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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向这位奇人一瞥，便断定婵娟言之不诬，心头蓦地浮起一层惜才之意。他热情地为客人斟酒夹菜，没有谈论江宁风情、客人身世和婵娟未来，而是详尽地询问着漕运司和汴河、淮河上推行“均输法”的现状。
吴氏与婵娟疑惑不解地望着王安石。
“书场浪子”却一杯一杯地饮着酒，镇定而从容地应答着王安石的每一句话。也许主人的问话已使他察觉到主人的身份，而且主人身份与“均输法”有关。“书场浪子”大胆而坦率地谈论起“均输法”在漕运实施两年来的利害得失。
他谈到“均输法”给汴河、淮河两岸带来的繁荣：“……河面上，船舻相接，白帆若云，夜之灯火，寥若星辰。漕运之量骤增，南北水途缩短。众目所睹，其功在焉！码头上，集市日隆，新屋日多，百业日增，百货日繁。店铺数倍于前年，贸易数倍于往昔。其绩在焉，当不必疑！”
王安石欣慰之色浮于眉端：这正是我之所企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常说，“无商不活”，只有这样的“熙熙攘攘”，才能给这沉闷的天下带来一丝生机啊！
“书场浪子”谈到“均输法”带给富商大贾的变化：“……均输官营，利归官府，抑制商贾，势之必然。富商由咄咄而钻营，大贾由痛骂而称颂；初以酒宴求情而贷运，继以暗地行贿而包船。‘均输法’之名日显，其原旨日益见微……”
王安石神色忧郁了：真是“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吗？苏子瞻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司马君实也曾有过这样的担心，难道被他们言中了？
“书场浪子”的话语更尖锐了：“……更可虑者，官为客藉，商为著户，漕运司官员不知商贾盘根错节之网，富商大贾却精通以钱制官之术。有的漕司官员，为图一指之利而为商贾行便，有的商贾以助为名而谋取重利；有的官船为商贾挂旗闯关，有的商船悬挂官旗行走江面。官商勾结谋利，已成公开秘密，唯朝廷大臣尚乐于鼓中，殊可危啊！”
王安石心头大震：“物速成而疾亡”。难道真如苏子瞻所语，“变法”之业，就要“疾亡”于“官商勾结”之祸吗？看来不是没有道理。该到商埠、码头、村落、田间俯耳听听、亲眼看看了，不能“乐于鼓中”而受欺、欺人啊！
“书场浪子”继续说道：“最堪忧者，‘以钱为是’之风，已侵入官衙、邻里、刑律。律因钱蚀而涣散，刑因钱蚀而失威，伦理因钱蚀而伤风败俗，道德因钱蚀而人心不古。长此以往，只怕宰相王安石的壮志雄心，要毁于‘以钱为是’的时髦风尚了！”
王安石心里全乱了。他没有料到“书场浪子”会从伦理、道德谈论“以钱为是”。是啊，法度在变，时尚在变，伦理、道德能维持原状而不改变吗？可这个变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自己确实不曾思索于此啊！他注视着面前侃侃而谈的“书场浪子”，突然萌生了“破例重用”的念头，便开口试探：“先生所语，某领教了。先生既知江河漕运现状，亦知‘官商勾结’之害，对现时‘以钱为是’之风亦有见解，可有整治除弊之策？”
“书场浪子”一愣，举起酒杯，借机沉思。
婵娟看得清楚，夫君的话中了老爷的意了，宦海风波甚于江河湖海啊！即或这位老爷出于真心，宰相王安石能允许这样的议论、见解吗？听说朝廷的许多大官都因为持这样的议论被贬逐了。这位老爷的好心，是断乎不可应诺的。她急忙笑着为夫君解脱：“老爷，他是‘书场浪子’，惯于信口开河，他的话，是信不得的。再说，官场即使有这般情形，也是百中居一，千中居一，原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书场浪子”放下酒杯，借着内子的话头，故作轻松地说：“小人感激老爷的恩德，就以船中传闻为老爷佐酒，这叫姑妄言之，愿老爷亦姑妄听之。妄议新法，已是罪过，若为当朝宰执所知，只怕是要连累老爷了。”
王安石大失所望，痛苦摇首：“书场浪子”毕竟无意于功名，勉强不得。怎的他二人均畏安石如虎，难道朝臣惧我，黎庶也惧我吗？如此，我离商君不远矣！王安石思之甚忧。忽见席上冷清，转头对吴氏道：“夫人，该你说话了。”
吴氏离座，拿出婵娟的卖身文书，歉疚而言：“婵娟，我不知你夫妻俩的曲折苦衷，虽非有意投石于井，还是伤害了落难之人，愧对你们了。这是你的卖身文书，现当面撕毁，你夫妻俩团聚了！”说着，撕碎手中的卖身契约，投入纸篓。
婵娟、“书场浪子”双双谢恩，跪拜于地，叩头不止。
“谢太太、老爷大恩大德。可那九百缗钱两……”
吴氏打断“书场浪子”的话：“那九百缗钱两，算老爷替你付罚金了。”说着，又从一边的几案上托出钱两交给婵娟：“这是五百缗钱两，做你们返回江宁府的程仪吧。我们相识一场，也算是老爷的一点心意。”
婵娟向王安石叩头：“老爷，婵娟这一生一世忘不了老爷的恩德……”
“书场浪子”谢恩：“老爷，‘书场浪子’衷心感谢。请老爷示知名讳。”
王安石苦笑着说：“感谢我？感谢我的德政吗？只要你们不怨恨，我也就知足了。我就是当朝宰相王安石。”
婵娟和“书场浪子”一惊非同小可，刚起身又扑倒在地。
王安石大动其情：“‘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需先同调’，这是杜甫的诗句吧？‘书场浪子’，有你这样一个忘年之交，我知足了。你俩回到江宁，代我看看秦淮河、定林寺、悟真院，代我喝一口悟真院里的八功德水吧。”
王安石抚着婵娟，不无伤情地自言自语：“你俩要离开京都了。前有司马君实已离开京都，后有苏子瞻也要离开京都。自做自受，我命中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
婵娟和“书场浪子”望着伤情的王安石，心里亦有迷惑亦有悲酸。
吴氏走到王安石身后，把手轻轻地放在夫君的肩上。
篇二十四 司马光府邸
美酒和着歌舞，融解着心中的块垒，寄托着友好的祝愿，宽慰着朋友的灵魂 王安石醉了，司马光醉了 苏轼醉了 熙宁四年（1071年）春天，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而言，似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
王安石在送别婵娟和“书场浪子”南下江宁的第二天，便按照皇帝赵顼传下的批谕，发出了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和诏令苏轼“通判杭州”的谕旨。并立即报请皇帝赵顼思准，轻车简从地走出京都，奔赴洋河、淮河一带巡察。这是他从“书场浪子”的话语中得到启迪而作出的决定：身为宰相，不可“乐在鼓中”，应当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均输法”两年来推行的实情。
司马光是年前腊月十六日离开京都奔赴永兴军的。由于冰封雪冻、道路崎岖，他在路上踉跄颠簸了十五天，于元月三日到达京兆府（西安）
这十五天，在漫漫的行程中，他冒着风雪回溯着朝廷这两年来的变化，心境确实有些茫然，对皇上和介甫的所作所为，总觉得看不出一个真实的面目来。“变法”之举是励精图治吗？却草就轻发，专谋声威，近乎于玩笑。“变法”之举是玩笑吗？却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极其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实在是难以理喻。
他亦回溯自己这两年来的一言一行。奏表、谏言，谏言、奏表，在别人看来，似乎专与皇上对抗，专与介甫为难，似乎也是一种“玩笑”，可自己却也是非常认真的。唉，也许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在别人看来，更是难以理喻。
