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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略加思考，在与另一位领导对视了一下后，说：“你回去打个证明来，如果情况确是这样，我们给你重新研究。”
又是一个惊喜！如此平和的谈话，这么恳切的答复！完全不像外面所传。我一没送礼，二没攀亲，初次见面，仲裁处的领导就这么痛快地作了如此明确的表态，真是相求何必曾相识！
这次省城之行，加之我前面的经历，更让我看到了在我们的上下左右，真情尚在，正义犹存！此时此刻，我仿佛觉得，这个世道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利欲横流，人情似纸……。
回到学校，我很快开具了证明。第二天又直奔省城，将证明交给处长。
处长看了证明后，恳切地说：“好，我们会尽快研究。你回去等，一个月之内定有回文。”他将证明放进文件夹后，又关照说：“如果一个月之后还未接到回复，你就再到省城来看看，怕万一有情况给耽误了。”
离开前，我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我有三个小孩，能不能……？”我说这句话本就自觉不妥，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漏气。我没有忘记，上次之所以不批就是因为我的胃口太大，把三个孩子都报上了。这一回，我麻着胆又一个不漏地填在表上。这时我当着两位领导的面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想请领导好事做到底，二是想预先听听领导的口气。万一不行，好及时把表改过来。
谁知我话音未落，处长就说：“按规定，一般批一个农调非只能随迁一个子女。你这么大年纪带两个是没问题的。带三个嘛，到时候我们争取……，给你留个尾巴今后也确是困难。”
没有一句官腔，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丝保留，没有丝毫索取，我甚至没费多少口舌，就得到如此允诺！登天入地，指日可待，我又一次遇到好人了！
我在家里等啊等啊，一个月终于熬过去了，第三十一天，我去县劳动局询问，回答是未收到回文。第二天我又去问，回答依然。连续四天毫无音信，我有点着急，只好按照贵人的指点再赴省厅。
处长一见我风尘仆仆而来，先开口问道：“还没收到？”
我说：“没有。”
处长有点奇怪地说：“这是怎么搞的？莫不是收发员忘了发出去？”
他没有去找收发员，却带我到另一间屋子，在资料柜中随手拿出一本会议记录翻给我看，说：“你看，你六月十四日送来的证明，我们六月十八日就研究了。”看完记录，处长领我出门，小声说：“你回去再等一周，如果还未收到再来找我。”
我本想建议处长带我去找发文的同志问一问，但话到嘴边没出口。既然处长不去找，其中定有原因。什么原因？这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至今我还常想，处长为什么不去收发室，而宁可带我去档案室？那个收发员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礼拜之后，仍未收到批文，我又来到省城。一见面，不用我说处长就蹙眉自语：“怪事，明明早就定了的，为什么……？”他突然有所悟地指拨我说：“你到那边头上那个办公室，找进门第一张桌上的那个女同志，她姓周，问她批文发了没有？”处长这一回是让我一个人去，而没有象到别的地方那样亲自领路。
我按处长的指点，找到了那个办公室。见到了坐在门边的那位女同志，我同样有礼貌地问：“同志，打搅了，请问您是姓周吗？”
不知她是听错了还是别的原因，头也不抬往外一指说：“在那边……”
我明知她是所指非所问，但既然她已经指了，我就得应付着按照她所指的方向去运动一下。我走到对面办公室，将错就错地问一位男同志：“同志，这里有个姓周的女同志吗？”那男同志倒是挺和气地说：“你有什么事吗？”我说：“就是关于我爱人的农调非问题……”男同志笑了，指着前面我找过的那个女人说：“找她，就是找她。”我又回到原处，对那个女人说：“周同志，我找的就是你。”
她一不动弹，二不吭声，老半天才抬起那梳理得很讲究的头问：“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x县。”
“有什么事？”
“就是我爱人农调非的事。”
“县里给你报了吗？”
“报了，是六月十四号送来的。”
前面几句虽然有点象审问的口气，但还算是心平气和，以礼待人。可是，当我说完后面这句话时，只见她身一挺，头一歪，眼睛瞪得大大的，声音震得满屋子响：“报了你还追到省里来干什么，报了我们就会研究嘛，研究了就会下通知嘛。全省这么大，我们的办公室这么小，如果都象你这样追到这里来，我们再建十个办公室，再增一百个人也招呼不了你们这些人。回去，研究了我们会通知。”
滔滔不绝，盛气凌人！我这一段时间刚刚泛起的一点高兴全被她一扫而净。耐着性子听完她的训话，我说：“据说已经研究了，是六月十八日研究的。”
她刚刚收缩的瞳孔又鼓圆了，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说：“是你们处长告诉我的。”
女收发员对这句话好象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触动了她的哪一根神经。她再次瞪圆了眼，鼓着腮帮用一种纯审讯的语气追问：“你跟处长是什么关系？”
对女收发员的表现，我实在有些厌恶，但又不敢得罪她，只有忍气吞声，仍以平静的口吻说：“什么关系也没有，只是为这件事接触过一两次。”我真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脱离事情的中心，而重视我与处长的关系？
