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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顺便提一下有关这次婚姻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德兰士瓦的欧洲人结婚注册官不肯为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婚姻办理登记手续。在这次的婚姻中，我做了他们的傧相。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欧洲朋友做傧相，而是因为波拉克不愿意另找别人。所以我们三人一起到结婚登记处去办手续。但是登记官怎么会相信由我充当傧相的新郎新娘竟然是一对白种人呢？他建议延期登记，以便进行调查。第二天是星期天，跟着便是新年元旦，是一个公共假日。凭这么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拖延一个庄严安排好的结婚日期，实在叫人不能容忍。我认识县长，登记处是归他管辖的，所以我便带着这一对男女去找他。他听说有这回事就笑起来了，给我开了一个交给登记官的条子，结婚手续就这样按时办妥了。
直到现在，凡是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欧洲人，都是我们先前多少有些了解的。可是现在有一个完全陌生的英国妇女进入这个家庭来了。我不记得我们和这对新婚夫妇有过什么不同意见的争执，就算波拉克夫人和我的妻子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不过是一些正常的极为融洽的家庭里所发生的事情罢了。而且应该记住，我的家庭应当被认为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种族的家庭，各种各样脾气的人都可以随便加入。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同种和同种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想在这一章里，最好把韦斯特的婚事也一并庆祝了吧。我在这个时候，关于“节欲”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我总希望所有单身汉的朋友都能够结婚。有一次韦斯特要到卢特去探望他的父母，我就劝他可能的话在那里结了婚回来。凤凰村是一个共同的家庭，我们全都被认为已经变成农民了，我们不怕结婚及其通常的后果。韦斯特果然带着韦斯特夫人回来了。她是来自莱斯特的一个美丽的姑娘，出身于莱斯特一家工厂的鞋工家庭。韦斯特夫人本人也在这个工厂里有过一些工作经验。我说她美丽，是因为她内心的美立即吸引了我。真正的美总是包含在心灵的纯洁之中的。同韦斯特先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丈母娘，这位年老的夫人现在还健在。她很勤劳，为人又轻快达观，真是使我们望尘莫及。
我一方面劝这些欧洲朋友结婚，同时还鼓励印度朋友们把他们的家眷都接来。凤凰村就这样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有半打家属来到这里定居下来了，而且开始繁殖起来。
第二十三章 家务一瞥
上面已经谈到，家庭开支虽然很大，我们在杜尔班时即已开始有了俭朴的倾向。但是根据鲁斯金的教训，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住家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检查。
凡是一个律师的家庭所能够达到的检朴，我都实行了。没有一定数量的家具是不行的。内心的改变比外在的改变要大一些。个人从事一切体力劳动的兴趣增加了。因此我也开始根据这种纪律来教育我的孩子。
为了不买现成的面包，我们开始按照库赫尼的食谱自制不发酵的黑面包。普通的细面粉做起来并不好，我们以为用手磨的面粉一定要更加简单、营养而又经济。所以我便花了七英镑买了一个手磨，这个手磨的铁轮子一个人推起来可很吃力，两个人就很轻便了。波拉克和我，还有孩子们就常常磨面粉。我的妻子有时候也帮一手，虽然磨面的时候，往往就是她在厨房里忙于做饭的时刻。波拉克夫人来了以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磨面是孩子们一种很有益的运动。我们从来不强加给他们做这种或其他工作，他们来帮一帮忙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一旦累了，随时可以跑开。然而这些孩子们，其中有几个我以后还要有所介绍，从来没有耽误过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落后的人，但是大部分都干得很起劲。我记得当时很少有不愿意工作或借口疲劳而逃避工作的。
我们雇了一个佣人照顾房子。他象家人一样的同我们住在一起，孩子们也常常帮助他工作。市政厅的清道夫负责倾倒粪便，但是厕所是由我们自己打扫的，从来不叫佣人、或指望佣人去打扫。这对孩子们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结果我的孩子没有一个看不起清道夫的工作，对一般清洁卫生自然是比较注意的。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家里很少有人害病，偶而有之，也总是由孩子们自愿担任看护。我并不是说我对他们的文字教育漠不关心，不过我丝毫也不犹豫牺牲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多少有些理由埋怨我。事实上他们有时也不隐藏这种不满，而我多少也得承认有缺点。给他们文字教育的愿望是有的，我甚至于想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是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下来。由于我没有为他们安排家庭教师，我每天都带着他们徒步往来于事务所——大概要走五英里路的样子。这给他们和我很好的运动。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牵挂，我便利用路上谈话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除了大儿子哈里拉尔住在印度之外，我所有的孩子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办法带大的。只要我天天至少抽出一小时对他们进行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想一定会给他们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文字训练，这一直是他们和我同感遗憾的事情。大儿子常常私下对我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在报上公开表示；其他几个则认为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失败而对我慷慨地加以宽恕。我倒不是为这件事感到悲痛，但是多少有点遗憾的，是自己并没有成为理想的父亲。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文字教育是由于我真诚地、也许是错误地相信是为侨团的服务而牺牲的。我非常清楚为了形成他们的品格，我并没有忽略一切必要的教育。我相信适当地提供这方面的教育，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然作了这些努力，但是每当我的儿子发现有什么欠缺的时候，我确信，他们所反映的并不是由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不周，而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双方的缺点。
