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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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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节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阴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热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热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
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第二十九节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
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
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