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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甫把话题转向朝廷：“子瞻，你知今日朝廷的现状吗？”
苏轼摇头。
“元丰改制”，徒有虚名啊，变更的只是职官的名称，保存的却是固有的因循靡费。文书奏章上闪烁着天花乱坠的虚假数字，朝政人心却如阴沉的天空，无风、无雨、无阳光，灰蒙蒙一片死寂，重臣们似乎都在安逸中昏睡了，只有一个呕心沥血的皇上。子瞻，你说，一个灰色的朝廷还会有作为吗？我真有些怀念王安石那雷电交加的岁月了……“
苏轼猛地喝尽杯中酒。
“枢密使吕公著已贬往定州，参知政事章惇已贬蔡州，知开封府文彦博将贬往洛阳，翰林学士王安礼已出知开封府。现时朝廷主政者，唯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四人。此等人物，均以‘诺诺’之声舔疴圣上，营造着‘朝政一新’的幻影。无‘谔谔’之言，无忧患之谏，无睡枕上之恶梦，子瞻，你说，这样的朝廷能使圣上‘昭昭’吗？可怜的皇上独于鼓中自乐啊……
“朝廷‘用兵西夏’之举，乃王珪、蔡确‘为已计’，而非‘为圣上计’也。战争的发动，仅仅基于西夏朝廷的纷争，荒谬啊！五路兵马的命运，竟付予一个不知兵事，不识战阵的内侍押班李宪之手，儿戏啊！攻伐之事，不以敌情而定，望空深入，不灭敌力而抢地盘！现时，西夏朝廷纷争消解，敌合力以抗我师，五路兵马有徒劳无功之虑，朝廷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且言征战不利者，亦有遭贬之危。子瞻，兵者，国家之墙垣柱石，若有不测之灾，社稷谁倚？圣上谁倚……”
苏轼霍地站起，高声呼号：“滕公，你忠义皎然，日月共照，皇上待之，亲如家人，何不于京都间登闻鼓院投进？”
“子瞻所言极是，滕甫亦有此心，曾数度徘徊于登闻鼓院门前。然滕甫幼无学术，老不读书，虽有一腔愚忠，既无邹衍雕龙之辨，又无杨雄犀利之笔，如何能驳批王珪、蔡确之佞，以感动圣上之心。今滕甫专程登临东坡拜谒，乞子瞻赐我一物，以遂滕甫之愿。”
苏轼茫然：“此物为何？”
“才智文笔。”
苏轼瞠目，跌坐于椅……
王闰之终于明白了滕甫此来之意，心神颤栗，面色惨白，天啊，刚刚建成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窝巢，又要引火烧身，自招罪罚吗？她呆呆地望着丈夫，六神无主。
“雪堂”前的锣鼓声、歌舞声一浪高似一浪炽热狂放。
苏轼仰天痛饮，酒漫衣襟。王闰之急忙拦阻：“子瞻，你醉了，你不能……不能再喝了！”
苏轼挽着妻子：“我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啊！季度，快取笔墨来！快取纸砚来……胜公，感谢你对苏轼的信任，你看，酒气和文思，已在我的指间流淌，我一定会写好上呈皇上的奏表……”
篇二 汴京 福宁殿内室 御堂
“元丰改制”与“用兵西夏” 告急的“塘报”和应变的“奏表”同时出现在御堂 皇帝赵顼在争欲急功、白崇权威和知交知改、慎思慎虑的自身矛盾中选择了前者
大宋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夜，凛冽的北风带着怆恻的哨音呜呜作响，肆虐地吹袭着汴京城。京都的人们关门闻窗躲进屋里拥炕取暖，围炉话闲。御街两侧叶落枝枯的桃、李、梨、杏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沿街店铺门前悬挂的灯笼彩幌，在寒风中摆动摇曳。酒楼妓院华丽的回廊，在寒风中消失了丝竹管弦，沉入了夜色昏暗的冷清。“州桥之夜”呈现出缈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灵东宫、景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熄，灯光照映处，一堆一群因灾荒而流入京都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地瑟缩于墙脚屋檐下，颤抖着、呻吟着。啼饥号寒声惊乍而起，如割如切，阴森悲怆。忽地一阵凄厉的马啸声沿着御街萧萧传来，接着，马蹄声“哒哒”而近，三匹传送西北边境“用兵西夏”紧急“塘报”的铁骑，汗水淋淋地越过州桥，呼啸着向宣德门急驰。京都十大禅寺的暮鼓声也应和着风声、哭声、呻吟声、马蹄声响起，沉重苦涩，怆怆楚楚，显露出“元丰改制”后第一个严冬的萧索和凄凉。
此时的福宁殿内室，一盏宫灯照亮御案，皇帝赵顼正在伏案批览着叠垒盈案的文书奏章。窗外寒风呜呜，他似乎不曾听闻，屋檐下的风铃叮当，他似乎不为所扰，宦侍梁惟简轻步走进内室，把一件裘袍披在他的身上，他似乎也不曾察觉。夙夜匪懈，他不敢荒疏朝政。
他的腰身已显弯曲，已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健壮；他的一双眼角已刻出了几丝浅浅的鱼尾纹，眉宇之间浓重的愁云，托出他心境的痛苦和孤独。“
突然，他的沉郁神情变为眉竖目睁的暴怒，掷笔于案，愤然而起，衣袖拂去案头的文书奏章，愤而不顾地离开御案，在室内焦躁地徘徊起来。
梁惟简被皇帝赵顼这突然的暴怒吓坏了，急忙跪倒，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书。其间，他发现几份边事“塘报”的“贴黄”上分别写着“征战告捷”、“俘敌三百”、“敌众溃散”、“催运粮秣”等字样，而更多的“贴黄”上，几乎都是“灾情呈报”、“饥民走险”、“匪盗猖獗”、“贪黩要案”、“饥民入京”等摘题。他的双手颤栗，抬头望着蹙眉低首、疾步徘徊的皇帝，心里不再是惊恐，而是对皇上的怜悯了：皇上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可眼前的身心情状，憔悴不堪啊！五年前王安石遭贬离京之后，皇上就独自挑起了变法的重任，事无巨细，亲躬操劳。皇上要做一个“中兴祖业”的帝王，要扔掉一切拐棍用自己的双脚走路，五年来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在走。