孩子们不但继承父母的肉体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的气质。环境固然很重要，但是小孩子开始生活的原始本钱却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我也看见过许多孩子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那是由于他们所继承的是纯洁的灵魂。
波拉克和我常常因为应当不应当给孩子们英文教育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一直认为作为印度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用英语思想和谈话，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的孩子和国家。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出于这些想法，我便决定日常都用古遮拉特话同孩子们交谈。波拉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在糟蹋他们的前途。他始终认定，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象英文这样一种普遍通用的语文，他们将来在生活的竞争中就会比别人占到很多便宜。他这种见解并没有说服我。现在我已不记得是我的正确态度说服了他呢，还是因为我太顽固而使他作罢。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二十年以前，而我的信念却随着经验而加深了。我的几个儿子虽然因为缺少充分的文字教育而吃亏，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本族语言的知识对于自己和国家却有好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象外国人那样感觉陌生了。他们很自然地会了两国语文，用英文讲话和写作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常同广大的英国朋友有所往来，而且他们住在一个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里。
第二十四章 朱鲁人的“叛乱”
我虽然自以为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了，我却没有过过定居的生活。我刚刚感觉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了，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了朱鲁人在纳塔耳“叛乱”的消息。我对于朱鲁人没有冤仇，他们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对于“叛乱”本身是有怀疑的。但是那时我相信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一种真诚的忠心甚至不让我对帝国有恶意的想法。因此这次“叛乱”的是非似乎不致影响我的决定。纳塔耳有一个自卫义勇队，它还在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被动员去平息“叛乱”。
因为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如有必要，我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立即回信接受这个献议。
我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幸亏我在没有写信以前，就把一切必要的安排都准备停当了。我早就决定，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就把约翰内斯堡的家拆散，波拉克打算住一个较小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则到凤凰村去安顿下来。这个决定她是完全赞同的。我不记得象这样的事情，她有哪一次曾妨碍过我的意图。所以省督的回信一来，我便给房东一个正常的通知，要求一个月内退租，有些东西送到凤凰村，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
然后我便到杜尔班去征求队员。我们不需要大队人马，一共只有二十四人，除我以外，还有四个古遮拉特人，其余的都是南印度满期的契约工人，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巴丹人①。
①巴丹人（pathan）是印巴分治以前毗邻阿富汗的部落民族，事实上是阿富汗的一个民族——译注。
为了给我一个职位和便于工作，而且也根据当时的习惯，医务长给了我一个上士的临时军衔，并由我遴选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积极工作了差不多六个星期。我一到“叛乱”地点，便晓得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叛乱”的事情，也看不见有什么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过甚其词地被称为叛乱，是因为有一个朱鲁首领劝人不要缴纳一种向朱鲁人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往收税的军士。总之我是同情朱鲁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后，听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看护受伤的朱鲁人，心里便高兴了。主任医官出来欢迎我们。他说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因此他们的伤口便溃烂起来，使他束手无策。他以为那些无辜的人，得到我们的看护，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绷带和消毒药水等全都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临时医院去。朱鲁人看见我们很高兴。那些白种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想叫我们不替朱鲁人包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便激怒起来，破口辱骂朱鲁人。
