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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全都去世了。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来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亲密的联系。我已成为他们的兄弟，而不仅仅是法律顾问，我和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这些印度人怎样称呼我，说起来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幸而也没有哪个人污辱地叫我“萨希布”①。阿布杜拉赛用了一个很好的称呼——“兄弟”。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喊，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那些当过契约工人的印度人称为“兄弟”，心里头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的。
①萨希布（saheb），乌尔都语，通常为穆斯林尊称，含有老爷之意——译注。
第十五章 黑热病（上）
市政当局虽然收回了这个地区的所有权，却没有马上叫印度人搬出去。要叫他们搬走，先得给他们找到一些合适的新的住宅区，但是这一点，市政当局一时办不到，印度人因此只好还在这个“肮脏的”地区住下去，不同的是，他们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所有权既然失掉了，他们变成了市政当局的佃户，结果呢，他们的环境比以前更脏了。当他们还是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多少还保持一点清洁，即使仅仅是因为害怕法律。市政当局却不用害怕法律！住户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的是肮脏和混乱。
印度人正在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种黑热病，也叫肺炎传染病，比鼠疫还要可怕和厉害。
幸而发生这种传染病的不是这个地区，而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金矿，这个矿区的工人大部分是黑人，他们的清洁卫生是由白种雇主负完全责任的。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做着和这个金矿有关的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突然感染了这种病，一天晚上回到这个地区内他们的信所，而且病得很厉害。马丹吉特先生当时正在为《印度舆论》征求订户，碰巧也在这个地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他看见这些害病的人，心里大为不安，就用铅笔写了这么一个条子给我：“黑热病突然发生，请即来此及早设法，否即结果将不堪设想。请即来。”
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打开一间空房的锁，把所有的病人都安置进去。我骑自行车到那个地区，写了一张条子给城里的书记官，通知他我们为什么占用了这间房子。
当时正在约翰内斯堡行医的威廉·戈夫莱医师，一听到这消息便赶来救护，作了病人的医生兼护士。可是二十三个病人实在不是我们三个人应付得了的。
根据经验，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我们的心地是纯洁的，如果遇到灾难，自然会有人和办法来应付。当时我的事务所有四个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尼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先生，还有一位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卡利安达斯是他的父亲托我照应的。我在南非很少碰见过象他那样肯做事而又听话的人。幸而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把不管有多大危险的事情交给他去办。马尼克拉尔是我从约翰内斯堡找来的。就我所记得，他也没有结婚。所以我决定牺牲他们四个人——叫他们职员、同事、或者我的儿子都可以。卡利安达斯是用不着征求意见的，其他三人，我一问他们，他们全都答应了。
“你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这就是他们简短而甜蜜的回答。
李琪先生有一个大家庭。他也打算投入这个工作，但是被我阻止住了。我不忍心叫他冒险。所以他就在危险区外工作。
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警戒和守护之夜。从前我也曾看护过不少病人，但是从来没有看护过黑热病人。戈夫莱医师的胆量真是有感染力。需要护理的事情并不多：给他们吃药，侍候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床收拾干净整齐，安慰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
这几个青年的不倦的工作热忱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使我格外高兴。象戈夫莱医师那样的勇敢和马丹吉特先生那样的有经验，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而这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人的精神确是不易理解！
就我记忆所及，那一夜我们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一起了。
然而整个事件，除了它的苦难之外，却具有那么大的引人的兴趣，而且对我来说，具有很大的宗教价值，因此我至少得花上两章的篇幅来加以记述。
第十六章 黑热病（下）
市书记官因为我们把病人集中在那个空房里并加以照料而向我表示谢意。他坦白承认市政委员会马上想不出办法来应付这样一件紧急的事情，但答应尽力帮忙。市政当局既然觉悟到责无旁贷，便毫不迟延地采取了快速的措施。
第二天他们拨了一座空的仓库给我使用，建议把病人移到那里，但市政当局不负清扫那座房子的责任。那座房子既凌乱又肮脏。我们自行打扫干净，通过几个好心的印度人的帮忙找了几张床和其他的必需品，配搭成一个临时医院。市政当局派了一个护士来帮忙，她带来了白兰地酒和其他的医院器械，戈夫莱医师仍然总管一切。
这位护士是一个慈祥的妇人，她很乐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很少让她接近病人，免得她受到传染。
