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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赵顼似乎为王安石千里奔驰，招之即来的忠诚有所感念，长吁一声，伸手拿起一份弹劾奏表交给王安石：“卿可一览，朕等待卿的解释。”
王安石接过“奏表”一看，神情恍惚，双目飞花：这份条列着自己“变法”来几十项失误事件的弹劾奏表，竟然是出自吕惠卿的手！
他不敢相信，竭力镇定着恍惚的思绪，竭力聚集散乱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奏表”上署名的“吕惠卿”三个字，一阵酸楚刺心，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意想不到啊！自己这七天七夜舟揖、鞍马上的焦思判断全然错了，朝廷里寒冷凛冽的“北风”不再是反对“变法”的冯京、吴充、郑侠，而是自己多年来信任的朋友；朝廷里居住无定的“野禽”，不再是投机转向的曾布，而是自己去年离京时亲自举荐的继承人。他弄不清吕惠卿何以如此迎面截杀？想不通吕惠卿何以如此背后捅刀？他更找不到吕惠卿如此绝情绝义的理由。
“志气与日争光辉”的自负受挫了，“脱略不省旁人讥”的自信动摇了，藐视一切的自尊遭到戏弄，真挚的情感受到伤害，王安石心里此时只有懊悔的自责：原不该离开江宁，再次步入这京都啊！
王安石已无心对吕惠卿弹劾奏表中条列的种种罪行作任何申辩和解释。他拱手怆然禀奏皇上：“臣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为敌……”
皇帝赵顼从王安石神情骤变、泪水潸然、有苦难言的悲哀中，似乎察觉到“事事欲须自明”的艰难和“人人与之为敌”的苦衷，反而同情王安石“变法”七年来处理朝政的辛苦了。是啊，王安石有“执拗偏狭”的狂狷，但较之吕惠卿“反目相噬”的奸巧，毕竟是高尚、忠厚和值得信赖的。他离座而至王安石身边，挽起这个不得不倚仗的宰相。
“朕深知卿之忠贞，故以此弹劾奏表示卿，乃欲使卿明了朝廷今日之势已非昔日。‘手实法’之出，朝臣纷议，州县告苦，民怨沸起，卿当为朕详而察之。”
王安石原本是个文人，皇帝的一番体己话，又使他心头热浪滚滚，五味俱全。
“卿所撰《三经新义》书稿，朕已阅览。不拘俗见，不袭人言，新颖而有见地，实为‘变法’之所需，将使天下学者归一，道德一统。朕已诏令麟台从速接版印刷，颁于学官，迎接卿重返京都。”
王安石颓然苍凉的心绪又被皇上的浩荡皇恩驱散了。皇上以肝胆相见，臣下能疑于心吗？他急忙仆伏于地，叩头谢恩：“臣王安石敢不竭心竭力以奉圣上……”
王安石开始重新处理朝政了。
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已引不起朝臣们闻风而动的响应。他大刀阔斧的作法，已不再产生哄动的效果。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如同一架松散而粘着锈斑的马车，推不动、敲不响、运转不灵。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时的身边，已没有出谋划策的吕惠卿，已没有埋头苦干的曾布，已没有行事果敢的章惇，已没有四处联络的吕嘉问，已没有壮大声势的同路人苏轼、苏辙、王诜、陈慥、司马光、欧阳修，连高声反对“变法”的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挕⒙阑濉⒙拦⒎墩颉⒄欧狡降热艘裁挥辛恕３良盼奚某⑹顾艘恢执游从泄目志澹嫉馗芯醯剑阑萸渌坪跻丫髟琢苏饪樘斓兀恢治扌蔚牧α吭谑孔潘氖纸牛顾绮侥研小Ｕ庵至α渴鞘裁矗克久挥锌吹较质钡摹氨浞ā币咽チ嗽辛榛辏字础⒅爻济遣辉傥业陌参Ｗ畔耄墙枳拧氨浞ā钡目诤庞旄髯缘娜ΑＫ久挥锌吹蕉⑷尽②稍骸⒂诽ǖ拇蠖嗍僭保丫チ恕氨浞ā钡娜惹椋荚谟醚岫竦哪抗饷晔幼耪獠愠霾磺畹娜χＫ久挥锌吹匠袄枋途┒枷该褚丫浴氨浞ā笔チ诵判模殉晌ㄒ恢忧橛凇氨浞ā钡墓录夜讶恕Ｋ久挥锌吹剑怀「硬锌岬娜ㄕ唇鱿衷诔ⅰＫ匝矍暗男问疲虻ザ屏嫉夭露任阑萸浼珊拮约旱摹霸倨稹焙汀澳姹掌渫尽笔О芎蟮牟挥牒献鳌ＫＭ奔淠苡纤肼阑萸渲涓星樯系牧押郏诤狭Α氨浞ā敝谢指次羧张笥鸭涞那酌芮楦小�
文人出身的宰相，有着文人处世处事上糊涂宽厚。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等待友谊裂痕的愈合中，吕惠卿正在指使御史中丞邓绾和御史邓润甫等人，抓住王安石与道人李士宁的交往，已把他拉进“李逢、刘育谋反案”之中，从而引发了王安石的学生、门人、儿子之间一场断送“变法”命运的生死搏斗。
“李逢、刘育谋反案”的暴露，引起了皇帝赵顼的惊恐，也激起了皇帝赵顼的暴怒，一声令下，案犯全部落网。吕惠卿遴选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监察御史里行徐禧、王古勘治审讯。
身陷牢狱中的道人李士宁，在邓绾、徐禧、王古等人轮番地刑棒、竹签审讯下，既无“导气”之法，又无“养生”之术，在皮开肉绽中，像凡人一样地张开嘴巴，吐出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其供词为：……王安石延于东府三次，传授导气养生之术，王安石每次均治茶酬之。
……王安石延于宰相府邮计五次，为夫人吴氏讲异气养生之术，并望病制药，王安石每次均治酒肴酬之。
王安石在其夫人吴氏病愈之后，曾经赠诗一首作为酬谢。其诗为：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
“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这“杳杳”、“冥冥”之句，不就是最神秘、最理想的织罪材料吗？精于当官术的御史中丞邓绾，为了自洁其身，彻底割断昔日王安石极力提携自己的那段历史，并借以向吕惠卿邀功依附，便以案情勘审人的名义，绞动脑汁，在这“杳杳”与“冥冥”的诗句中，寻觅最能使皇上疑心的字眼，写就了置王安石于狱牢的弹劾表状：……道人李士宁，妖妄惑世，煽动罪犯赵世居不轨，迷惑朝臣刘育、张靖武、郝士宣等阴助发难，且与王安石过从极密。据李犯士宁供称，王安石曾阴邀于东府、宰相府邸八次之多，并酬李犯士宁隐诗一首：“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杳杳”者何？
