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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姆里察的经验说明，也许有一些事情我是有一点能力做的，而且对于国大党是有用的。我已经看出，我在旁遮普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故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人是很高兴的。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他们在这种集会里，讨论和构成提案委员会的议案。只有那些得到领导人特别信任以及他们的服务是为领导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得到邀请参加这种集会。在这种集会上，有时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癖好，一个是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国民大会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为此必须募集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在公众事业中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就这方面来说，我比他差不了多少。我在南非的时候发现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没有马拉维亚吉那种向印度权贵们募集大宗款项的那种无可比拟的魔术。然而，我知道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园纪念堂而向王公们募捐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我所预料的，募捐的主要责任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慷慨的孟买市民捐献了大量的款项，而纪念堂的基金至今在银行里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然而今天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绞尽了脑汁。这三个教派的人不但不能在和谐和仁爱中团结一致，却在那里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如何应用这一笔纪念基金的问题，整个印度都没有办法。
国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人发现了我有把问题简炼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我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时国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他拟定了几条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机构运用的基础，制定这些规章的有趣的历史是戈克利亲自告诉我的。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事务越来越繁重，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些规章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被提出来。那个时候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书记做实际工作，而且还不是专职干部。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照顾国大党的党部，考虑未来的工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非常臃肿的组织，讨论公众的事务很不方便。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绝对的必要进行一些改进。我答应在一个条件下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我明白当时有两个领导人，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应当参与修订党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参加修订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个享有他们信任的人同我一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被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已故德希班度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所以我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第三十九章 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画为救治印度的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万应药膏，那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那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其极度贫困的，在同一过程中也就可以使他们得到自治。就是到了1915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到了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还没有使用织布机以前，我们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这门手艺，于是便在学院里一个一个地把新的纺织者训练起来了。
我们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最后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织布手艺人购买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疋却不是容易可以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买得到的。织布工人所织成的所有的细布都是采用外国棉纱，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就是到今天，印度纺纱厂所生产的细纱也很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到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本国棉纱，唯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购他们所生产的布。我们这样用纺纱厂的棉纱所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中间广为宣传，就使我们自己成为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困难。我们明白纺纱厂的目标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来织布；他们同土布纺织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可奈何的，临时的。我们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觉得很不耐烦。事情很清楚，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纺纱，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无尽的困难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教我们纺纱。我们学院里倒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发现有一个妇女，愿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个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而徒手归来。
光阴蹉跎过去，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的似乎懂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术只限于妇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绝迹了，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事业精神是无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义来说，并不算多。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恐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能够自己谋生，她的需要也很简单。她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身体，无论到哪里去都用不着有人护送。她善于骑马。我在戈德罗会议上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要为我们进行认真而不断的搜寻，找一个纺车，这使我如释重负。