我们按照指示经常给病人喝一点白兰地酒。这位护士却要我们象她那样，也喝一点，以资预防，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喝过。它对病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都怀疑。征得戈夫莱医师的同意以后，我把三个不打算以白兰地酒进行医疗的病人，分出来进行土疗法，用湿土带敷在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口上。其中有两个人治好了。其余的二十一人死于仓库里。
这时市政当局正在忙于采取其他的措施。离约翰内斯堡七英里的地方有一所传染病隔离医院。那两个被救活的病人被送到那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并准备把新来的病人也送到那里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工作中抽出身来了。
过了几天，我们听说那个善良的护士也传染上了，而且马上就死了。那两个病人究竟是怎样被救活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传染，实在说不出来，但是这次的经验增加了我对于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加了我对于把白兰地酒当作药物的功能的怀疑。我知道这种信心和怀疑并没有什么牢靠的根据，但是我现在还有当时所得到的印象，因此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
这次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我给报界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指责市政当局收回这个地区以后又不负责清洁卫生工作的罪过，应该对这次疫病的发生负责。这封信使我结识了亨利·波拉克先生；我和约瑟夫·杜克神甫结为朋友，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封信的作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常常到一家素食馆里去吃饭。我在那里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常常每天晚上在这家饭馆里碰头，饭后一起出去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所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看见我那封关于发生疫症的信，在饭馆里又找不到我，因而感觉不安。
同事们和我在传染病发生以后，便减少了食量，因为我早就有了一种规矩，只要有传染病流行，我就吃得很少。所以那几天我根本就不吃晚饭了。中饭也是在别的客人到达以前就吃完了。我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已经通知他，因为我正忙于看护黑热病的病人，我将竭力避免同朋友们接触。
韦斯特先生在饭馆里有一两天没有找到我，有一天很早我正想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却跑来敲我的门了。我一开门，他便说道：“我在饭馆找不到你，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所以我决定这么早来看你，好在家里找到你。好了，我现在就听你吩咐吧。我准备帮忙照料病人。你知道我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的。”
我表示感激，并且不加思索地回答他说：“我不打算要你去做看护。如果一两天内不增加新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自由了。不过却有一件事。”
“是的，什么事？”
“你能不能到杜尔班去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工作？马丹吉特先生多半得留在这里，杜尔班需要有个人照料，如果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一所印刷厂。大概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可以等到晚上再给你最后的答复吗？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件事。”
我很高兴，我们谈了以后，他答应去。薪金多少他并没有考虑过，因为他志不在此。但我们决定每月给他十英镑，如果有利润，也分一点红利给他。第二天韦斯特先生便搭晚上的邮车到杜尔班去了，把他的债务委托给我代收。从那一天起直到我离开南非的海岸，他一直是我一个同快乐共患难的朋友。
韦斯特先生出身于卢特（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农家。他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在经验的学校里和自力更生的努力中，却得到了不少学问。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纯洁、冷静、敬神、爱人的英国人。
在以后几章中，我们还将更多地谈到他和他的家庭。
第十七章 火烧印度居民区
虽然同事们和我都解除了照顾病人的责任，还有很多由黑热病所引起的事情需要处理。
市政厅对于这个地区的疏忽，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可是市政厅对于白种人市民的健康却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保持他们的健康，市政厅本来已经花了很多钱，这时为了消灭黑热病的传染，花钱就象泼水一样。我虽然责备了市政厅置印度人于不顾的罪过，却不能不赞扬它对于白种市民的照应，并竭尽所能予以帮助。我记得如果我不给予合作，市政厅的工作会更加困难，那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调用武装力量来行其下策。
然而这一切全部避免了。市政当局对于印度人的行为是满意的，将来防疫工作也就简单得多了。我用尽一切力量动员印度人去帮助市政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不记得有谁反对过我的主张。
印度人住的地区有人严密把守，没有许可，谁也不得进去。同事们和我都有自由出入的通行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腾出来，在离开约翰内斯堡大约十三英里的平原上塔帐篷住三个星期，然后放火把这地区烧毁。要带粮食和其他应用物品到帐篷里住，自然要费一些时候，在这当中，便不得不派人把守。