“冥冥”者何？李士宁神情慌乱，惊恐异常，拒不吐实，仅以“异气养生”四字对之。王安石生性疏狂，一贯藐视天命异说，人所共知，何独钟情于士宁之术？奈何安石现居高台，朝制护身，逍遥事外，致使狱案疑窦难明。乞谏圣上明断，以解狱审蹒跚之急……
邓绾写就“奏表”，并携带李士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
吕惠卿为急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绾将其弹劾“奏表”迳呈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
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吟，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忍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奋而推动着朝廷这架粘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圣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
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王雱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噬”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连，并赢得了御史蔡承禧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午朝上，御史蔡承禧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日文）、刘泾、叶唐甏、周常、徐禧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
蔡承禧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意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午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延和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
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
御史中丞邓绾，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诲，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转过头去向吕惠卿“反目相噬”，又揭发了一起惊人案件：吕惠卿兄弟弄权贪污——“华亭弄权奸利案”：……“变法”过程中，吕惠卿与其弟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曲阳县尉吕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机，与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以权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并使其舅父郑膺强夺民田，使僧人文达强夺王竺僧舍。此种阴行其事，以权谋私、共为奸利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吕惠卿傻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置狱鞠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惠卿之舅郑膺、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升卿调离京都，吕惠卿也居家“养病”。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标志着吕惠卿人格的破产。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钩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刘青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地听从；吕惠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踰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政的主题。章惇、李定、徐禧、曾（日文）、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惠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狱”而“鞠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审，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惠卿“反目相噬”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惠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净化决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净化也许更难更难；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张方平借机上呈的“奏表”，要求弹劾新法：……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