五年来，不满足于王安石在“生财、聚财、用财”上所做的种种“变法”和“新法”推行中的种种缺失，皇上遂于去年春天开始了体要上的变革，以图消除朝廷机构上的臃肿冗散和由冗散臃肿而滋生的因循苟且、靡费贪黩。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撤销，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成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权力的加强，宰相权力的分散，枢密院权力的削弱，终于确立了“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格局。可在这个格局中，宵旰操劳的，只是皇上一个人！
为了消除十年来无休无尽的纷争，皇上用心良苦地筹建着一个恭顺听命的中枢班子，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副宰相）蔡确为尚书有仆射兼中书侍郎，拟以参知政事章惇为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璪为中书侍郎，拟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为尚书左丞，拟以翰林学士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拟以翰林学士孙固知枢密院事。现时这个官制诏令虽末正式公布，但这些人物已各据其位，各行其职。这个官制名称变更而主要成员依旧的中枢班子，真能使朝政更新吗？此刻的皇上不是正在忧愁中煎熬吗？
皇上确有收复疆土之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祖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就是皇上心志的流露。今年五月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借西夏朝廷纷争，夏主秉常被其母后梁氏夺政幽国之机，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裕率环庆军、刘柞昌率泾原军、王中正率河东军、李宪率臣熙秦军、和谔率鹿阝延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了高潮，也把皇上的“天纵英明”推向了顶峰。——事与愿违！“元丰改制”近两年，朝制体要在形式上是变更了，但在理政实效上，却根本没有改观，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和纷争。“新法”的推行仍然是名存实亡。灾荒在农村中再现，各地官吏贪黩之风有增无减，官场糜费之习日甚一日。饥民再次入京。“用兵西夏”的战争已打了五个多月，五路兵马会师灵州的捷报至今仍不见踪影。
窗外的寒风如泣如诉。皇帝赵顼停步于窗前，怆然自语：“这是饥民在泣哭吧？今夜京都，到底有多少无家可归的黎庶在饥寒交迫中露宿街头？”
梁惟简心头一凛，京都的饥民已经是成千上万，宰执大臣们匿而不报，皇上足不出宫，缘何知闻？文书奏章上的“饥民入京”，只怕是轻描淡写1“这是沙场上士卒的哀怨呼唤吧？粮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迟运而不至……”
梁惟简想说几句话宽慰皇上，可气噎语塞说不出口来。
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猛烈了，屋檐下的风铃声似乎更急促了，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望着梁惟简，吁叹一声，似在自语，似在询问：“司马光修著《资治通鉴》为什么还没有完啊？”
梁惟简知道，这是皇上近一个月来心中之所思，今天终于说出口了。朝制不许宦官预政，他低头不敢回答。
“苏轼这两年在黄州如何？”
皇上近来常在用膳之时，翻看吟诵苏轼的诗作，起用苏轼之意早已流露，难道今夜要颁诏召回吗？但梁惟简不敢说透。
皇帝赵顼似乎因得不到回答而失望，微微摇头，神情颓然地坐在几案旁的软榻上，怆然闭目，喟声哀叹：“‘元丰改制’，难道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吗？‘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待有虚名！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揆议’，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审复’，需要苏轼的‘诤言直谏’；‘承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时中枢宰执所缺少的，不正是这些特殊的才智品德吗？”
皇帝赵顼的心头又一次浮起了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念。他想到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相处相倚，心头搅动着难以分辨的酸甜苦辣和情感上难以忘却的留恋，心底似乎有着一团难以消散的压抑；他想到熙宁年间对司马光、苏轼过早的贬逐，特别是两年前对苏轼的惩罚入狱，略感歉疚不安和对一种“不阿”品德的肯定。“元丰改制”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啊……
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内室。
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六十五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侍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知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赞成吕公著之议而反对“用兵西夏”，吕公著罢职遭贬，他仍为皇帝赵顼信任而留任。