后来我逐渐和这些士兵接近，他们也就不再干预了。在这些士兵的指挥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礼上校，他们在1896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我。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道谢。他们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读者千万别误会他们是职业军人。威礼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律师。史巴克斯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马赓志将军则是纳塔耳一个知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是志愿军，因此得到军事训练和经验。
我们所照料的受伤者并不是在战场上受伤的。有一部分人是被当作嫌疑犯抓过来的。这位将军判决他们鞭笞，所以他们便受了重伤。这些人的伤口因为没有人照料，便溃烂起来。其他的都是一些友善的朱鲁人，他们虽然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敌人”，但士兵们还是弄错了，开枪打伤了他们。
除了这一项工作以外，我还要给白种人士兵配药，并分发给他们。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早先在布斯医师的小医院里受过一年的训练。这一项工作使我同许多欧洲人有密切的接触。
我们附属于一支快速队伍。这支队伍所得到的命令是：哪里有危险，便开到哪里去。它大部分是由骑兵组成的。我们的营地一移动，我们便得抬着担架徒步随军而行。有两三次我们一天要赶四十英里的路程。但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总是感谢上帝，使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去做。那些友善而误伤的朱鲁人，我们要用担架抬着行军，并照料他们，给他们当看护。
第二十五章 心的追寻
这次朱鲁人的“叛乱”充满了新的经验，给了我很多进行思考的食粮。波耳战争不象这次“叛乱”这样生动地使我感到战争的恐怖。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同很多英国人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看法。每天早上听见士兵们的来福枪声象鞭炮般在无辜的村庄中乱打，要置身其间，确是一种考验。然而这一口苦酒我是咽下了，特别因为我这个救护队的工作只是给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朱鲁人便没有人照顾，因此我的良心倒得到安慰。
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叫人不得不加以思考。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几个简单的所谓“未开化的”朱鲁人的村落散处在遥远的山岭和夹谷之间；通过这种森严寂静的境地，不管身边是否带着受伤的人，常常使我陷于深沉的思想中。
我想到“节欲”及其蕴含的意义，而我的信念便根深蒂固起来。我跟同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它是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我却清楚地懂得，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少不了它。我觉得我将来从事这种服务的机会一定更多，如果我还是纵情家室之乐和养儿育女，我对工作便不能胜任愉快。
总之，我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就以当前的情况来说，假如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就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不遵循“节欲”的生活，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便不能没有冲突。如果过着“节欲”的生活，那么两者就能完全获得一致了。
这么一想，我便有些急于想立下最后的誓言。这个决心给我一定的鼓舞。同时想象力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使我看见前途有无限的服务的远景。
正当我这样从事紧张的体力和脑力工作时，有消息说镇压“叛乱”的工作差不多快完了，我们不久就可以解散了。过了一两天，我们果然解散了，不到几天工夫，我们全都回到了家里。
不久我接到了省督的一封信，特别为救护队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一回到凤凰村，便迫不及待地同恰干拉尔、摩干拉尔、韦斯特和其他几位讨论“节欲”问题。他们赞成我的意见，并且认为立誓是必要的，但他们也提出了困难。其中有几个人勇敢地实行了，据我所知，有的已经成功了。
我自己也纵身跳到里边去——立下终身实行“节欲”的誓言。我必须承认我当时还不晓得这件事的关系那么重大。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这个誓言的重要性是逐渐明确起来的。我认为，不实行“节欲”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和禽兽一样。野兽生性不知自制；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有自制的能力。从前我认为宗教经籍中对于“节欲”的赞美是太夸张了，现在一天天看得更清楚了，觉得那些赞美是绝对正当而且是根据经验的。
我知道“节欲”虽然充满着奇异的力量，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只限于肉体方面的事。“节欲”始于肉体的自制，但不止于此。到了完善的境地，它甚至不许有不纯的思想。一个真正的“节欲者”，甚至口腹之欲也不敢放纵。一个人在达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