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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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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得不耐烦了!
  但烦闷情绪偶尔消散之际,赵顼心里了如明镜:这些老臣、谏官是杀不得的,太祖皇帝遗诏有不杀大臣的祖制,自己也不愿作残忍的暴君。何况对王安石也是大意不得的。这些谏官的参奏,几乎全是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侵权。权在王安石手中,谏官们似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是啊,朕也不愿在可见的将来,造成一种“尾大难掉”的局面。
  怎么办呢?赵顼左右权衡,忽然想起“忠耿刚直”的司马光和“才华横溢”的苏轼。何不召这二人进宫,询问朝政,以了解群言沸腾的真象?司马光已经有半年不预朝政了,苏轼也有三个月没有谈论政事了,这两个局外之人,是如何看待眼前大势的呢?
  为了避免王安石和老臣、御史、谏官们的猜疑,赵顼把召见的地点定在这清静的琼林苑。自己三个月来够紧张劳累了,也该到此散散心。
  他撇开随行的后妃、宫女、太监和护卫的干扰,独自登上三送三层的舒心楼。站在廊檐之下,望着苑内的奇花异卉与苑外金明池上的片片渔帆,年轻的赵顼感叹自然之奥秘和世间之欢愉。他不禁低声吟出:“居之宫廷如囚,行之宫外如燕,情回趣异啊……”
  中年宦值捧着茶盘轻步走近几案,把茶盘轻轻放在案上。轻微的响声惊动了赵顼,他回头向宦值一瞥,忽然想起苏轼即将来到这琼林苑,心情蓦地紧缩了。帝王的矜持和自尊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念头:要有准备地去对待这位名震京师、才华盖世的晋见者,即使不能征服他,也要使他不敢轻视自己。赵顼不再欣赏眼前景色,而是急遽地转动心机,思索着与苏轼答对的话题……
  午时正点,苏轼在宦值引导下,登上了高耸的舒心楼。
  苏轼抬头一看,廊檐中央,藤椅竹几之旁,站着一位凭栏远眺的年轻人、此人必定是皇上了。他的心儿“蓬蓬”跳动,脚步在刹那间迟疑了片刻,又疾步向前走去。
  皇帝赵顼转过身来,微笑着目迎苏轼。
  赵顼是第一次见到苏轼。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四川人洒脱而不似王安石那般狂放,也不似司马光那样的古板,神情举止上漾溢一派文人气韵。如果说王安石似古之商鞅,司马光似古之郑玄,苏轼呢?也许如同汉之贾谊、唐之李白了。这种人也许是令人愉快的。
  苏轼也是第一次晋见皇帝赵顼,几步之间的凝目打量,迅速也在心底形成一种看法:这是个早熟的皇帝,虽说脸上的稚气还没有褪尽,但稚气中跳跃着刚烈之色;神情是谦和的,但谦和中流露出勃勃雄心;目光是锐利的,但锐利中含有帝王特有的猜疑。王安石没有看错,他也许就是大宋的中兴之主。
  苏轼走近,赵顼跨步迎上,笑着说:“先生才气横溢,名震京师,朕在颖府时即闻‘三苏’之名。今日琼林苑相见,释朕久愿,高兴至极。”
  苏轼跪倒叩奏:“臣苏轼蒙圣上见爱,惶恐感激。臣敬祝圣上万岁,万万岁!”
