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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是个很传统的女孩，我们每次见面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野外，不管她心里多急多热，她都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也一样，我想过去拥抱她，她却回避了我，说出了一句超小学水平的话：“一切都留给新婚之夜吧，我早晚是你的人。”
好象一切都不成问题，只待我定良晨吉日……。
可是第三天，她又匆匆忙忙地约见了我。一见面，我就觉得她与往日大不一样。今天她表情严肃，严肃得似乎有些冷峻；神态又象是很痛苦，痛苦得难以自制。许久，她没有说话，只听见她重重地喘着粗气。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啦！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她只是摇头，没有言语。我有些急了，加重语气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嘛，你说话啊！”
良久，她才带着哭腔，艰难地从两唇间挤出一句话：“我们……可能没有……缘分……”
我感到太突然了，吃惊地问：“为什么？你别哭，这是为什么呀？”
她掏出手帕，擦干泪水，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说出了事情的原尾。
不知是天意的安排还是人意的巧合，那天水塘头来了一位算命先生。胡桂花马上把先生请进家里给兴国算命。当胡桂花报过兴国的生辰，算命先生就掐着手指，闭着眼睛念念有词。突然，先生“呀”的一声，大惊失色，对胡桂花说：“千金不日有难。”
母亲惊愕地问：“有什么难？”
算命先生对坐在旁边的兴国煞有介事地说：“你要对我说实话，不能有半点掺假。你是不是在谈恋爱？”
兴国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算命先生接着说：“你的对象千万不能在东南方向，男方年龄最多不能大你五岁，家庭情况绝对不能与你相似……”
总之，算命先生说的每一条禁忌都与我有关。其意思是兴国嫁了我这样的人就会一辈子招灾惹祸，不仅自己从此苦海无边，连父母弟妹都要遭天打雷劈火烧身！
妈妈的话她不听，舅公的话她不听，姑夫的话她也不听……，可是，算命先生的话她不敢不听！她不为自己，而是为父母弟妹。她说，如果是她一人，即使下油锅入火海，她也不在乎。可是由于自己的自私而害得全家遭殃，她于心不忍啊！于是，她横下一条心，决定放弃自己苦苦追求的而且已近水到渠成的青春之梦……。
我刚刚进入角色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结束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还得简单地接受这个简单的结果。然而正是这个简单的结果，把一出原本快要成熟的人生喜剧转变成了后来的悲剧，无情地断送了一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不久，她的母亲给她找了一个老公，是个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再后来又听说她随夫去了农村老家，并生有三个与兴国同样靓丽的女儿。
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九年我离开了二分场，奉调到总场教办负责全场的三教工作。一九八四年接任中学校长。有一次家访至水塘头，听我原来的一个老邻居说，兴国这些年常会闹着哭着回娘家。几乎每次回来都是怪她的母亲当年不该拆散我们的好姻缘，害得她现在受苦受难。那时我听过之后，只当是人们的一种饭后闲谈，心里虽略有感慨，但事已时过境迁，也只能给她一个无声的祝福，然后一笑了之而已。
一九八八年，我调上高县城第一中学工作。一九九六年底有一次出差到南山二分场。办完事后，还有一点时间想去我的老根据地水塘头看看。又是一个巧合，在当年与兴国约会的那个山坡下，正好碰上已年近七旬的兴国母亲胡桂花。我叫了一声：“胡婶”。
她耳不聋，眼不花，听到有人叫她，抬起头一看是我，慌忙应道：“哎呀，是殷间呀，好多年不见，进屋去坐，进屋去坐。”
说着，拉我进了她家的屋。她家住的还是当年的那一间老房子。我刚进门，她张罗着给我倒茶让坐。
我说：“不用了，我有事，待一会儿就走。”
她非拉我坐下不可，自己也挪过一条小凳坐在我的对面，然后仔细打量着我说：“你发福了，你现在是好啰！”她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好象喉咙里哽塞着什么。
我多年不见兴国，到了她家，自然想打听打听她的近况。我问胡桂花：“胡婶，兴国现在好吗？”
她听我说到兴国，立刻变了脸色，声音低沉悲哀地说：“兴国……现在……人都不在了！刚满四十就走了……”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我非常吃惊，感到难以置信。一个身强体健，而且还很年轻的女人怎么这么早就去了呢？我急切地问：“胡婶，兴国为什么这么早就……她得了什么病？”
我的话好象戳在了老人的痛处，她竟泣不成声。我劝慰她说：“胡婶别难过，人已经去了，哭也没用……她是怎么……”
胡桂花从哭声中断断续续挤出一句话，我听清了，意思是：“兴国是喝农药……。”
我简直不敢相信，深感震惊地问：“她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
