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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
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
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人叹为观止。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刚毅。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流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
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九三年》同样运用对照手法，不过，这部小说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运用人物形体的对照或形体与、心灵的对照。小说三个主要人物的对照表现在思想上：朗特纳克性格残酷无情，顽固不化，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也具有成为领袖的威严和果敢。他心中并无一丝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后才人性复现。西穆尔丹同样坚定不移，朗特纳克坚信保王主义，他则坚信共和主义，特别是坚信恐怖政治。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应该说，他比朗特纳克的心肠更硬，对维护自己的信念更加一丝不苟。这两个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万既有实行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复杂现实的灵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化身：他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人物思想上的对照与矛盾，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郑克鲁
第一章 索德雷树林
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一支军队来到位于阿斯蒂耶的那座令人生畏的索德雷树林。他们是在桑泰尔率领下由巴黎来到布列塔尼地区的几个营中的一个，在残酷的战争中伤亡惨重，现在剩下不到三百人。经过阿尔戈恩、雅马普、瓦尔米战役以后，巴黎志愿军的第一营由原有的六百人减至二十七人，第二营只剩下三十三人，第三营只剩下五十七人。这是惊心动魄的战斗时期。
从巴黎派来旺代地区的军队共九百一十二人。每个营配备有三门大炮。人员是紧急招募的。四月二十五日，在戈耶任司法部长，布肖特任陆军部长的情况下，忠告区①提议向旺代地区派志愿军。公社②委员吕班提出报告，五月一日，桑泰尔就准备就绪；派出一万两千人，三十门野战炮以及一个炮兵营。这支迅速组成的军队在士兵与下级军官的比例上作了改变，人员配备比较合理，因此至今仍被视作典范。在今天，正规部队的组建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
①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
②一七八九…一七九五年的巴黎公社是革命的市政府。另一个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对桑泰尔的志愿军下了这道命令：“决不宽恕，毫不留情。
到了五月底，从巴黎来的一万两千人中，已死亡八千人。
走进索德雷树林的这一营人十分警惕地观察前后左右，慢慢搜索。克莱贝将军说过：“士兵后背也长眼睛。”他们已经走了很久。现在大概几点钟了？是上午还是下午？难以判断，因为在这些盘根错节的荆棘丛里，永远是黄昏，从来就是阴暗的。
索德雷树林是个悲惨的地方。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内战就是在这片树丛中开始它的罪恶的。凶残的瘸子穆斯克东正是从这致命的丛林中出来的。林中发生过大量的谋杀，更令人毛骨惊然。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地方了。士兵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处处是花。周围是颤动的枝条组成的厚墙，从那里飘下绿叶迷人的清香，幽暗的绿色中有着斑驳的阳光。
地上长着菖兰花、鸢尾花、水仙花、报春的小黄花、春天的藏红花，它们是这层厚厚的植物地毯的点缀和花边，地毯上凑集着形形色色的苔藓，从毛虫形直到星形。士兵们轻轻拨开树枝，蹑手蹑脚地一步步走。小鸟在刺刀立方脉鸣。
从前，在和平时期，人们在索德雷树林里玩“乌伊什巴”，就是在黑夜里追逐小鸟，现在人们玩的是追逐人。
丛林里长满了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地面平坦，人走在苦葬和厚草上悄然无声。没有小道，或者说有几条小道，但很快便消失了。还有些拘骨叶冬春、野黑刺李树、藏草、芒柄花丛、高高的荆棘。十步之外的人是根本看不见的。
枝条中有时掠过一只苍鹭或黑水鸡，表明附近有沼泽。
士兵在行进，盲目地往前走，忐忑不安，又害怕撞上寻找的对象。
时不时地出视野营的痕迹：地面被火烧过，草被踩平了，还有用木棍搭成的十字架和血迹斑斑的树枝。有人在这里煮过汤，在那里做过弥撒，在另一处包扎过伤员。但是，从这里经过的人已无影无踪。他们现在在哪里？可能很远，也可能近在咫尺，正握着短铣枪藏在树林里。树林似乎荒寂无人。士兵们更加警惕。荒僻引起怀疑。看不见人，就更有理由害怕。这是一片歹徒出没的森林。
这里很可能有陷阱。