  苏轼对商鞅的评论,是简练生动的,但也是粗浅应景的。可年轻皇帝听得特别认真,觉得十分舒心。他的心头突然浮起王安石的影子:王安石一向以商鞅自誉,前几天又写了一首颂扬商鞅的诗,颇有自得之意。王安石,你真的要成为今天的商鞅吗?他微微一笑,接着苏轼的话说:“朕记得有一首关于商鞅的诗,请先生评论指教”。说完,诵出诗句: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皇帝赵顼诵毕,凝国注视着苏轼。
  苏轼当然知道,这首诗是依据商鞅“变法”开始时,在咸阳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大木,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五十金。果然有人这样做了,商鞅即赏金五十这样一段故事引伸的。其诗有理无文,犯有届时文坛上以诗说理的通病,平庸之作而已。但苏轼以为此诗出于皇帝之手,诗中又有“今人未可非商鞅”之句,心头一惊,冷汗涌出,神情惶恐地说:“臣不敢非议商君,适才所语,狂言而已……”
  赵顼大笑,朗声说:“这首诗不是朕写的,朕也不会写诗。‘今天未可非商鞅’之句大武断了,商鞅为什么不能‘非’?贾谊可‘非’,商鞅亦可‘非’!先生刚才的‘非议’不是很有见地吗?朕赞成先生的看法。”
  苏轼以手拭汗,急急说:“圣上英明,臣领教。”
  赵顼站起,挽苏轼手臂凭栏远眺,十分信任地说:“朕决意‘变法’,以除国家积贫积弱之弊。现朝臣沸扬,人言洋洋,先生判官告院,当为朕深思治乱,无须顾虑,朕之过失,也可指陈。”
  凉风一吹,苏轼突然想起弟弟子由的叮咛,悔恨自己刚才口无遮拦、高谈阔论、一副骚人酸态,决计不再多嘴了。但看到皇上此刻焦虑的神情,又觉得不置一词对不起皇上,对不起今日的君臣相会,也有违为臣之道。于是他把自己三个月来积在心底的纷乱想法,浓缩为几句简短的谏言,说了出来:“圣上恕臣直言,今日之弊,是圣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乞圣上深思。”
  赵顼凝神沉思。
  这时,宦值走近,向皇帝禀奏:“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奉诏晋见。”
  赵顼神情不移,从容下旨:“楼高风大,老人不耐吹打,着令司马光在楼下客厅等候。”
  宦值奉旨离去。
  苏轼知道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司马光被召见,预示着朝政可能出现新的变动。他望着仍在沉思的皇帝跪倒拜辞:“臣苏轼告退。”
  赵顼舒了一口气,双手抚着苏轼,感情诚挚地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简略而明了!先生三言,朕当深思。”
  苏轼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望着年轻的皇上,泪花朦朦了。
  篇八 王安石书房 福宁殿
  琼林苑召见的秘密,加剧了朝臣们的胡乱度测 猜疑也悄悄渗进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者之间的友情
  皇上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的消息、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二府、三司。官场宦海腾起的风波,在这个晚上突然打了一个回旋,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卷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和御史台、谏院官员的心情来了一个颠倒,喜悦和焦虑换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清晨,知开封府吕公著和谏官刘琦、钱(岂页)、孙昌龄等奔走相告,聚集议商,四出打听,企图摸清苏轼、司马光参奏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皇上的反应,以便确定他们再次上表抗争的言词。吕公著找到同修起居注孙觉询问,孙觉茫然不知。
  宋朝中期,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除朝会、经筵、行幸从其出入作简略记录外,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直录皇帝言行。即皇帝在后殿阅事,在前殿视朝,允许修注官侍立作记。二是臣僚录报帝语。即皇帝召见臣僚议事,不允许修注官参加,召见次日,由臣僚告知修注官或由臣僚录记“圣语”封报起居院。三是百司供报修注事件。五日一报、十日一报,一个月报,其内容为进贡谢辞、游幸宴会、赐赏恩泽、风俗善恶、风云气候、奇异物事等。
  同修起居注孙觉,也许是出于必须执行第二种录报方法,便答应了吕公著的请求,立即奔往苏府询问。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时年四十一岁。身体魁梧,髯长而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苏轼的密友,与苏辙相交亦厚。当年苏洵购置西冈庭院,孙觉曾解囊相助。
  孙觉在苏府与苏轼、苏辙交谈终日,得到的“参奏”、“圣语”只有十六个字:“山南海北,海阔天空,品茶论道,议论古人”。因为苏轼在会见孙觉之前,就得到苏辙的再度忠告,早就把他说给皇帝的三句谏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压在心底,没有说出。孙觉大为失望,傍晚时分,回到家里,当着朋友的面长叹一声:“苏子瞻也学会耍滑了!”
