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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首辅大人，其权之大，大到皇帝还畏让三分的地步，神宗做了错事，母亲慈圣太后拿《汉书》要神宗看《霍光传》，那是指张居正有霍光之权了，虽然张居正对神宗还有师生之情，没有废他，但是他的权只怕不比霍光的小了，文臣武将，唯他命从，内宫冯保虽贪，但张居正恩威并用，倒是也将之笼络的很好，太后也是明理之人，大权尽在他手，倒是神宗成了橡皮图章，这等事，除了那些擅权篡位如曹操司马昭外，也就只有霍光诸葛亮可以比拟了。张居正不论在明朝还是整个宰相史上都是个异类。
再说其忠：若单论大权独揽，那便罢了，且不论曹操高欢这等篡权之人，就拿明朝那位“立皇帝”刘瑾和“九千岁”魏忠贤来说，其权就不小。但是他们要权是为了子孙做皇帝，或为自己收罗钱财。象张居正揽权，却是为了大明江山。若是他真是个奸臣，为自己着想，那就应该废了神宗，再立一幼君，这样就不用但是神宗亲政了，不然虽然自己大权仍可独揽，但是皇帝成年，仍不交权，在道理上却是说不过去，假若再立新君，便无此种担忧了，但是张居正却没这么做，他虽然手握大权十年，但是却没刻意的结党营私，就连神宗秋后算帐，拿张居正问罪，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张党”出来，时人诸多对张居正新政不满，吵吵嚷嚷，也就集中在张居正新政和擅权的问题上，也没出现过怀疑到张居正的“忠”吧，张居正死后，御史丁此吕跳出来拿乡试题目“舜亦以命禹”做文章，说张居正想做那个“禹”但是就算想对张居正下刀的神宗自己也不信，丁此吕结果去职了。张居正谥号“文忠”，实在是恰当不过。
再说其才：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三次新政，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政，商鞅变法自不必说，君王有心，商鞅有才，两者一起努力，奠定秦国一统天下的基业。而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虽然支持，但是神宗性子太急，王安石虽然有制订政策之才，但是性子太急，又不能识人，（我觉得王安石还是适合在一个小地方施行变法，亲力亲为可以把变法施行的很完美，到中央关键是用人，王安石这方面的才能不足，只能说是百里之才吧。）变法还是有缺陷。而张居正其新政完全由张居正一手策划执行，居然短短十年国富民强，不能不说张居正确有其才。（当然，那段时间外部形势也好，北部边防一直没大乱，可以专心搞内务，不过外部环境好，内部治理还是张居正之功。）
有权，可执掌天下，一展胸中抱负，有才，可治理国家，使国家富强，有这两点已经可称为能臣，何况张居正对朝廷忠心耿耿。（别看明末那汉奸多，但是整个来说明朝能臣忠臣极多。）这样说来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只有诸葛亮可与之比拟了。（诸葛亮在军事上也花了太多精神，政策上革新不多，不过这只是没这个机会，不能说诸葛亮无才，何况不一定要有新政才能表现自己的才干。）但是诸葛亮流芳千古，张居正却颇多人弊病，险些遭鞭尸之罪。人间世道真是不公。
但是，世间之事自有其的道理，张居正自开始他的万历新政，他的性格，他的做事方法，就决定了他日后的命运。
张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嘉靖年间，考取进士，以庶吉士身份入仕。此时嘉靖皇帝已经厌倦了不是人做的皇帝位子，一心求仙去了，结果内阁中夏言和严嵩争权，写的一手好青词的严嵩终于击败了只知世间俗务的夏言，当了首辅，这段时期明朝的情况有点糟糕，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居然率军攻到北京城下，本来要说假如成祖在位时，那说不定成祖还高兴一下，正愁找不到你呢，北京的三大营几十万大军不是吃素的，但是此时的明朝却不是明初了，三大营在土木堡之变中消失殆尽，之后的各位皇帝也没钱全部恢复，而要留得一身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已经死了近百年了，而严嵩只会作给上天的青词，对那群草原来的游牧人却是不能用青词打动他们的，想必他们也听不懂那文绉绉的话。唯一还好的是俺答他们只要“求贡”，还没攻进城的打算，于是便就拖吧，拖的时间长，四面的援军多了也有底气，游牧人抢的东西多了，总会想家的，果然不久俺答就回去了，严嵩派兵还礼送了一段。城是没破，那要再等近百年，西北的流民来了才破门而入，但是面子是丢的大了，满朝文武都以此为耻。
此时的张居正还是一个小官，观他日后的风范，自不会学海瑞，杨继盛那般毅然上表针弊时事，想来就算私人聚会上，他也不会学清流那般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的是他摸着自己刚蓄的胡子，眯着眼，想着昨天在户部看到的公文，又有多少银子浪费在不该用的地方了。但是这些他不会当着众人的面说，因为说了也没用罢，张居正要做的是事。张居正不是不会辩论，日后的朝政上等着他的辩论多了去了，但是嘴上说了一百遍，还不如做了一遍。他也不屑于那样辩论，这样的他已经和清流保持住距离了。