三十位精兵在一位中士的率领下远远地走在大部队前面去执行侦察任务。随军的女食贩与他们同行。女贩们乐于随先遣队同行，当然这要冒险，但能开开眼。好奇心是女人勇气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支小小的先遣队突然战栗起来，这是猎人们常有的战栗，它表明快到兽穴了。矮树丛中央仿佛有人在呼吸，树叶仿佛还晃动了几下。士兵们相互示意。
当侦察兵执行警戒和搜索任务时，军官们不需要介入。该做的事自然而然地就做了。
不到一分钟，有动静的地方就被包围了。士兵们举枪对准它，从四面八方瞄准荆棘丛中央那个阴暗的地方，手指扣住扳机，眼睛盯着，只等中士下令就开枪射击了。
这时那位女贩壮着胆子往荆棘里看。中士正要喊“开火”时，女贩却喊道：“停下！”
她转身对士兵说：“别开枪，同志们。”
于是她奔向丛林深处。人们跟着她。
那里确实有人。
在茂林深处有一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它呈圆形，是烧树根的木炭窑留下的。在它边上，有一个由树枝形成的房间式洞穴，它半开着，像一个放床的凹室。那里有一个女人，她坐在苔藓上，正给一个婴儿喂奶，膝头上是另外两个满头金发的孩子，他们在熟睡。
这就是陷阱。
“你在这里干什么？”女贩喊道。
女人抬起头。
女贩又愤怒地说：
“你疯了，呆在这里！”
接着又说：
“你差一点就没命了！”
她又对士兵们说：
“这是个女人。”
“当然，我们看见了！”一位士兵说。
女贩继续说：
“来林子里送死！怎么干这种蠢事！”
女人吓坏了，惊惶失措，呆若水鸡，像是在做梦。她看看四周，看着那些长枪、马刀、刺刀和凶狠的面孔。
两个孩子醒了，哭叫起来。
“我饿了。”一个孩子说。
“我害怕。”另一个孩子说。
最小的孩子继续吃奶。
女贩对她说：
“你最乖。”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中士朝她喊道：
“你别怕，我们是红色无檐帽营。”
女人全身颤抖不已。她瞧着中士，那是一张粗糙的脸，只看得见眉毛、髭须和火炭般的两只眼睛。
“就是从前的红十字营。”女贩说。
中士接着问道：
“你是谁，太太？”
女人惊恐万状地打量他。她瘦削、年轻、苍白，衣衫褴褛，戴着布列塔尼农妇粗大的披肩风帽，脖子上系着一床毛毯，像雌性动物一样毫不在意地露出赤裸的乳房。她既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鞋，两只脚在流血。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贩用粗声粗气、但仍不失女性温柔的口吻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喃喃说了几个字，几乎听不清；
“米歇尔·弗莱夏。”
这时，女贩用粗大的手抚摸婴儿的小脑袋，问道：
“小家伙多大了？”
母亲没有听懂。女贩又说：
“我问你她多大了？”
“呵！”母亲说，“一岁半。”
“够大了，”女贩说，“她不该再吃奶，应该断奶了。我们给她喝汤。”
母亲开始放心了。睡醒的那两个孩子好奇甚于恐惧，正在欣赏羽饰。
“呵！”母亲说，“他们真饿坏了。”
接着又说：
“我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东西哈，”中士大声说，“也给你。不过还有一件事。你是什么政治观点？”
女人瞧着中士，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
女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年轻就被送进修道院，但我给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们教我说法语。村子被人放火烧了，我们急急忙忙逃了出来，我连鞋也来不及穿。”
“我是问你的政治观点。”
“我不知道。”
中士又说：
“现在常有女奸细。女奸细是要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是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在哪里？”
她仍旧瞧着他，仿佛听不懂。中土重复说：
“你的祖国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哪里是你的老家？”
“呵，老家，我知道。”
“那好，哪里是你的老家？”
女人回答说：
“西斯夸尼亚庄园，在阿泽教区。”
这回中士吃惊了。他沉思片刻，问道：
“你是说……”
“西斯夸尼亚。”
“那可不是祖国。”
“那是我老家。”
女人想了一下又说：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那又怎样呢？”
“这不是同一个地方。”
“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中士喊叫了起来。
女人又说：
“我从西斯夸尼亚来。”
“西斯夸尼亚就西斯夸尼亚吧。你家里人是在那里吗？”
“是的。
“他们做什么？”
“他们全死了。我没有亲人了。”
中士是个爱说话的人，又继续审问：
“见鬼，你总有亲戚吧，至少从前有。你是谁？说话呀。”
女人听着，目瞪口呆，这句“至少从前有”不像是人的语言，而像是动物的吼叫。
女贩感到自己应该介入了。她又抚摸吃奶的孩子的头，用手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颊。
“吃奶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她问道，“这是个女孩吧。”
母亲回答说：“若尔热特。”
“老大呢？这淘气鬼是男孩吧？”
“勒内－让。”
“小的呢，他也是男孩吧，脸颊鼓鼓的。”
“胖阿兰。”母亲说。
“这些孩子多好哇，”女贩说，“都已经像大人了。”
中士继续问：
“你说吧，太太，你有家吗？”
“有过。”
“在哪里？”
“在阿泽。”
“你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家被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