孙固与皇帝赵顼有着特殊的君臣关系，十多年来，或荣或衰，或升或降，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塘报”入宫，思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
孙固一声急切地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塘报”，急声禀奏：“圣上，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日入夜时分飞骑送来‘塘报’，五路兵马已处险境，‘会师灵州’之役，可能惨败……”
赵顼惊骇失神，一霍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塘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王珪误朕，蔡确误朕……”
孙固正欲禀奏应变方略，皇帝赵顼厉声发出谕示：“速召宰执大臣御堂晋见！”
三更时分，御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
高台御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淬。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
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时年六十三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暮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宏侈瑰丽，但政无定见，对“新法”不亲，对“流俗”冷漠，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五年前王安石罢相离京，他接任宰相之职，一变王安石“狂狷自负”之风，倡导“唯上为是”之习，领旨、奉旨、颁旨不走样、不议论、不辨正误，极树皇权之威。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而力主兴兵讨伐西夏，并力荐知熙秦军宣庆使李宪任五路兵马监军，赢得皇上信任，即将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参知政事蔡确，字持正，福建晋江人，时年四十五岁。着绛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春秋鼎盛，精力充沛，显示出行事的自信。其人城府颇深，生性诡巧，原为监察御史里行，初附王安石，为“新法”大唱赞歌，及至王安石罢相遭贬，即反目相噬，落井下石，诋毁工安石“目视无上，专务显己”，遂得皇上赏识，三迁其职，晋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其所言所行，皆由揣摸皇上意图而发，而且确有一猜即中的本领，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西夏内有衅而不取，则必为辽国所有，此千载难逢之机，决不可失”等语，促使皇上下定了“用兵西夏”的决心，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已驾于王珪之上，即将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职。
参知政事张璪，字邃明，时年五十六岁。着蓝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举止沉稳，一双晶亮的眸子，似乎随时都在捕捉机遇，显示出行事的精明。熙宁年间，因附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骤迁知谏院、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之职，后附吕惠卿而反噬王安石，改判国子监。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看透了皇帝赵顼急于强边树威、建立功业的心境，立即上呈奏表，支持用兵，并严厉批驳知开封府文彦博、枢密使吕公著的“流俗无为之论”，博得皇上欢心，由冷清的国子监擢入中枢任参知政之职，并将在新制中任中书侍郎。
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间州人，时年五十四岁。着红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身躯魁梧，面色红润，神采中有着官场上的裕如和旷达。熙宁年间，他初为著作佐郎、提举三司帐司，因拥护吕惠卿的“手实法”擢迁为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其人有史才，通晓历代治乱兴衰之道。“元丰改制”参唐代三省制而行，多赖此人之力，故得皇帝赵顼器重。然富家纨绔之气浓重，忧于安逸，趣在酒色，蓄妓成群，靡费无度，洗漱必三更银盆，沐浴必五妓侍奉。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是兴兵讨伐的狂热鼓吹者，并以必胜的诗句献呈皇帝：“阳关决胜飞捷雨，四海生春沐薰风”。即将出任尚书丞之职。
参知政事章惇和翰林学士王安礼今夜皆着黑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此时他俩的心境，似乎在共同的境遇中痛苦地煎熬着。他俩原本与王安石有着不寻常的关系，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的罢相遭贬和“变法”灵魂的失落，使他俩在朝廷中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俩都赞成枢密使吕公著、知开封府文彦博的奏议，反对“轻动干戈”，招致了王珪、蔡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