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弹劾，人将不堪……
吕公著也开口说话，他请求皇帝赵顼迷途知返：……古之为政，初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治郑，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与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馆阁校勘王安礼的疏谏也摆在皇帝赵顼面前，对“变法”中出现的“以权奸利”提出了警告：……乘机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国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
沉寂数年的反对“变法”之风又借机刮起，皇帝赵顼心寒了，对这些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再暴跳如雷。他对这些疏奏不加任何谕示地转交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举目茫然，既无力反驳，也无心反驳了。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使王安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不敢过问“李逢、刘育谋反案”，因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过问“华亭弄权奸利案”，怕陷于更为可怕的纷争。他心神紧张地为南北边患的夹击忙碌着：北面辽国侵犯黄鬼山边地，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韩镇去河东与辽国使者谈判，若谈判失败，将于黄鬼山北失地东西七百里，北部边防之险将失之尽矣；南面交趾的兵马已在围攻邕州城，知州苏缄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无章阁待制赵离为安南招讨使救援，若援兵迟至而城陷，则邕州城里五万黎庶将尽遭涂炭！他在默默地克尽一个宰相的职守与臣道，同时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两案相继折腾了半年之久，皇帝赵顼因此而心力惟淬。特别是这两个案件所反映出吕惠卿与王安石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使他寒心至极、失望至极。而在这两相倾轧中所显出的王安石、吕惠卿各自拥有的力量，更使他寝食不安、提心吊胆。“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拥权坐大、谋反有形、贪读惊心、祸国殃民，而且蒙蔽朕于鼓中！一颗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终于越来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变了，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变得言不由衷、深奥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变法”不再是梦魂萦绕的大事，翦除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党羽，成了当务之急。他的行动举止也变了，变得奇特诡戾、不可预测、不可捉摸。在“华亭弄权奸利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便运用帝王的御臣术，开始了对吕惠卿、王安石势力的突然贬逐：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罢陈升之枢密使之职，以镇江军节度使出判扬州。以吴充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五月，赐宗子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死。李逢、刘育碟于市。道人李士宁决杖发配永州。将作监主簿张靖武、御史郝士宣等贬离京都。由于同平章事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的偏袒保护，王安石得以解脱。
八月，罢韩绛同平章事，出知许州。
十月，罢“手实法”；罢吕惠卿参知政事，出知陈州；罢章惇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十二月，罢王安礼馆阁校勘之职，出知润州。
皇帝御臣术不可能公正了解纷争的脉络，不可能逐尽朝廷与王安石、吕惠卿相亲相近的人，更不可能消除这场纷争产生的根源。皇帝赵顼半年工夫对朝臣连续不停地贬逐，只取得了朝廷表面上的沉寂。吕惠卿的势力和王安石的势力的生死搏斗，仍在这暂短沉寂的时日里悄悄地进行着。
“华亭弄权奸利案”从一开始就由吕惠卿的亲信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专案勘审，半年来“置狱鞫治”的结果，自然是“案情迷离”，狱久不决。被敲诈的僧人王竺、富民朱华等人，在审讯中死去活来，顶着“以钱赂官”的罪名，经受着酷刑的折磨，而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和吕惠卿的舅父郑膺等人，却在狱中备受优待地玩着“招供”和“翻供”的把戏。皇上诏今日升卿的贬离京都和吕惠卿的贬知陈州，又为此案的拖而不决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徐禧、王古、蹇周辅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