第四十章 终于找到了！
最后，甘嘉朋遍访古遮拉特，总算在巴洛达邦的维嘉埔找到了纺车。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久已把这些纺车当作废材，束之高阁。她们对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可喜的消息传给我，供给棉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乌玛尔·苏班尼（现已故），他立即叫他的工厂供给足够的棉条，这便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我把乌玛尔·苏班尼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便宜。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织厂的棉条，是一个根本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那么当时他们怎么造的棉条呢？心里有了这些念头，我便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悄悄地负起这个使命，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35个卢比的报酬。我那时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甘嘉朋的事业因此意外地发达起来。她又找了一些职工，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于是维加埔的土布不久便出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发展的时候，纺车在学院里已经迅速地占了一席地位。摩干拉尔·甘地还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作了许多改进，非暴力抵抗学院跟着便开始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每码价值17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销，而他们也乐于出这个价钱。
我在孟买虽然害病，却还可以勉力出去寻找纺车。最后，我碰巧遇见了两个纺工。他们每纺一西尔①棉纱索价一个卢比，那就是28个拖拉或将近四分之三磅。我当时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觉得能够买得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价钱一比较，我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不过他们也算做了好事，他们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然而这也已经表明，心理对于生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从事纺纱，不过当时纺得不多。
①印度重量单位，约等于两磅——译注。
在孟买，供应手工做的棉条的老问题又发生了。有一个梳棉工人天天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把他找来，才知道他是弹棉被的。他答应给我们梳棉条，可是索价颇高，虽然，我还是照付了。我把这样得来的棉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作为“叶迦德希”绝食日供献花环之用。许福济先生在孟买开了一个纺纱训练班。所有这些实验花了不少钱，但是那些具有爱国主义的朋友们，热爱祖国的人们，对土布运动都有信心，愿意花这笔钱。所以照我的肤浅意思看来，这样花的钱并不算浪费。它给我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向我们显示了运用纺车的可能性。
我对于自己还没有服用土布这件事觉得难于容忍了。我的“拖地”仍然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非暴力抵抗学院和维加埔所生产的粗布只有30英寸宽，我通知甘嘉朋说，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供给我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我就只好穿用短的土布“拖地”了。这个最后通牒使她大为震动。然而事实证明她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不到一个月，她便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把我从困难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克斯密达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甘嘉朋带了一个纺织工人兰芝先生从拉底来到非暴力抵抗学院，就在学院里从事纺织土布“拖地”。这对夫妻在推广土布的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小。他们在古遮拉特内外带动了一帮人从事手纺棉纱的手艺。甘嘉朋在织布机旁边织布的情景是很动人的。当这个不识字但是沉着的姐姐坐上织布机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致于旁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第四十一章 一场有启发性的对话
土布运动，当时也称为经济自主运动，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引起了纺织厂主们的很多批评。已故的乌玛尔·苏班尼自己就是一个很能干的纺织厂主，他不但以他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得益不浅，而且还使我了解了其他纺织厂主的意见。有一个厂主的议论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极力劝我去看看他，我答应了。苏班尼先生安排了那次会谈。那个纺织厂老板首先开始谈话。
“你知道以前也闹过一阵经济自主吗？”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分治①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些纺织厂主曾充分运用了经济自主运动。当这个运动走上高潮的时候，我们抬高了布匹的价格，而且还作了比这更坏的事情。”
①1911年英国政府为了分化印—穆关系，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决定按宗教信仰把孟加拉划分为二，一为印度教徒的孟加拉，一为穆斯林的孟加拉，因为遭到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搁置，直到1947年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实现这个计划——译注。
“是的，这件事我听人说过一些，而且觉得很难过。”
“我可以了解你是难过的，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值得难过。我们并不是为了举办慈善事业而做生意。我们做生意是为了赚钱，我们使股东们都满意了。一件商品的价格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定的，谁能够限制供求的法则呢？孟加拉人应当懂得，由于他们闹事，刺激了需要量，因此国产布的价格势必上涨。”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孟加拉人象我一样，都是秉性诚实的人。他们满怀诚意地相信，纺织厂主不至于那么极端自私自利和毫无爱国心肠，在国事危急的时刻，出卖国家，甚至丧心病狂，把洋布冒充国产布卖出去。”
“我知道你那相信人的天性，”他反驳道：“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请你屈驾到这里来，以便警告你，不要象这些头脑简单的孟加拉人那样再犯同样的错误。”
讲完了这几句话，那位纺织厂主便向站在旁边的一个职员招手，叫他把厂里产品的样本拿来。他指着样本说道：“你看看这种布。这是我们厂里最新的产品。这一种布销路极广。这是用废布纱头织成的，价钱自然便宜。我们把它推销到北方，甚至远至喜马拉雅山谷。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代理人，就连你的声音或你的代理人永远都不能到达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人。因此你该明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代理人了。此外，你还应当晓得，印度所生产的布匹，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所以经济自主问题，无非是一个生产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大量增加生产，把质量提高到必要的程度，洋布的进口自然而然地就会停止了。所以我要劝告你，不要把你们的运动按照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