但是不管怎样，没有权，不管怎么说怎么想也没用，严嵩是不能依靠的，他只听自己儿子的话，而他那个儿子，只懂维护自己的权力，却没想到为百姓谋生计。当然也不能得罪，此时的张居正在政治上是早熟的，也懂得写几篇诗文吹捧一下严首辅，不过真正依靠的还是自己的座主徐阶，此时他也进了内阁，对张居正很是欣赏，引为已用，只是徐阶是个小心人，对严嵩他没看准机会绝不会下手。年老的徐阶等得，年少的张居正却有点急噪的毛病，几次劝说甚至催促徐阶动手，都是时机未到，还要等得什么时候？难道也要等严嵩老死吗？（徐阶用不着等严嵩老死，但是张居正要做首辅却要等隆庆皇帝的死，此时的他还没想到吧。）然而总是要等待的，张居正在这段等待期把抱负藏在诗文之中，藏在心里，但是却没有忘记。
机会总是来了，徐阶看准时机，扳倒了严嵩，自己做了首辅，这期间徐阶的老谋深算让张居正学到了许多经验，万幸的是，他没学到徐阶的脾气，假如按徐阶的脾气，万历新政是做不出来的。
徐阶做了首辅不长时间，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皇帝登基，和他父亲不同，隆庆皇帝是个宽厚甚至有些过分的皇帝，朝会上常不说话，大臣上表批评也最多说一句。“朕的家事你不知道内情，不要管了。”和严厉的嘉靖皇帝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是一下子从嘉靖的严厉之下解放出来，大臣开始有些肆无忌惮了，内阁开始了混斗，张居正此时也终于入了内阁，不过在里面还是小字辈，无论是老师徐阶还是以前的同事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的多，等待，终须等待。内阁的混斗开始了，先是高拱下台，再是徐阶致仕，两位能臣下台，其他内阁学士不由有点不安了，毕竟，现在不是太祖成祖的时候，也不是仁宗宣宗的时候，甚至孝宗皇帝也早逝去了，倒是俺答在北京城下派兵喊着“求贡”的日子过去不远。中兴中兴，中兴谈何容易，不是随便人都能做的，留下的首辅李春芳就想着退位了。张居正却有点跃跃欲试，他向隆庆上疏，想要隆庆做成汤，自己做伊尹，他想皇帝真正的开始掌权管事，自己做个好助手。但是，隆庆不是爱管事的皇帝，这自然没什么答复。其实就算隆庆开始管事，张居正也不一定适应吧。看张居正日后的举动，他是不喜和别人分权的，他适合做皇帝，做了皇帝，他必定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是既然出生决定他不是皇帝，那他也只有好好的做大臣了，他也没生什么想做皇帝的念头，他只想好好做事，再就是培养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好皇帝出来罢，日后对神宗，他一心想培养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明君，只是物极必反，这也是各位望子成龙的父母要引以为戒的。
隆庆不是神宗，他的老师不是张居正，而是高拱，不久高拱回来了。
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北方鞑靼之患，是他的任期内得到缓和的。而且他也喜个人擅权，不喜他人分权，假若两个性格温和的人一起相处，那自然很好，但是假若两个性格都有些专断的人一起相处，那便不是很好了，地位相近，就更危险，何况那时还没任期制度，不讲究轮换做首辅位置，所以虽然在一些政策上，两人合作倒是也愉快，但是高拱总是担心张居正，张居正也盯着高拱的位置。
事变终于来了，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登基，也就是此时，张居正联合宦官冯保，击败高拱。，张居正开始了首辅之位，也开始了万历新政。
在说万历新政之前，就不得不说说张居正得到首辅之位的那件事，高拱解职。
隆庆皇帝死后，遗命内阁三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明朝自成祖后，太监权位甚重，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尤其重要，他们“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当皇帝不负责任，热心玩乐时，那批阅奏章的权力就落到了掌印太监秉笔太监的手中，其权借着皇帝的朱笔，可以无限扩大，所以司礼监的太监有内相之称，尤以武宗时期刘瑾为最。当然，武宗之后的世宗对太监甚是严厉，隆庆虽然不管事，但是政事也大都交由内阁处理。但隆庆死后，却有些问题了，秉笔太监冯保一心想做掌印太监，但是遭到高拱反对，未果，这一来两人就结了仇。隆庆在时，那是没有问题，但是隆庆死后，皇帝年幼，两位太后对冯保极为信任，冯保借机让皇帝升自己为掌印太监，而且掌管东厂。借口是隆庆的遗诏，也有说这是冯保自己矫的遗诏。
冯保上台，作为仇敌的高拱自然不快，所以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在他看来，小小的冯保是斗不过身为首辅自己的。确实，弹劾太监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士大夫们本来就对宦官弄权甚为不满，何况世宗隆庆两朝几十年宦官都受到压制，在他想来，断无不成功之事。
