍惊叫了一声，醒了过来。睁开眼看了看，周围仍然是烟云蒙蒙的群山，自己仍然躺在担架上。听了听，后面枪声正紧，雨还在下。自己枕边冰冷潮湿，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听见她的叫声，董老和侯政一齐跑了过来，急火火地问：“子珍，你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贺子珍含含糊糊地说。
细雨仍然没有停止的样子，担架随着长长的行列继续行进。担架上不断地有东西滴落下来，分不清是血水还是雨水。
后面，依然是纷乱的枪声。……
（二十一）
在莽苍苍的烟雨中，驰过来几匹战马。马上为首的那人，披着一件灰色的旧棉大衣，八角红星军帽下，头发长长的，很容易看出那就是毛泽东。
他同警卫员小沈，还有几个骑兵通讯员紧一阵慢一阵地向前赶进。正在行进的红军队伍，见他们过来了，就往路边略闪一闪。行进间，忽见前面一支队伍比较松散，行列中还有好几副担架，小沈就提醒说：“毛主席，前面是不是干部休养连哪？”
毛泽东一看，果然是休养连，就立时收缰下马。小沈同几个骑兵通讯员也跳下马来。前面已经交代，这休养连中有共产党著名的“三老”，其中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所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凡在行军途中遇上这个连队，出于尊敬，从来不扬长而过，而是立即滚鞍下马，到三老面前，恭恭敬敬地问候一番才上马而去。这几乎成了惯例。今天毛泽东遇见他们，当然也是这样。何况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们。
毛泽东把缰绳交给小沈，向前走了不远，就看见徐老的背影。徐老拄着一支红缨枪，正走得十分有劲。他戴了顶红星军帽，却穿着一件非常不合体的古铜色的皮袍。由于皮袍过于长大，不得不在腰里拴了一根绳子把两个角掖起来，再加上皮袍没有领子，使人越发觉得好笑。有人谑称徐老穿了一件“龙袍”，大概就指的是这件袍子了。
“徐老，您身体好哇！”毛泽东赶到徐老身边一边走一边亲切地说。
徐老转过脸来。毛泽东这才看出，他的帽子只有红星没有帽檐儿；听人说他的帽子丢了，这顶帽子是他自己缝制的。他那旧式的蚂蚱腿儿眼镜，也少了一条腿儿，用细绳子系在耳际。但老人的眼睛却很有神。他一看见是毛泽东，就高兴得笑了，更有力地亮开大步，还带着自豪的口气说：“你瞧，我一次队也没有掉！润之，我看你倒瘦得厉害，还是夜间办公？”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笑着说：“徐老，我听说别人对你有意见哪！”
“什么意见？”徐老一愣，偏过头来看了一眼。
“你怎么老是不骑马呀？”
“噢，是这个。”徐老笑着说，“我早说过，一骑马我就腰疼。”
毛泽东过去曾听人说，徐老所以不骑马，是因为他那匹马太老了，很怜惜它，舍不得骑；后来就给他换了一匹，他仍然不骑，显然就不是这原因了。
“腰疼？”毛泽东笑了一笑，“恐怕不是这原故吧？”
“润之，你要追问，那我就对你实说了吧。”徐老颇为严肃地说，“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的。马者，代步也。以代步为步，不以步为步，是舍其本而逐其末，久而久之，则体弱难举步矣，一旦无马，将如之何？”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理是对，但您年纪大了，还是要适度为好。”
徐老这时回过头，亲切地望了望他那匹小马。一个小鬼牵着它，上面除了徐老的行李，还驮了许多书，另外还有两个别人的背包。徐老用手亲爱地抚摩着他的小马，哆哆嗦嗦地，象抚摩他的儿子似地，说：“你瞧，它驮的东西已经很不少了！”
毛泽东望了望那个牵马的小鬼，显然就是人说的“小马伕”，上次贺子珍说，小马伕骑在马上，徐老拉着马走，想必就是这个小鬼了。