  但也怪,就是这声无可奈何的叹息,竟引起朋友们更大的兴趣,“苏子瞻耍滑”,不正说明内中有不好言明的秘密吗?他们请求吕公著亲自出马去司马光府邸再探。
  吕公著,字晦叔,安徽凤台人,时年五十岁,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筒的儿子。此人沉静老成,与司马光相敬相重,交谊极深。他深知司马光和皇帝不寻常的君臣关系,也深知这位“朝臣典范”决不会像苏轼那样的品茶胡扯,更深知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品德: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人短,从来不在妻儿面前议论朝政,从来不在迩英殿外议论皇帝的言谈笑貌、悲欢苦乐。吕公著之所以应了众人之请来到司马府邸,完全是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人在极愁极乐时,都愿意和朋友谈谈心,以发泄其心中块垒。但愿司马君实也和常人一样,在极愁极乐的发泄中,能流露出几句重要的消息。
  吕公著在与司马光将近两个时辰的交谈中,这位白须黄脸的“陕西子”连“琼林苑”三字也没有提及,自己几次提到“变法”两字,都被这位“朝政典范”用话岔开了。吕公著深夜垂头而归,面对朋友,苦笑而已。
  事情愈发神秘。“猜疑”原是在各自疑虑的轨道上寻找谜底,琼林苑君臣会见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的轨道。眼前朝野风狂浪卷,君臣会谈不可能不涉及。忧国忧民的苏轼和司马光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不申述自己的主张。越是不透露风声,越说明天机不泄。众人进而推断:“变法”大约要煞车了!于是,他们在品茶、饮酒中等待着“变法”煞车的惊雷传来。并把这殷切的希望通过酒气的挥发和茶香的飘散,传给了各自的亲朋故友,又通过亲朋故友的酒气、茶香,传出府邸、衙门,传向京都喜欢小道消息的人群……
  第二日晚上,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人,也聚集在他的书房里。
  书房的烛光亮着,窗外无数夏蚊,黑蒙蒙一片,嗡嗡不息地呐喊着。
  王安石身着黑绸短衣,斜倚在一张长形竹榻上,一只手支在耳沿上,机敏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的肌肉无规律地搐动,显示他心底正飞速寻觅一个新的决断。人间若确实存在传说中的那种“耳眼心手,同时并用,以耳知事、以目明事、以心决事,以手行事”的奇人,那就是王安石这样的人了。
  曾布神情忧郁地说着自己的看法:“……圣上召见苏轼和司马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移进琼林苑,分明有避开执政之意。更为奇怪的是,今天已是第二天,皇上既不视朝,又无谕示,会不会有突变可能?今天一整日,朝廷沉寂得出奇啊……”
  曾布所谓的“突变”,就是暗传于二府、三司的“变法”可能煞车。他听到了,吕惠卿、章惇、谢景温等也听到了,他们都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王安石开口。
  王安石不移不动,眉宇间肌肉渐渐隆起,形成一个下宽上尖的三角形。
  谢景温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的反应,当他看到王安石眉宇间的三角即将形成时,立即从怀里拿出一叠材料献策说:“可以断言,三个月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苏轼和司马光,在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中,决不会再作哑巴的。皇上今天的沉默和朝臣们暗地的雀跃,就是一个可怕的预兆。要粉碎这股暗流邪风,必须向几个有声望的人物开刀……”
  王安石抬起头来,注视着杀气腾腾的谢景温,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
  谢景温接着说:“我半个月来查访得知,判尚书都省张方平曾散布流言,攻击‘变法’,说‘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这个张方平,原是苏轼、苏辙的恩师……”
  室内沉寂无声。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竟然污蔑‘变法’是‘残民之术’。这个范镇,原是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引荐人之一。且范、苏两家又有世交。更为有趣的是,范镇的重孙范祖禹,现时又被司马光借到书局供职。而司马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忠于皇上,他有一首写王昭君的古风诗不无深意:”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着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借古人而舒发心志,这不是对皇上的怨恨吗?“
  王安石一惊,霍地站起,瞥了谢景温一眼,若有所思地踱步徘徊。
  曾布被谢景温的手段吓懵了,茫然不知所措。
  吕惠卿不动声色,他注视王安石。
  章惇也被谢景温弄得心惊肉跳:这是冲着苏轼、司马光放暗箭啊!