除夕之夜，元旦之晨，他是在潼关城西三十里处的一个荒落的农家度过的。面对农家简朴而虔诚的守夜灯光，回想离京前与皇上的“朝辞进对”，他凄苦难当。以不谙军务之躯，任军务不谙之事，也是一种“玩笑”。想有作为而不被恩准，面对边境烽烟而胸中无策，更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风雪两千里走到头了。元月三日司马光走进京兆府。战争的阴影笼罩着长安古城，他的心境惶恐不安。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和祸福莫测的未来还在前面啊！他站在长安南门的城楼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发呆。社稷安危、黎民性命，本是“玩笑”不得的！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添屯军马状》，以图安定民心。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本路官兵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十状》，以图提高士气。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垒倚阁状》，以图解决细民眼前青黄不接之苦。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以图解决民间眼前粮米不继之急需。
司马光的这些奏表，表面看来，仍是他那“固执”的《强兵安民三策》的继续，是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令人泄气的，但确实是现实的、务实的、从实情出发的。他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人”，不想用豪言壮语欺骗自己，欺骗皇上，更不敢欺骗永兴军的将校兵士。他仍然唱着低沉而令人厌烦的老调。
司马光焦虑地等待皇帝“恩准”的谕旨从京都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皇帝的“恩准”没有等来，却接到了“判西京留守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诏令。他当然不知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为他争得的优容恩典，又一次叹息自己命运多舛。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对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仰天长叹：“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他告别了来去匆匆的长安古城，踏上了东去的归途，于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解、餐不及用、衣不及换，便书写谢表，请求皇上“朝辞进对”。
四月六日，大内宦侍传下皇帝谕旨：因朝事繁忙，免于“朝辞进对”，准予住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劳。司马光面阙跪伏谢恩。
因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兴军”之行，其妻张氏已于年前腊月下旬带着女婢、仆役返回涑水老家。书局已于前几日移至洛阳。其子司马康去年中进士后，已获皇帝恩准除到国子监听讲外，进入书局做案头事务。此时，司马光身边除了留守房舍的老仆吕直外，只有随从的两个仆役。皇帝既免于“朝辞进对”，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随即请大内宦侍转禀皇帝，他将于三日内前往洛阳赴任。“朝臣典范”司马光，在反来复去的贬逐中也是“典范”！
苏轼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闰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诜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恭侍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拂照于王闰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以口无遮拦之舌，说笑话为任妈解忧，讲故事为王闰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宽阔，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记了“通判杭州”之诏已贴在脑门，“缓日成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闰之抚着儿子熟睡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艾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伎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拂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饮浆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解庭院凄凉，好歹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
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闰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苏迨快四个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迨儿如何随贬起程？父亲购建的这座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懑又席卷而来。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销愁。
百无一用的苏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门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底的忧虑。“均输法”实施两年多来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罪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饰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饰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语中，得知司马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凄凉处境和皇帝“缓日成行”的恩典。
吴氏入睡了。王安石闭上眼睛，无论如何难以睡着。司马光和苏轼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闪现在他的心头。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君实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实、子瞻，友直、友多闻啊！该自己以“友谅”对友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竞“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看来，朋友间的这场抵牾，谁也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唯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可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