关于骑马的事，毛泽东只好说到这里。他看见徐老背上还背着两个口袋。一个小一点的还好看，那个大的全是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拼缀而成。的里多落的，象装着不少的东西。
“您那里面装了些什么呀？”毛泽东问。
“这都是丢不得的。”徐老说，“这个小口袋里，是我的文房四宝，遇见好墙壁我就拿出来写几条标语，很方便的。这个大口袋，里面钉子、绳子、锥子、锤子都有，别人最看不惯的就是我这个口袋，老是劝我把它扔掉。他们还取笑说，这是我的‘百宝囊’。有一次，走到荒郊野外，一副担架断了，谁也没有办法，就是靠我这些东西才整好了。没有我这‘百宝囊’行吗？”
毛泽东微笑地点点头，知道老人有个倔脾气，也就不再与他争辩。
两个人边走边谈。徐老忽然转过脸问：“听说，我们又要打遵义？”
“是的。”毛泽东说，“娄山关今天一早就打响了，打下娄山关，就打遵义。”
“那太好了。”徐老手舞足蹈地说，“遵义真可说是个文化城，藏书很多，《三通》都全，我本来想建个大图书馆，后来部队一撤，办不成了。这次再占遵义，还派我做这件事吧！”
毛泽东见他兴致很高，连声说好。
谈笑间，干部休养连的女指导员李樱桃走了过来。她笑盈盈地给毛泽东打了一个敬礼。她是纺织女工出身，在无锡和上海都领导过罢工斗争。后来在白区呆不住，才来到苏区。长征前，她是一个省委的妇女部长，因为精明强干，作风泼辣，才被调来当指导员的。
毛泽东打量了她一下，见她腰扎皮带，脚穿草鞋，红星军帽下露出短短的黑发，皮带上还挂着小手枪，显得十分英武。令人奇异的是，她虽然经过数千里的奔波，依然两颊绯红，光艳照人，简直真象刚摘下来的樱桃那般新鲜红润。毛泽东一面同她握手一面说：“樱桃，你们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呀，几个老人都没有出问题，这就很好。”
“他们还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呢！”樱桃笑着说。
毛泽东早就听说，樱桃这人有一个谜。因为她人生得漂亮，又聪明伶俐，追求的人很多，其中不乏英俊有为的人，但都被她一概拒绝。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不知，她自己更是一字不露。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事，就笑着问：“樱桃，你的政策改变了吗？”
“什么政策？”
“你那个一贯的独身政策呀！”
樱桃低头一笑，说：“主席，你的消息也太灵通了，这个，我找时间向你汇报吧。”
“好，”毛泽东又笑着说，“这件事我非要弄清不可！”
他一面走，一面问：“谢老呢，谢老在哪里？”
樱桃往前一指：“那不是，他到前面去了。”
毛泽东顺着樱桃的手指一看，谢老正随着队伍爬一个小坡。他穿着宽大的棉军衣，拄着一根小竹竿儿，看来相当吃力。毛泽东由樱桃陪着赶上前去，见他额头上都是汗水，他比董老还小几岁，身体却差多了。
“谢老，你还吃得消吧？”
谢老停住脚步，转过略微发胖的脸，眯细着眼，问：“是润之吗？”
“是我呀。”毛泽东笑着说，“您怎么没戴眼镜呢？”
“咳，不敢戴呀！”谢老拍拍上衣的口袋，理着胡子叹了口气，“我就怕把眼镜摔了。昨天，到了宿营地，我一看眼镜没了，把我急得登时出了一身冷汗。我想可能是休息的时候丢了，又跑回五里路去找，附近草里都翻遍了，也没找到。我说，糟了，这一路什么也干不成了，书也不用看了。谁知道我一摸书，鼓鼓囊囊的，原来把眼镜夹到书里去了。”
毛泽东笑起来，说：“还是戴起来好，那倒不容易丢。”
“可是，你看看贵州这个路！”谢老指了指油滑的红泥路和莽莽烟雨中不尽的群山。
毛泽东看见谢老的脖子里系着一条鲜艳的红带子，胸脯鼓鼓囊囊的，棉衣里似乎挂着什么东西，一时颇感惊奇，就问：“谢老，你脖子里挂的是什么呀？”
“噢，你问的这个，”谢老拍着胸脯儿，得意地笑了笑，“这是咱们的宝贝呀！”
谢老说着，解开上面两个扣子，露出一个红绸包包，象基督徒挂着十字架，正好垂在胸前。毛泽东一时看不出是什么，谢老更加得意地笑着说：“这是咱们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大印哪！你说还不宝贵？”