  谢景温继续陈述他的战术:“擒贼擒王,只要拿下这些头面人物,才能制止‘突变’的发生。而拿下这些头面人物的有效手段,就是向皇上弹劾他们貌似忠诚而反对‘变法’的罪行。我已写成了一份奏表,不知是否可用?”
  王安石面色阴沉,眉宇间的三角形似乎已呈紫色。章惇看得出,王安石心里正有一场风暴,片刻便要雷声大作了。他的心“怦怦”跳动,一时喘不过气来。然而,王安石忽然缓缓摇头,随即把紧皱的眉头一展,停止踱步,又坐在竹榻上。
  王安石的心绪在经历一段激烈的煎熬之后变得从容坦然了。他看得清楚,谢景温要以范镇和张方平为筏,向苏轼、司马光大开杀戒,以回击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这完全是“猜疑”产生的报复,是荒唐无据的!
  他盯住谢景温,疾言厉色:“师直,你知道司马光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那是十六年前在群牧司时,司马君实和我深夜饮酒后的一首唱和之作。如果说这首诗里藏匿了司马君实对皇上的怨恨,能有人相信吗?我不也成了司马君实的同谋者吗?王昭君就是王昭君,诗就是诗!‘咱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两句,我看倒是司马君实的神来之笔,深刻精妙地剖白了昭君心灵。司马君实是脚踏实地之人,决非阴谋行事之徒!苏子瞻虽然口无遮拦,决非无中生有之人!我们‘变法’者心胸要刚正,决不可望风捉影、深文周纳,妄织人罪啊!”
  谢景温面红耳赤,把手中的奏表悄悄塞进怀里。
  王安石转头询问吕惠卿:“吉甫,‘均输法’、‘青苗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敲定了吗?”
  吕惠卿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神情的变化,从王安石对谢景温“杀伐”建议的训诲中,他发现王安石的心是软弱的。他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莫名的微笑。但从王安石平静的询问中,他猜到这位软心肠执政的心头,定然又萌生了新的方略,立即取出“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呈上:“‘青苗法’因为子由有不同见解,诸多条款尚在争议。‘均输法’已经成文,请执政最后敲定。”
  王安石立即接过“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拉近几案,移来烛台,对吕惠卿说:“吉甫,谈谈你对当前朝廷动荡的看法,越详尽越好!”
  吕惠卿应了一声,谈了起来……
  王安石端坐在案前烛光下,展开《均输法》,目视、手批、耳听、心决,忙忙碌碌。
  吕惠卿毕竟是一个才智出众,辩才极佳的人物,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观察力的深透和敏锐。他说:“三个月来,我们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震动死气沉沉的朝廷,震动因循苟且的官吏,震动惧怕‘变法’的重臣,震动沉迷不醒的黎民。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我们自己却因此而害怕了……”
  王安石目不旁视、手不停笔,大声称赞说:“好!‘变法’伊始,就是要雷滚九天,惊动鬼神!”
  吕惠卿受到王安石豪气感染,提高声音继续说:“现时,‘均输法’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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