胡桂花一边抹泪，一边无限悔恨地说：“老金啊，我这一世就是做错了这件事啊！是我害了她呀，千不该万不该，当年我不该拆散你们俩……。”胡桂花拉着我的手痛心疾首地号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我哪里知道你是个这么好的人啊，我哪知道会有改革开放啊……！”
胡桂花对我说，兴国随夫回老家后，经常回水塘头娘家。每次回来心情都不太好，不是怪老娘害了她，就是哭诉一些不顺心的事……。改革开放以后，看着我转了干，入了党，当了校长，后来又调进了县城，心里更不平静，回家的次数更多，怪老娘更甚，恨自己命薄。
胡桂花告诉我，兴国最后一次回家时，眼睛哭肿了，喉咙哭哑了。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娘呀，我这条命是被你害死的呀！”兴国以前每次回家都怨母亲害苦了她，这次回来却哭着说老娘害死了她。一字之差，胡桂花没有听出兴国这种从绝望到绝命的厌世之变。胡桂花告诉我，这最后一次回家，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她在离家之前还痛斥老娘：“你拆散了我和殷间的好姻缘，害得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离开水塘头后，她还没有立即“上路”，在不知什么地方游荡了几天。我猜她是不想死或者是在寻找继续生存的依据。可是她没有寻找到，她只好回到她曾经以为“归宿”的夫家，毫无留恋地喝下了那瓶早已备下的敌敌畏……。此时，她刚满四十岁！
胡桂花的哭诉我只能听一个大概。所以这一部分实在写得太简单了。本想再去寻访胡桂花和兴国的两个弟弟。但思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好，何必再去捅大家的痛处呢！
兴国，安息吧。如果女能听见，我想最后对你说：不要怨恨你的母亲！因为爱，因为无奈，她才那样做的呀。
第七章神医奇缘
导读﹒偶感（十）
爸爸终于成家了。他与妈妈的结合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段奇异的缘纷成就的一桩奇异的婚姻。
爸爸与妈妈一文一武，却能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他们的性格形同水火，却能互谅互让，和谐共处。
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才有我们这样的姐兄妹仨。我们爱爸爸，也爱妈妈。
请看——七、神医奇缘。
第七章神医奇缘
一九七二年，我已过而立，终于成家了。妻子是一个已结过婚的，因病入膏肓而被人抛弃的农村女人。她名叫傅正秀，中共党员，文盲，年龄比我小十一岁。我们邂逅于陌路，说不上感情，甚至连所以然也说不上一二。可我们至今生活得很健康，惬意，并生有二女一男，算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康之家。我们从相逢相识到决定相依为命，时间很短，可说起来话却很长。
这年七月的一天中午，拖拉机手王结兴冲冲地告诉我说：“殷间，鲤鱼背（二分场一个偏远的生产队）来了一个女子，是桂秀（二分场职工）的妹妹，很不错，我们去看看么？”
我说：“我又不认识，这么远，不去。”
下午，多事的王结把这事告诉了我们队长黎和清。晚上，王结与和清一起来找我，说是去鲤鱼背。我说不去。和清说：“人家是来医病的，你朋友多，晚上去看看，明天带人家去找医师，也是一件好事。”
我朋友是有一些，但没有一个是医师，我还是说不去。他们俩就一前一后紧缠硬拉，硬是把我推上了路。
到了鲤鱼背，进了桂秀家。只见一个女人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盘腿坐在竹板床上。我瞄了一眼，她皮肤腊黄，全身浮肿，中等个，短头发，貌不惹眼，但也不难看。听说她得的是慢性肾炎。这次来姐姐家，与其说探亲，不如说是寻医。
可王结与和清进门落了坐，根本不提医病的事，只是一味夸我如何如何好，说如果她愿意，保证今后有好日子过……等等。他们也不看看我的脸色，问我愿意不愿意，就象是父母为儿女作主，一切由他们说了算。
说实在的，我对女方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特别是她一身病态，根本找不到女人的魅力。傅正秀也并不理会和清与王结的说辞。尽管他俩轮番呼应，说得唾沫四溅，可她就是不吭一声。看架式，他们俩好象非要撬开人家的嘴不可，竟企图用提问的方式逼人家说话。如在有的话后面加上一句：你看好不好？你同意不同意？你是怎么想的……。可傅正秀还是守口如瓶。
我实在不耐烦了，说：“算了，我们走吧。”可和清与王结就是不起身。我说你们不走我走。就一个人出了门，走到离桂秀家约百米远的一棵梧桐树下等他俩出来。
等了好大一阵，月光下只见王结一人向我跑过来说：“殷间，殷间，她同意了，同意了……回去再坐一会儿，回去……”
原来，我走后，和清和王结仍在那里纠缠不休。而傅正秀还是一言不发。她姐姐傅桂秀大概也是烦了，顺口说了句：“她不同意就算了。”
这个时候，傅正秀才吐出了一句话：“谁说了……”
王结是个机灵鬼，马上接嘴说：“她同意了，同意了，我去把殷间追回来。”
在王结的胡搅蛮缠下，我又跟他回到了屋里。我无心听他们说别的，但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我带傅正秀去医病，我倒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其实，我并不认识一个医师，也不知哪个医院能医这种病。可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把这样一件事关重大而又毫无把握的事应承了下来。