毛泽东正要问个究竟，樱桃笑道：“上次过土城，敌人追得很紧，谢老忽然坐在地上，不走了，他把上衣脱下来，露了个光膀子……”
“那是干么子？”毛泽东笑着问，“是要同敌人拼吗？”
“是呀，大家都觉得奇怪。我就问，‘谢老，你要干什么呀？’他也不理，就把这个大印从挎包里取出来，用红绸子包好，贴着他的胸脯挂在脖子上。然后才穿上衣服，微微一笑，说，‘这就再也丢不了啦，除非是敌人把我捉住，那我就同我们的苏维埃共存亡了！’”
毛泽东一面笑，一面不住地点头赞叹。谢老捋着胡子，很认真地说：“现在四面都是敌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还是这样做稳妥些。”
毛泽东望着谢老，有兴趣地问：“谢老，你现在还写诗吗？”
“偶尔写几首，不过不大象样。”谢老笑着说，“润之，你也写吧？”
“我多半在马背上哼哼。在马背上哼诗，那真是一种享受。不过一到宿营地就忙着弄电报了，诗倒没有记下来。……我的经验是，你一有兴致马上就写，兴致一过，时过境迁，再写出来，也不是那个味儿。……”
毛泽东一谈诗就兴致勃勃，他正要谈下去，那边，邓颖超停住脚步，含着笑问：“毛主席，您好哇！”
“好，好。”
毛泽东迈开大步赶了过去。他看见邓颖超穿着灰色的便衣，披着一块黄色的雨布站在雨地里，身子显得相当单薄，脸也有些黄，就怜惜地说：“邓大姐，你的肺病好些了吗？”
“好些了。”邓颖超笑着说，“毛主席，你别这么喊我，你叫我小超就行了。”
“你怎么不骑马呀？”
“我是骑一阵，走一阵，免得腿脚不管用了。”
“这样也好。”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樱桃：“怎么没看见董老？”
“我正要向您报告呢。”樱桃把上午贺子珍的情况说了一遍，接着又说，“董老和侯政他们都跟着担架，恐怕快跟上来了。”
“到底还是赶到路上了！”毛泽东从心里叹了口气，对妻子不胜怜惜，嘴里却没有说出来，只点了点头。
“还是等她一会儿吧！”邓颖超说。
“等一等，很快会上来的！”樱桃也接着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看了几个担架上的伤员，就留了下来。路边不远处，有一棵黑森森的大杉树，正好避雨，警卫员就同几个骑兵通讯员牵着马匹来到树下。毛泽东仰起头一看，这树气势磅礴，大得出奇，顿时想起，正是上次向土城转移时遇到的那棵“树王”。他同周恩来曾一同在这里看过地图。于是就坐在隆起的树根上静静等候。
面前依然是濛濛的烟雨，浑沌一片。队伍还在不停地开进。虽然过来了几副担架，但都不是贺子珍。约摸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只听小沈兴奋地说：“过来了！过来了！这个很可能是。”毛泽东立刻站起来，远远看见山湾处，迷茫的烟雨中，果然颤颤悠悠过来一副担架，就笑着说：“你怎么知道？”
“你看，后面跟着一个高个儿戴眼镜的，很象他们那个李医生哩！”
担架渐渐来到面前，后面果然跟着医生李治和那个背药包的强壮的女护士李秀竹。他们一看毛泽东在这里，就跑上来打了一个敬礼，李治笑嘻嘻地抢着说：“毛主席！恭喜你了！”
“一个千金。”李秀竹也喜滋滋地说。
毛泽东同他们热烈握手，连声道谢，还向担架员道了辛苦。接着，他来到担架前，看见贺子珍盖着的一床灰色军毯，已被细雨打湿，脸上盖着一顶斗笠，也满是雨水。担架下面还在扑嗒扑嗒地滴着什么。
毛泽东心里一阵痛楚，怜惜之情油然而生，连忙扶着担架放在大杉树下。他轻轻揭去贺子珍面上的斗笠，看见她脸色惨白，微微地闭着眼睛。一块包头的大毛巾也湿了。毛泽东在她耳边轻轻唤道：“子珍！子珍！”
贺子珍慢慢睁开眼睛，一看是自己亲爱的丈夫意外地来到面前，不禁微微笑了，但接着就涌起满眶的泪水。
“你很冷吧？”毛泽东抚着湿漉漉的毯子，轻轻地问。
“还好。”贺子珍声音低微地说。
毛泽东立刻让小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