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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代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扌君拾财利,自谓桑、孔复出,相与诱惑先帝。于是制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钱,又驱吠亩之人为保甲,使拾禾耜习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舍祖宗教阅旧制,竟为新奇,朝哺上场,早为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余章,未有不及此数事者,而犹因循不知改辙。议者谓革弊不可仓卒,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募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
奏表上,太皇太后览后大喜,拍案称赞:“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尽罢度新法的要害矣。当公诸于群臣,以张‘革故鼎新’之威!”
于是,一场纷争发生了:十月十六日,早朝,照例在延和殿举行,群臣照例应卯而至。司马光、吕公著、李清臣依然是神情肃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依然是无精打采。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已明显地分为两派,都是个个激愤、目光森冷。五十三岁的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的喝道唱引声中走进延和殿。
太皇太后今日着浅黄宽袍博带,头页两层垂玉珠花,神态庄穆,眉宇间闪动着勃勃豪气。
早朝开始,照例是太皇太后那几句“询政于臣下”的开场白:“诸卿辛劳政务,若有所思,可舒怀奏闻。”
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都慎于言行。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都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章惇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著、李清臣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
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司马大先生请讲。”
司马光叩头站起:“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谏,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啬等人实封诉疾苦者一百五十道。农民诉奏,决非政见所驱,实为苦情难耐。窃惟农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圣主重之。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坐,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帛。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因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及践大位,成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
“保甲法的施行,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浸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棚、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稻之事,几尽废也……
“募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朽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谙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供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兵,‘灵州之失’、‘永乐之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
“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病民伤国之法,乞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乞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
司马光所谈保甲法、免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妻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的静听着,包括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
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尸:“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噢?”
章惇从容谈起:“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徒,且以‘老师’恭称;范纯仁乃司马大先生之密友,二十年前,亦为司马大先生荐举入朝。如此奏举相近相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制之举。”
群臣都傻眼了。章惇以朝制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
章惇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当然,司马大先生公忠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谊。万一他日奸佞执政,援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乞太皇太后深思明断。”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章惇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她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司马大先生,对知枢密院事章卿的质疑,你也可作申辩。”
群臣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光。
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章惇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司马光冷静地借词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章惇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放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侍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废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耶?泻积年之怨耶?伸未展之志耶?报贬逐之仇耶?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中书侍郎张璪立即响应,悲声而号:“司马光,外附忠贞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伊始,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收技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启衅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讪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忧朝廷纷争之再起……”
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张璪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章惇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礼,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议变更法度。”
章惇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将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州、道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将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利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
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章惇挑薄险悍,渔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骛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向刑,斩右趾者弃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末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余,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令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决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赢老抱疾”、棉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B阳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篇十六 登州 汴京
苏轼危迹粗安,惊魂未返 “登州海市”
的瑰丽奇观,飨他以青云直上之兆 “梅花棚”的枯草掩墟,使他心神颤栗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泅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人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追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