傅正秀的病是一九七零年在修井冈山铁路的时候患的。那时她刚满十七岁，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她重活累活比谁都干得多，轻伤小病从不下火线；出工她走在最前，收工她走在最后；下小雨大雨，甚至刮大风下大雪，别人都进茅棚躲避，她却仍在工地单干。
凭着这股拼劲，她几乎成了全工地的英雄。县剧团和公社宣传队把她的事迹编成节目在各地巡回演出；县广播站把她的事迹写成材料在全县宣讲。就是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也就在这一年冬季的某一天，关心她的人发现她的脸好象有些浮肿，双腿用手指一压一个窝。领导知道了，劝她去医院检查，可她自己全不在乎，仍带领铁姑娘们战天斗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领导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一检查，她本来患的是急性肾炎，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已转为了慢性肾炎，病情相当严重。
原县委书记、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周凤山亲自到医院探望她，并指示医院，一定要想办法医好傅正秀的病。县妇联主任傅兰英也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可是，在县医院住了几个月，病情反反复复，始终无根本性好转。接着，又先后在其他几所医院就医，也无果而返。最好的药都用过了，最好的医师看过了，可病情还是老样子，毫无根治的希望。医师说，你的病，只能是这样。也就是说，她的病已成不治！
她只好回到家里看土郎中，用土方子，吃中草药。又是几个月，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可病情依旧。无奈之下，家里想了一个主意，把姑娘嫁出去，一来减轻家里负担，更主要的是嫁到一个新家或许会冲掉晦气，转来好运。
凭着傅正秀的好名声，尽管有病，嫁人还是不成问题。不久她就与邻村一个年青人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成了亲。不过，结婚前，女方对男方早有约法三章，订下口头协议：一是结婚后病未痊愈不能行房事；二是男方要给女方继续治病；三是治病期间女方不能下田干活，不做其他重体力劳动，少做家务事。
起初，男方确实“遵纪守法”。晚上各睡一头互不侵犯；四处访医求药，耐心周到；轻活重活不让正秀沾边……。可是，从上半年折腾到下半年，不但病没治好，连家底都给治穷了！而所谓老婆也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不过是躺在身边的一个摆设。再看远一点，这种病说不定今后就是个光花钱不见效的无底洞。看近看远，实在是亏大了。于是，男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正秀也不留恋，要离就离。两人便和和气气来到公社，很快就办了手续。正秀卷起自己的衣被，又回到了娘家。
俗话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在农村，出了嫁的女人再回娘家大多是待不长的。正秀已不是当年身强力壮的正秀，而是抱着带病之身，少劳甚至不劳而食的赘物。当然，家里人的脸色，家里的气氛也不象从前……。
一个人在困境中，什么前前后后的事，什么角角落落的人都会想起来。这时，她想起了在南山垦殖场还有一个平时少有往来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于是就来到了南山，就有了我与她的故事。
这天晚上我确实想了好久，既然答应了带人家去看病，明天早上她就会来找我，我带她去哪里呢？我突然想到，曾听说三队老队长严坤才以前患过肾炎，何不问问他？
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就找到严队长打听。严队长说，他的肾炎病是徐市公社泉港大队的赤脚医生吴可能医的。我把正秀的病简单说了一下，表示也想去找吴医师试一试。严队长说，他得的是急性肾炎，好医，傅正秀是慢性肾炎，听说很难医。我说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医师，管他好医难医，只有先去找吴医师试一试。
从我们二分场到泉港要步行二三十里，而且全是山路，这条路我从未走过。于是，我冒昧请求严队长能不能领我们去？严队长是个热心人，竟满口答应了。
吃过早饭，严队长就领着我和正秀姐妹一行四人钻过荆棘丛，踩着羊肠道，跨越几座山，中午才到泉港村。我们进了村，走到一栋旧土砖屋前，严队长老远就叫：“吴医师，吴医师，生意来啰。”
吴可能医师正在吃中饭，听到有人叫，端着碗走到门口迎接。
只见这位医师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光着膀子，皮肤洒得黝黑，十足的土郎中相。
进屋后刚坐稳，正秀就迫不及待地说起了自己的病，她那个介绍，东一句西一句，叫人听不清头绪。我一急就接过她的话茬，代她叙述起来。吴医师一边吃饭，一边眨巴眨巴听着。我刚说到要紧处，他就胸有成竹地说：“冇关系，别担心，吃几包药包你没事。”
他三下五除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