她终于闭了嘴，但就是不动手给我批文。我批文未到手，心里很着急，便强装笑脸，声音尽可能温和地说：“周同志，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好吗？我还要赶车呢。”
半晌，她才懒洋洋地抬起了手，看也不看就从资料架上抽出一份表，正好是傅正秀的那一份。然后再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印好了的批文，填上有关文字，往我这边一推。我一看，批文上只允许随迁两个小孩，便轻声细语加笑脸地问了一句：“处长不是同意给我随迁三个吗？”
她又把嗓门提到脑门心说：“给你带两个就到顶了，还想带三个！真是人心不足。”我不敢多说，接过批文，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回去跟处长辞了行，带着满心的高兴和不解踏上了归途。
一路上我寻思着，这个女人为什么如此趾高气扬？为什么要扣留我的批文？为什么对我那么出言不逊？我想，她是不是对我们的行为起了疑心？傅正秀的报表第一次已经下了“随迁子女太多不能调动”的批文，不久又来个重新研究，不但可以调动，而且子女全部随迁！于是她怀疑我一定送了大礼给处长，而她却什么油水也没捞着，故而心愤难平……？每想至此，我就不禁黯然一叹：这些人哪，叫我说什么好呢？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六最后闯关
导读﹒偶感（十九）
家搬县城后，为了给妈妈找工作，爸爸有很长一段时间总是愁眉不展。但是，爸爸的信念是，只要心动加行动，就没有行不通的路……。哎，你别笑话爸爸，这一回，实在是迫于无奈，他才走了一步歪棋。不管怎样，总算闯过了这最后一关。
待后请看——十一、生活万岁之六、最后闯关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六最后闯关
过了一关又一关，爬了一山又一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秀的农调非省里总算批了，但是工作尚无着落，难免牵肠挂肚。
进了城，什么都要花钱。一家六口的生活开销，加上三个儿女的学杂费，所需支出不是小数！如果正秀长期没有工作，光靠我一个人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今后的艰难就没完没了。尽管教育工会把我列为特困户，年终有百把元济助，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正秀有些沉不住气了，看到校内有的教工家属在炒菜卖给学生，每天也有不少进项，就动了心，也开始在家里炒菜，开饭时卖给学生。一日三餐倒也能赚几元钱。但这是学校所不允许的。你炒菜，他煮粉，除了干扰食堂的正常工作不说，还势必影响校园环境。再说，搞饮食的人多了杂了，卫生也难以保证。万一这方面出了问题，影响可就大了。因此，我坚决反对她炒菜。但她看着一家六口吃穿用度，处处离不开钱，所以她把我的劝告只当耳边风，依然炒菜不止。家里常为此赌气斗嘴，危机不断。
现在学生中调皮的又多，各种意外常有发生，让人难防万一。有一次，一个初中男生打了菜不付钱就跑了。正秀追到教室里，钱没拿到，反被学生绊倒在地跌伤了筋骨。从此，我更不准她炒菜，而她还是不听我的，仍是非炒不可。有一天中午，我一气之下，把她炒熟的一盆菜连盆带勺一起扔出户外。她那火爆性子怎咽得下这口气，要与我拼命似的抓着我的手，扯着我的衣又哭又骂又打！闹得我一时火起，扇了她两巴掌。这一下更是闹翻了天，她闹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接着闹。闹得精疲力尽了就倒在床上，连续几天不吃不喝，哭声骂声不断。谁劝也无用，弄得孩子们不得安宁，学不专心。
躺了几天，她跑回娘家，把她的舅妈和姐姐搬来。说我不给她找工作，又不让她炒菜，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为了这个家，她炒点菜卖还要挨我的打骂，说我没良心等等等等。舅妈劝我说：“你就给她找一个工作，有了工作她也不会炒菜卖跌你的鼓（丢脸的意思）。”
我说：“不是我不给她找，是找不到，现在找工作比什么都难。也不是我不让她炒菜，是学校不允许，我们不能破了学校的规矩。”
经过这一次，她也知道我不会再让她炒菜卖，后来，就改到街上去贩菜卖。很多农民因为家里的农活忙，没有时间守在菜市场，就把自己种的菜以批发价卖给菜贩子，让菜贩子去赚中间的差价。这倒是一条正路子，菜市场的菜贩子很多，到那里去闯说不定还能学到一些生意经，打开一条生财之道。
做任何事情都是开头难。正秀卖菜也经历了这一过程。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赚到钱。特别是开头的那些日子，还常常亏本，回到家里就苦着个脸，叽叽咕咕发闷气，搞得家里的气氛很不好。这时候，我就好言好语开导她说：“不要怕赔本，这种小生意再赔也有限。等做出了经验，摸到了门道，就能赚钱了。”
果然，慢慢地，她渐渐摸出了些门道，进菜卖菜都有了些技巧，开始有了些利润，她脸上就偶尔会露出一点笑容。有时一回家看她笑容满面，就知道她今天生意不错，赚了些钱。我记得，那个时候她一天能赚到四、五块钱就会非常高兴，回到家里还没说话就得意地用手势向我比画，她伸出几个手指头我就知道她今天赚了几块钱。