只是高拱忘记了两点，1。皇帝年幼，其实是两位太后执政，而冯保既然能顺利成为掌印太监，那必然得到了太后的支持。2。皇帝年幼，初登基你就弹劾身边之人，不免有挟辅政之名夺权之意。这样必受猜测。
这时弹劾冯保，是断无成功可能的，只是高拱犟脾气，终于做了，而不久也就被解职回乡了。
关于此时张居正的举动，有两种说法，有说是联合冯保的，有说张居正没有参与，只是冯保一手策划，张居正在高拱回乡后，自然顺利升为首辅。
在我看来，两种说法都有欠妥，联合冯保确实有迹象，张居正执政十年，和冯保合作甚欢，冯保对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要说之前他们没有关联，实在不好说。但是要说联合，也不太可能，决定高拱去留的是两位太后，这方面的关系自然是冯保出力，张居正用不上，至多是太后为高拱去职后谁来主事这点，张居正可能下了功夫，但是也不会太卖力，毕竟高拱解职，自然张居正就升任首辅，他只需静观其变就好了，太过卖力反而会给人坏印象。张居正在此次的变化中，估计是得知了消息，但是不知鹿死谁手，也就坐山观虎斗，两边不得罪了。
只是，高拱解职，张居正上台，外加和冯保合作甚欢，不免惹得大家怀疑，高拱更是怀疑张居正做了手脚，对之也就忿忿然了。
不管如何，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了，内阁只剩张居正一人，他是当然的首辅，和高拱不同，或是从高拱解职得到了教训，他对宫中敷衍的很好，太后对他很信任，冯保也很敬重于他，万历皇帝年纪还小，张居正保证了宫中的信任，宫中也把国家交于他了，这是张居正等待许久的新政时代。
张居正执掌的明朝政府，是怎样的情况呢？要说差，倒是也不至于，毕竟天下没有大乱，北边鞑靼最近也不是很生猛了，几位水利学家兴修水利，解决了许多问题，民众生活的还算可以，确是个太平时代。但是这太平时代背后的危机却大得很，大地主兼并土地，税收流失，负担集中到穷人那里，丰收还好，万一来一次大旱灾，流民增加，就不免要出乱子。而且财政枯竭，连官饷都很难发了，万一外敌大规模入侵，那军费又吃紧了，加饷加税的话，农民又要吃苦了。
国家穷，老百姓也不富裕，就大地主们富，但是他们只把钱收起来看哪里的田地可买，却不愿交税，国家打仗花的是老百姓的钱，送的是老百姓的命，那些大地主却什么也不少，还借机兼并土地，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事情是要解决的，当然，要改革，也看怎么改，王安石的变法是好，但是用人不当，结果落个亡宋的罪名。何况张居正认为太祖皇帝留下的制度是相当好的，只需要完善，当然完善也是一定程度的新政。
当然，用人这还是要解决，政策是要官吏们去执行的，假如不能领会政策，那新政就不能执行了。何况万历的吏治，不能说象明末清末那样贪污贿赂成风，但是和明初比起来，不能算好了。于是便开始京察，再是考成法，这和之后的整顿驿递，一起得罪了官僚们。
京察是张居正初登位的时候便施行的，这破碎了官僚们对新任首辅的期望，一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给点甜头啊，比如加薪什么的，就算不给甜头，也不要触霉头啊，一上来就京察，端是不令人快乐了，而且还有借机排除异己的可能，大家不免怀疑了。
考成法也是，本来可以自己控制的政务，却被加了一个头箍在上面，时时要被上头监管，一些油水也捞不到了，手脚也难做了，就算做，花的成本精神也大了许多，实在是头疼的狠。
何况官员士人都是学儒家的，儒家的要求是仁政，行大治，你称富国强兵，那和法家有什么区别？富国强兵，那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干什么的？北宋亡国的祸首！你要理财？那不就是桑弘羊那样的收揽百姓钱财嘛，官员们有些忿然。
驿递也被整顿了，那可是官员的优待，国家驿站，那就是给我们官员用的，你怎么就能一下把我们的特权取消了呢？当然，和太祖时代比起来，张居正的整顿还算是轻的，但是也不免官员的抱怨。
官员们抱怨着，但是毕竟这些方法行之有效，而且合情合理，张居正占着大位，官员们也就只能私下抱怨着了。
官员们解决了，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大地主那边，他们有钱，有权，还有势力，很多是功臣后代，王侯将相，退休的大臣，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上可通达天下，下可操纵舆论，要对付他们，那可就难得多了，要是没有不怕粉身碎骨的准备，那只怕是不行的。
幸好张居正有，明代的士大夫，确实骨头硬的狠，于谦，即便粉身碎骨，也要保明朝天下，海瑞，为民不但敢得罪大地主，连皇帝也敢骂，张居正也不怕死，他只怕政策不能执行，海瑞是护民，但是有时也不免护的太短了些，何况明朝的官吏并不都是海瑞，也做不了海瑞。张居正也只能通赋税侧面打击大地主的利益。
或许，张居正也不想打击大地主吧，要算起来，他的师长徐阶也是大地主之一，但是没办法，要富国强兵，只有得罪了。为了富国强兵，那些坎坷总要走的。
张居正没有手软，一系列的赋税改革，一条鞭法，丈量田地，都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张居正死后政策被废有他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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