人们都很惊慌，但是我经常在那里，对他们倒是一种安慰。有很多穷苦的人常常把一点点节余埋藏地下，现在就得挖出来了。他们没有银行，他们也不晓得可以存储银行。我倒成了他们的银行家了：钱象水流一样地流入我的事务所。在这种危机当中，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劳动收取任何费用。不过我倒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我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很熟。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钱存到他那里。别的银行当然不希罕接受大量的铜币和银元，也有人担心银行职员会拒绝接受来自疫区的钱。然而这位经理却给我一切方便。我们决定所有的钱在存入银行以前必须消毒，就我所记得的，那一次差不多有六万英镑存进银行。我劝那些有能力的人在银行里开固定户，他们都同意了。结果，有些人也习惯于把银存在银行里了。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一列专车搬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里斯普鲁伊特农场，由市政厅公费供给粮食。这个由帐篷构成的城市看起来就象一个兵营。不习惯于这种兵营生活的人对于这种安排自然是感到不安和惊异，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我天天骑自行车去看他们。他们定居下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把所有的疾苦全忘了，开始快乐地生活起来了。每次我到那里，都看见他们有说有笑，欢欢喜喜。露天住上三个星期显然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就我所记得的，居民迁出以后的第二天，那个地区便被放火烧掉了。市政厅一点也不想从大火中救出任何物品。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同样的理由，市政厅还把商场里所有的木料都烧光了，损失大约有一万英镑。采取这个断然的步骤，据说是因为有人在商场里发现了几只死老鼠。
市政厅这次花了很多钱，但是它成功地把疫病的进一步蔓延阻止住了，从而市内的居民重新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第十八章 一本书的魔力
这一次的黑热病加深了我对穷苦的印度人的影响，并且增加了我的业务和责任。我同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变得很密切，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义上的职责。
我在那家素食馆里认识了波拉克先生，就象我在那里认识韦斯特先生一样。一天晚上，有一个青年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上，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是愿意见见我。我请他到我桌子上来谈谈。
“我是《评论报》的副编辑，”他说道：“我看见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时疫的那封信，便很想见见你。我很高兴果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波拉克先生的诚恳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彼此便都了解了。我们对于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意见似乎都很接近。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他有一种知而行之的特点。
他在生活上进行的一些改变不但迅速，而且是剧烈的。
《印度舆论》的开支一天天大起来了。韦斯特先生辟头的一个报告便令人震惊。他写道：“我并不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象你所想象的利润。我甚至担心还要亏损。账目是不清楚的。有大宗欠债应当追回来，但是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需要经过一番整理。不过你用不着为这一切惊慌。我一定尽力把这些事情弄得妥妥贴贴。有利润也好，没有利润也好，反正我要留下来。”
韦斯特先生发现这件工作无利可图的时候，本来很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也不会怪他。其实他还可以指责我，说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告诉他这个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不过我有一种印象，韦斯特先生因为这件事便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受人欺骗的人。我只是简单地接受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没有加以检查，便告诉韦斯特先生可望得到利润。
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不应该随便发表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意见。尤其是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更应该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证实的事情是对真理的损害。我虽然懂得这一点，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容易受骗的习气，这是因为我渴望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干不了那么多的缘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令人难过。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常常引起我的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在意。
我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来信，便到纳塔耳去了。我拿波拉克先生当心腹看待。他到车站来送行，留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阅读，他说他相信我会喜欢它的。这就是鲁斯金的《给那后来的》。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便不忍把它放下。它把我吸引住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是二十四小时的旅程。火车是在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鲁斯金的著作。我在学校的时候，除了教科书，没有读过什么课外读物，献身于社会以后，读书的时间很少。因此我谈不上有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外力的限制，我并没有吃多大的亏