但是贩菜不是长久之计，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为了进菜，天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得出门。有时菜不好卖，要呆到晚上六七点钟市场关门才回来。冬有三九，夏有三伏。有一年菜场还没建好，蹲在大马路上卖菜，那种辛苦真是难以形容。再说，正秀已有近二十年的工龄，也不能就这样白白地扔了。没有工作，往后也就完全没有了保障，这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是多么恐慌的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努力给她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仍无头绪。
有一天，城联公司经理通知我说，公司马上撤销，要我赶快把傅正秀的工作关系迁走，否则到时候就无人管了。真是旧愁未消添新愁，这工作关系往哪儿迁呢？要迁就要重新找挂靠单位，我到哪里去找？这些难题我只能埋在心里，却对老经理无话找话地说：“你们单位撤销了，那些老工人怎么办？”
经理一边收拾桌上的东西，一边随口答话说：“城联公司撤销后会成立一个修装公司，老工人全部转入新公司。”
老经理无意中透露的这一信息，不禁引起了我的关注。我一听成立新公司就若有所思地打探说：“那老经理你肯定到新公司任经理啰。”
不料，我的话倒引起了经理的满腹牢骚：“他妈的，e局撤了我的职，从建新公司调了一个什么人来当新公司经理。他就一定能搞得比我好？我屌都不信！我在城联公司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就这样一脚把我踢开，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看着经理当着我这样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发这样的牢骚，心里不由生出几分同情，毕竟他是帮过我忙的。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与他相似的怨气以前我也曾有过。然而，此时我无暇对老经理的情绪提供什么安慰。成立“新公司”的重要信息，就象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尽管还找不到任何把握，但我心里总琢磨着，正秀的工作一定要争取解决在这次公司的变动之中。
我从经理办公室出来，马上想到，e局一把手张书记是我的好朋友洪刚的姐夫。当年他在某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时，我们也曾有过接触。这层关系也许现在能用得着。更为乐观的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南山文艺宣传队负责时，洪刚的弟弟洪辉是我们宣传队的主要演员。有一次参加县汇演被县剧团看中，要把洪辉调上来，但南山党委不愿放，怕调走了洪辉，宣传队没有男主角。为了这，洪辉的父母把我请到家里，拜托我帮忙。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宣传队毕竟是临时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去处，就应该放手让人家去奔前程。不能因临时而误了人家的永久，因“小”而误了人家的“大”。这是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一种基本观念。基于这种观念，我满口答应了洪辉父母的要求。回场后，我就找到有关领导，劝说他们放了洪辉。我说：“我们是场宣传队，搞一段时间就可能散伙。人家年轻人看重的是前途，现在上面需要，我的意见是最好放行，免得误了人家。”领导说：“洪辉走了，宣传队行吗？”我拍着胸脯说：“全包在我身上。如果不行，你拿我是问。”就这样，洪辉顺利地调进了县剧团。现在我有事求他的哥哥姐姐姐夫，我相信，能帮他们一定会帮。如果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凭一把手的权力安排个把人到修装公司应该是可以办到的。
我首先找洪刚，请他给我到张书记那里穿针引线。他果然很痛快就答应了，说：“好，我一定帮，晚上我就去找姐夫。”晚饭后，我亲眼见洪刚两口子匆匆向e局方向而去。第二天早上，洪刚就来找我，说：“金老师，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找了姐夫。他说很难办，因为在城联公司挂勾的不止你一个人……。”
我一听就懵了，但很快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确实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在城联公司挂勾的人是不少，而且大多是有背景的，有的是某局长的小姨、某科长的妹妹，甚至还有县领导的亲属。安排了正秀一个，他向其他人怎么交待？这些有根有基的人，张书记得罪得起吗？
我完全理解张书记的难处。但是对于年近四十的正秀来说，就业的路子实在太窄，机会实在是不多。有文化要求的单位根本不敢去想，如商业部门，她连商标也不认识，更不会开发票一类的纸笔活，怎能上得了柜台？重体力劳动部门，她的身体又难以支撑，如建筑部门，搬砖头，担泥桶，她根本无力承受。惟独修装这项工作对她是再合适不过了。修装需要的全是手上工夫，而这正是她的强项。上班又是室内作业，她那个年龄，那副身板，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